十年前，我在密苏里的哥伦比亚市完成了《江城》的书稿之后，问一个邻居能不能替我看看这部手稿。之前，我听闻过道格·亨特的编辑水平，但一直没想到竟会如此仰仗于他。十年来，对我在中国写作的所有方面，他差不多都提供了建议。跟其他两本书一样，经过他的慧眼和决断，本书才得以大为增色。我相信，在1999年的时候，道格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进什么。（他也不会意识到，这种关系会令他走上为易安·约翰逊的《慕尼黑的清真寺》和我妻子彤禾的《打工妹》提出编审意见的道路。）我想对道格说的，就是一声“感谢”——感谢他的耐心和大度，更要感谢他和我之间的这份友谊。
在北京的时候，几个跟我关系很近的作家朋友欣然阅读了这本书的初稿。易安·约翰逊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建议，尤其在删减内容方面的建议非常宝贵。迈克尔·迈尔帮助我进一步凝练了全书的焦点——而且，这么多年来，从四川到北京，有他这个志愿者伙伴与我一同旅行，真是妙不可言。另外一个志愿者麦克·高提格，在驾车游的途中伴我走过了好几段崎岖不平的路段。回到北京后，特拉维斯·克林伯格总是十分乐意跟我就各个项目展开讨论（还在书籍的封面上给了我相当不错的建议）。
我深深地得益于石彬伦所作的研究工作。我从没有遇到过像他那样一丝不苟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是他彻底地改变了我对长城的观念和认识。他也校读了本书，我对此非常感谢。至于我曾经摔坏的膝盖，我认为值得。
在三岔，我有幸与郭眯眯同住一套房子。在头几年，跟地方当局打交道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挑战，如果没有眯眯的耐心和决断，我很难想象自己会不会很好地跟他们协商种种事项。是她的友谊让我在三岔居住的日子变成了乐事。我同时也要感谢眯眯在手稿相应部分的细节校对上所提供的帮助。多亏了她，以及阿伦·郭的帮助，我们仍旧在三岔村保留着那套房子——我期待着在今后有机会再与他们去那里同住一屋。
魏嘉生病的时候，我曾对远在美国的三位医生仰仗颇多：特德·斯科特、艾琳·卡凡纳、文森特·P·古鲁恰理。我还要感谢凯瑟琳·迈尔斯提供的帮助，是她给我解释了在中国进行血液检查的复杂细节。以上诸位的专业水准乃无价之宝，但我最想感谢的，还是他们的大度——尽管极其繁忙，他们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当面感谢古鲁恰理医生。不过，我也想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们，即使在他本人跟癌症做抗争的时候，他还抽出时间来牵挂着中国的这个患儿。
本书内容所包含的三部分以不同的方式跟《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所进行的一些项目研究紧密相关。在《纽约客》工作期间，在为写作这几个故事所作的研究期间，我有幸与三位出色的编辑共事，他们是尼克·蓬加藤、丹纳·古德耶和艾米·戴维森。我要感谢戴维·热姆尼克广泛的兴趣爱好，是他令我可以就不同的主题——乡村生活、驾驶、丽水的艺术家、奇瑞汽车、长城等——进行创作。
在我为《国家地理》杂志写作长城故事的时候，我与摄影师麦克·山下一起共事，正是他的热情、活力和灵活性使得该项目充满乐趣。能够与伊丽莎白·克莱斯特共事也是一件幸事，她在中国问题上的兴趣推动了这些项目的不断前进。如果没有《国家地理》杂志的奥利弗·佩恩在项目初期所具有的信念，我不可能进行那次长长的横跨北方的驾车之旅。在我的出版成果尚未显现之前，奥利弗就对我的写作表现出了兴趣，不仅如此，他还让我以开放的心态踏上了驾车之旅——不要预定日程，不要安排访谈，不要限定主题。当我在浙江的时候，他仍旧鼓励我保持这种即性而为。对一个愿意到任意地方去见任意对象的研究者来说，这样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在当今的新闻界尤其难得一见。杂志社的卡洛琳·怀特也是丽水项目的早期支持者。我尤其要深深地感谢克里斯·琼斯为我写的那个故事安排了那么多版面。
