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历史上来看，如果很少有证据能够表明青少年行为和我们所认为的原因有关，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轻易地相信它们，这么执著地坚持它们呢？
虚假地引用苏格拉底、现代青少年大脑（teen brain）一书，以及斯坦利·霍尔新颖的论点不断地盛行着。从这些现象来看，我们很难否认这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希望把青少年行为，特别是我们不喜欢的行为，归咎于一些与生俱来的身体上的原因。与山姆的经历无疑让我愿意这么做，而她带给我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一个人对青少年行为的愤怒程度能够影响他对青少年的判断。实际上，从教科书的作者到有权威的理论家，这些令人不安的行为几乎能够扭曲每一个人的判断，这可能不足为奇。
当然，探究那些导致混乱行为发生的身体缺陷，并非开始抑或结束于青春期。纵观人类历史，主流社会边缘的各种群体，通常会发现他们自己成了这种探究所关注的焦点。几个世纪以来，从19世纪移民到美国的人到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再到美国的奴隶，学术作品将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中那些令人厌烦的问题归咎于他们先天的身体缺陷。甚至就在最近，女性满足男性职场需求的能力受到了质疑，理由是她们可能有先天的认知和情感局限。
这种带有蔑视色彩的倾向在人类理解行为的方式中非常典型，心理学家将其命名为“基本归因错误”。人类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持久偏见，我们愿意把行为归因到个体的先天品质，即便客观证据极为充分地表明人们所处的环境在塑造着他们的行为。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把罪恶归咎于竞争国家的本质；从小的方面来讲，我们没有意识到，配偶的急脾气所折射出的不只是这个潜在的不良倾向，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她们经历了糟糕的一天，或者是因为我们没有洗餐具。如果我们把这种偏见用于那些缺乏社会地位的群体，或者那些不能清楚地表达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的群体，比如青少年群体，那么这种偏见就变得极为固执，极为危险。
大多数父母会告诉你，在那些为数不多的能让他们感到舒服的观念中，青少年大脑不成熟这一观念就是其中之一。“至少，我可以不用认为都是我的错。”一位家长这样告诉我们。然而，这种观念也把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一起锁在了被动性和低期待的牢笼里。如果不良的行为都是由充满激素的大脑所驱动的，那么家长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来让情况得到改善呢？青少年对自己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期待的呢？这种观念会成为一种强大的禁锢，以至于我们会放弃逃离无尽的青春期的想法。
斯坦利·霍尔没能免于这种奇特的人类无知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如果他更仔细地观察书中所描写的那些青少年所处的环境，他会发现，青少年那些混乱行为的大量增长与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呈正相关。义务教育年限的提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青少年的经验。多年以来，青少年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青少年比现在的青少年表现得更加成熟。这一点潜在的危险可能像无尽青春期牢笼里的一包炸药一样。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大脑和激素。虽然我曾经可能否认过这一点，但最终我需要为山姆的行为找到另外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