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人看来，法国还远不是一个移民社会。巴黎已经有了一些由移民而产生的少数族裔。要论视觉上的“异族景观”，还无法和纽约相提并论。纽约人是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可是巴黎人，从心底里，对一些“外来者”大概还是常常不大认账。
很多年前，作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就曾经写过，一个巴黎出租司机向他抱怨说，哪里还看得到什么巴黎人，全是外国人。那个坚决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的司机还埋怨说，那些亚洲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或许他指的还包括犹太人），他们住在巴黎干吗？伯恩斯坦写到，不管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多久，不管他们说着多么流畅的巴黎法语，不管他们在国庆那天唱着《马赛曲》的时候，对法国多么充满爱国情怀，甚至不管他们在为法国而战的战场上是多么勇敢，在这个出租司机眼里，他们还是连个法国人都算不上。
巴黎市一景
今天，相信这样公开抱怨的巴黎人已经不多。在现代社会，文明世界已经达成共识，种族歧视的言论会给言论者本人带来非议。可是，大家好像都有这样的感觉，法国人的特殊骄傲依旧。我记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在校园里，和一个澳大利亚留学生一起，遇到她的一个法国朋友。聊了几句以后，我就想试着练练自己刚学了三拳两脚的法语。结果，我的澳大利亚朋友事后对我说，你可千万别见到法国人就想着要练你的法语。法国人最忍无可忍的事情，就是人家“糟蹋”他们的语言了。我想，操练英语大概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忠告。所以多年过去，我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
法国的外省人
也许，大家都承认，法国人实在是有骄傲的资本。十七十八世纪，法语是远达俄国的欧洲上流社会通行语言。法国的作派，在多少年里，一直是风雅的典范。其实，到了法国才知道，这样的特殊骄傲只属于巴黎。在中国，我们会说，广东人、北京人、上海人，等等，几分天下，各领一方风骚。可是在巴黎人那里，法国人永远只分两种。那就是巴黎人和外省人。
巴黎人也是给大家宠的，谁让全世界都趋之若鹜地一口一个“巴黎香水”，“巴黎时装”，“巴黎时尚”呢。在巴黎，从凯旋门直通卢浮宫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有一家卖手提袋、小背包、小钱袋的商店。所有的产品几乎是一样的浅褐色，相似的图案设计。可是凭着巴黎名牌，卖着天价，还限量供应。居然有企图多买而被拒之门外的顾客，在街上眼巴巴地央求过路游客，替他们进去再买几个。而里面挤着的顾客大多是东方面孔。
作为大都市的巴黎，出现街头乞丐当然很正常。这在纽约也有的是（当然卖艺人不在其列。那是一种工作而不是乞讨）。可是我们在巴黎遇到的乞讨风格，实在和美国不太一样。第一天到巴黎，随朋友去一家超级市场。在街头一个转拐，冷不丁地就见到一个人直愣愣地跪在地上，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以后还看到过几次，有一次是直直地跪在人流湍急的宽阔人行道的中间，就像急流中一块黑色的礁石。在美国那么些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乞讨形式。
在巴黎地铁里，乞讨者则流行发表演说。我们见到多次全部是男性。他们上来之后，为了盖过隆隆的列车行进声，就会很大声地开始倾吐苦水：如何失去工作，家中又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诸如此类。倾诉的内容，与宣言般的演讲风格形成离奇对照。美国的失业者福利和法国比起来，实在差得很远。但是，美国的乞讨者却不习惯于向陌生人大声倾诉。美国乞讨者多是默默拿着一块牌子，常常只是简单写着他们的需要，“为食物工作”。有时加一句，“愿上帝保佑你”。我们想，这大约是一种区域风格或者说地区习惯罢。朋友告诉我，提起这些乞讨者，巴黎人只是不屑地说，“那都不是巴黎人”。
但是，假如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巴黎和外省的划分，倒确实很有道理。
欧洲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是没有什么今天的国家概念的。其实亚洲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今天的我们不再去细想那外族侵略，皇帝上吊，全民亡国的几百年殖民史罢了。不想也是对的，因为历史形成的现实永远是对的。我们今天，假如对历史上的外族入侵所带来的大片塞外疆土之“得”，能够处之泰然，那么，在处理历史上的“失”的一面，似乎也应该更冷静地去思考和理解，更有历史感地处理和对待。