我为各杂志写的很多文章都由著名的摄影师马克·粱摄影配图。尤其令我开心的是，我们一起完成了丽水项目——除了在摄影方面的能力，马克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思想，是他令我对浙江那个角落的理解得以不断丰富。
如果没有海伦·张提供的帮助，我恐怕没办法理解三岔村那些古老的地契文书上书写的繁体中文。拉尼亚·霍提供了北京市的四叶草形立交桥地图。J·D·鲍尔公司中国办事处的迈克尔·杜恩先生替我解答了无数的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问题。目前在夏威夷大学的江红大度地向我介绍，我在内蒙古的乌审旗应该同哪些人见面。在我驾车之初，《华尔街日报》的窦长路向我介绍了不少驾车窍门，莉莉·宋则适时提醒我进行各种注册登记。当初对浙江产生兴趣，是因为我以前的几个学生搬到了那个地方，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给我提供了帮助：威廉·杰弗逊·福斯特做了关于浙江省的资料校对的工作，雪莉·赵为我在温州市昌盛汽车租赁公司租车做了担保。《华尔街日报》的崔蓉查找到了有关浙江各工业城镇的背景资料。
对于资料校对，我还十分仰仗于凯瑟顿·张——她非常乐意加班加点地工作，我对此十分感谢。
我还要感谢安吉拉·海斯勒，在她自己绘制王国地图——恺撒和亚德里亚诺的罗马帝国地图——的过程中，抽出时间为我绘制了漂亮的中国地图，伯吉塔对书籍的封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么多年来，海斯勒家族、甘地斯家族和乃贝克斯家族的全体成员所给予的支持让我受益匪浅。
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在为我出版这三本书的过程中，始终安排蒂姆·杜甘做我的编辑。对一个在偏远的地方写稿的作者来说，有这样的始终如一的合作和支持，实在是不小的帮助。简·伯恩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人员，埃里森·洛伦森在本书的几轮稿件编辑（以及终稿编辑）方面进行了相当不错的协调工作。我永远要感激我的代理人威廉·克拉克，自1999年起就阅读我那些不受欢迎的手稿。自那以来，他替我井井有条地打理着所有的出版事宜。
十年后，要离开中国，实非易事。尤其困难的是，要像当初开始这个项目那样，再次带着这个项目上路——两个身处异乡的人，各带一本做了初期研究工作的书稿，在科罗拉多西南山谷里驾车寻找可以安身写作的地方。还好，我们找到了，而且都挺了过来。不管价值几何，在罗格——希尔梅萨之巅，两本关于中国的书籍慢慢初具雏形。令人鼓舞的是，我看着《打工妹》在隔壁房间里一点一点地变得鲜活起来。同样令人鼓舞的是，我们在一起讨论了有关中国的各个项目，探讨了我们同在中国南方的各次研究之旅中所得到的收获。对彤禾来说——我为她所做的研究工作深感敬重，为她的写作深感欣喜。
我最感激的，是我写及的那些中国人。对于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些老乡们——搭车人、外出务工人员、大方的村民们，我没法去感谢他们，但我希望这本书能捕捉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精神。依我看，在北京租车本来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因为“首都汽车”的王先生的话，事情不可能变得如此愉快。在丽水市，我有幸遇到了高晓萌和王爱国，我非常感激他们在工厂事务上对我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态度。陶家人总是乐于与我相处，但我最要感谢罗守云与我结下的友谊以及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专家级专业水准。在三岔，托上帝的福，我结识了魏子淇、曹春梅、魏嘉和魏宗漏。感谢你们让我与你们同住一屋，同吃一桌，感谢你们向我敞开心扉。因为有你们的善良，三岔永远让我有家的感觉。
2009年9月
于科罗拉多瑞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