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会对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如此担心？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他们在研究人的大脑如何加工信息时阐明了解开这个谜题的关键。我们现在看来他们的研究似乎很简单，虽然这在当时足以让他们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创造了“可获得性启发”一词来形容他们所观察到的内容。
人类不像计算机，不会用数学的精度来估计可能性，而是使用启发式的速记方法来进行估计。这些方法对于处理有一定规律性的事件是很有效的。看起来，如果我们意识到一个非常罕见的事件随时随地发生，我们的头脑就可能会极大地高估了这个事件再次发生的概率。不管实际情况是什么，我们考虑得越多，我们意识中就越会觉得它很可能发生。
有线新闻台24小时不断播报发生在青少年身上的可怕而又罕见的悲剧，把这个与可获得性启发结合起来，父母能够在晚上睡着觉的话简直就是一个奇迹。50年前，如果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发生了一起绑架或儿童谋杀案件，在这个区域之外的人都很少知道。从理论上讲，父母有可能知道绑架案，但是由于没有广播反复报道绑架案件所造成的可获得性启发，因此我们并没有给予这种事件更多关注。但是现在，这些事件的细节会在有线新闻广播网上反复播报，结果导致我们在一种担心的文化背景中教养我们的孩子。父母过于高估了那些可怕却罕见事件的风险，尽管人们更大地低估也更少地宣传发生在家中的危险。
我们看佩里的父母，在第1章中，他们描述了自己那个成绩好但得了厌食症的儿子。他们坚持认为在一个“独立”的地方打网球可能非常危险。即便适当的体育锻炼对治疗佩里的焦虑症状、缓解他的压力有令人惊奇的效果。佩里厌食症的严重程度已经接近10%的死亡率，更加讽刺的是，佩里的父母此时却更担心仅有1/40000概率的在学校对着墙打网球而被绑架。1/40000比1/10。显然，学会抑制我们的担心和教养本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然而，即便我们这些研究和分析青少年所面临的风险的人，也可能会陷入这种原始的担心之中。令人担心的另外一方面是，教养悖论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法律和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