在历史上，法国是一个没法算细账的地方。原来都是一个个小地盘，可是罗马帝国兵士们，哗哗地随着恺撒，如潮水般地涌来，谁也挡不住。一块块小地盘就被潮水扫进了大罗马帝国。恺撒神气地来到这里，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巴黎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上扎下营帐，就成了高卢总督。罗马式的大剧场和浴室，就在这里渐渐盖起来。那个罗马浴场的遗址，就是今天的巴黎中世纪博物馆。过上一阵，历史一个拐弯，罗马人又呼呼地如潮水般退去。土地就又皲裂开来，原来的格局不可能回复，只能分裂成另一番的景观。经过匈奴的冲击和分分合合之后，北方的日耳曼人又横扫下来，被这一波潮水所漫漫淹没的面积，几乎又是一个罗马帝国的规模。所不同的是，当家人已经完全不同，这一次是所谓查理大帝国了。
这还远不是最后的局面。查理大帝的儿子一死（公元840年），三个亲兄弟的继承人立即开仗。结果是查理帝国又一分为三。兄弟三人各持一块。北边的大致是今天德国的疆土，南部的一块相当于今天的意大利，西面的就差不多可以算作是法国了。这还只是在古地图上的亲兄弟分家产，远不是什么今天的国家概念。此后的几次十字军东征，整个欧洲大部被卷入，人们疯了一样精神亢奋地向东而去，又傻了一样疲惫颓丧地原路归来。几个反复之后，那脚下轮番践踏后的土地，怎么可能还是原来模样？
这样的古代“英雄征服”式的思维方式，在欧洲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久久埋藏。就拿法国人来说，连“大革命”都经历过了，这样的古代理想，照样在拿破仑时代死灰复燃，烧遍欧洲。
从十字军东征，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复杂，还不仅仅在于各片大小领土之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戏剧化演变。它还有其运行的双重轨迹，那就是与王室时而平行时而交错发展的宗教线索。政教两路合二为一，这样的纠合缠绕，使得所有的人都在漫长的岁月中吃尽苦头。有权力的分合消长，还有教会领土和王室土地的纠纷，更有宗教战争对世俗生活的冲击。政教的纠葛是复杂的，其后的宗教派别之争也是复杂的，就连天主教在欧洲呈现压倒优势的时候，教廷本身都是复杂的。最能够说明历史上天主教教廷混乱状态的，就是法国的南方小城阿维尼翁（Avignon）了。
我们拜访这个小城的机会，是出现在更南方的港口城市蒙布利耶（Montpellier）。我们多年前一起同学的好朋友，正在那里做短期的科学研究。说是访友，实际上却是给自己涉足一个更陌生的南方法国，找了个落脚点。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对不起朋友。我们闯去，已经邻近她研究项目的终结，正是最忙的时候。我们一去自然只能是添乱。真希望他们夫妇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访美时，我们可以尽地主之谊，予以报答。
游过美国，就会很喜欢欧洲国家的面积规模以及火车设施对于旅游者的便利。我们从巴黎去蒙布利耶，从北向南几乎穿越了法国的一大半。由于是坐快车，只花了四个小时。欧洲铁路有种种订票优惠。我们提前一个月订双人来回票，花的几乎只是当场购票一半的钱。
蒙布利耶也是个美丽的城市。可是，回想在那里的经历，首先想到和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个幽默小插曲。
在法国，到处都有一些街头“活人雕塑”。那是一些表演艺术家。他们或是戴上一个埃及法老的面具，全身一袭金光闪闪的大袍，站在一个同样被涂成金色的“雕塑底座”上，纹丝不动，做“埃及雕塑”状；或是把全身没头没脑地刷成银色，头戴银色矿工帽，手（当然也涂银色）举银色的矿灯，站在银色底座上，做“矿工雕塑”状。总之，花样百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前面放着一个收钱的小罐。只要罐子被行人扔下的钱币击响，“雕塑”就会僵硬地缓缓移动，或是变换“雕塑造型”，或是慢慢地一鞠躬。
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们还看到过一个把自己涂得一身土红色、带着大礼帽的“绅士雕塑”，只是，假如走过的行人不扔钱，“雕像”就会瞪起眼睛，缓慢地移动目光，目光直追“吝啬”的过路客。“绅士雕塑”显得一点不“绅士”。
在蒙布利耶的一条小街上，我们又遇到这么一个“雕像”。他一身洁白地站在狭小的街道中间。似乎恨不得能展开双臂，干脆堵住去路，让大家留下“买路钱”。我们是从他的背后绕过来的。这时，已经有两个女士站在他前面观赏了。其中一个开始掏出钱来，在罐子里发出了好听的声音。我们已经很有经验，停住脚步，因为知道“雕像”要动了。果然，他漂亮地慢慢转换了“造型”。当新的姿势固定的时候，他不像通常的那样完全“僵住”，而是有一个食指向上，轻轻地对着那个刚扔了钱的女士勾动。
她犹豫着走上前去，“雕像”友好地渐渐展开手掌，似乎在邀请一个握手。那名女士终于鼓起勇气，把手放入了“雕像”的手中。手掌在缓慢合拢，握住女士的手，又慢慢送到自己的唇边，轻吻了一下。然后，渐渐送回原来的位置。如此罗曼蒂克的“塑像”令围观者很开心。大家正待散去，却发现这一幕还没有演完：女士的手抽不回来了！这顿时让我想起奥黛丽·赫本演的《罗马假日》。
女士一开始还不相信，没有用力。然后，她加大力度，可是，手还是抽不回来。她放弃努力了，大家都自然地转而去观察“塑像”的反应，可是，他只是“塑像”。石膏般雪白的头部毫无表情，一脸无辜，连眼珠子都不动一动。我正不知道这怎么收场，一名观众突然上前，向那个要紧的罐子里“铛铛”地扔进两个硬币。雕像突然松手了，缓缓地开始鞠躬。大家“哄”地大笑起来，四处散开。
有了蒙布利耶的“大本营”，我们就“四面出击”了，其中就有阿维尼翁。今天的阿维尼翁，是一个对游客最合适的规模，八万人口的小城。相比之下，拥有一个古罗马剧场的小城尼姆（Nimes），由于多出一半的人口（十二万），作为一个步行者的旅游对象，马上就能感觉出尺度有些偏大了。
阿维尼翁至今围绕着一圈五公里长的城墙，城门城塔城垛一应俱全。城外是整洁的林荫道，城内在视觉上却非常丰富，教堂古迹林立。绕到后面，我们隔着罗纳河，可以看到山顶积雪的比利牛斯山，再往后，就应该是西班牙了。这个普通的小古城，在十四世纪一开端，就由于原来在罗马的天主教廷移居此地，而渐渐变得世界闻名。当时的这个小城并不属于法国，就像今天的梵蒂冈不属于意大利一样。可是不同的是，当时的教廷和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种关系并不一直是合作的。在教廷搬到阿维尼翁仅仅几年之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意大利籍的教皇企图开除法王的教籍，却反被法国国王的代理人抓了起来。而此后在阿维尼翁的教皇克勒芒五世，又居然是法王选择的结果。政教纠葛可见一斑。这是教廷非常衰落的时期，自己都争斗不清。在阿维尼翁教廷结束迁回罗马之后，又由于内部纷争，出现了两个教皇并立的局面，其中一个留在罗马，一个又回到了阿维尼翁。两个教廷互不承认，欧洲各国君主也随之跟着“站队”。直到阿维尼翁教廷成立的整整一百年后，十五世纪初，比萨的宗教会议召开，才决定两个都不要，另立一个正宗的。结果，前面两个都不服，拒不退位。没有解决分庭抗礼，反而成了三足鼎立。又过了近十年，才选出第四个教皇，他终于拥有足够的力量，逼着前面三个都退了位。
至于小城阿维尼翁，从十四世纪中叶起，始终是直属罗马教廷的属地，而不是法国领土。直到法国革命中的1791年，法国国民公会下令把阿维尼翁收为法国所有。在那个时候，教廷捍卫自己的属地，有一多半靠的是人们对宗教的敬畏。既然革命打破了敬畏，混乱中要夺一块地实在易如反掌。就像今天的梵蒂冈，那些教廷的兵们都只是仪仗队而已。真有人要攻要夺，是一点经不起的。事实上，在法国革命开始的1789年，当地民众已经在革命的鼓舞之下，冲入完好保存了整整五百年的教廷建筑，掠夺毁坏了几乎全部室内陈设和艺术品。此后又曾被法国人用作兵营。
政教合一时代的中世纪教廷——阿维尼翁（作者手绘）
当我们来到这里，阿维尼翁教廷建筑还保留了一部分。它建造在五十八米高的岩石山上，完全由石块砌筑。仅此保留的这部分，已经非常壮观，不过内部只可以用“空空荡荡”四个字来形容。阳光下，建筑本身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只有顶部金色的圣像，在蓝天的衬映下熠熠闪光。
法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历史悠久。可是真正悠久的是土地。土地上的人是在变化，人产生的文化是在交流的。就像我们常常一口一个西方文明，可是西方历史学家细究起来，连一个法国都要追根寻底，细细剖析，追到最后，只有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各个文化堆积层，而法国本身，却不知迷失到了哪里。而我们一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许是相反，不论是什么，只要进了大致这块地盘，就统统“收归国有”。结果，大而化之，一锅烩就了中华大文化。
法国人当然也不甘心连自己的文化源头都面目不清。可是要抓住，又复杂得一塌糊涂。今天的法国领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归了不同的领主。这个领主可能是个小家族，也可能是外来的“蛮族”统领，也可能根本就是周遭邻国的国王。还有，就是像阿维尼翁一样，是教廷的领地。所以，法国人到最后，就死死守住一条底线。那就是塞纳河上小小的西岱岛，就是从西岱岛发展出来的巴黎。抓住了巴黎，法国就跑不了了。这就是巴黎对于法国的历史重要性。而事实上，在法国最终越来越接近今天的领土规模的时候，巴黎就越来越成为法国的象征（而不仅仅是心脏）。照法国的俗话说，那就是“巴黎一打喷嚏，全法国都要感冒”了。
圣丹尼教堂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