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有一辆橙色的自行车，是施文公司生产的“魔鬼鱼”。它的车座是流线型的香蕉座，前轮小，后轮大，车把很高。因为这种车的把手比车座高出许多，骑车的人看起来总像是伸着胳膊的猩猩，所以也被叫做“猩猩把”。这款自行车模仿改装车的设计，在1970年的美国算得上是最流行的款式。正好我快满5周岁了，父母就提前把它送给我做生日礼物，那可是我最值钱的家当了。
不过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它差点要了我的命。
那时候我们家刚搬到佐治亚州的萨瓦纳市南部，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是以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的将军们的名字命名的，比如约翰斯顿、麦克罗斯、厄尔利、斯图亚特等。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尽管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萨瓦纳市民们依然觉得应该用这种方式予以纪念。因为这说明他们虽然失败，却从未放弃自己的尊严，而是坚持抵抗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那时候，我家住在李将军大道330号，一座由我父母临时搭建的泥灰房里。
有天黄昏，我和朋友斯科特·萨特里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探险，发现在皮克特环路靠近约翰斯顿街的位置，装饰着一排木兰花，别的街上可没有这个。我们发现了新大陆！得赶紧绕过去仔细看看！
于是我和斯科特沿着交通繁忙的哈勃山姆大街一路骑车狂奔。由于这条双车道通行的公路将小区一分为二，我们不得不绕个大圈才能转到反方向去。这时，我灵机一动，何必非要浪费时间从李将军大道拐回去呢，只要直接在哈勃山姆大街来个180度掉头不就得了？于是，看着斯科特骑着车晃来晃去地转到了李将军大道，我立刻灵活地在哈勃山姆大街上就地掉头（哈哈！斯科特永远也发现不了我的秘诀！），然后只听得一记尖锐的刹车声——我被一辆迎面开来的轿车撞飞了。
“砰——”
“魔鬼鱼”被撞得一塌糊涂，飞了出去，我本人也差不多散了架，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出去。下一秒，我落了地，整个人压在路中间的黄色标线上，后脑勺还能感觉到路面上残留着太阳晒过的余温。住在街角的波利·梅丁从自家车库冲出来，跑到我身边，我能感觉到她的影子挡在我面前。“安迪！安迪！”她尖叫着，喊着我哥哥的名字，“你没事吧？”
“我是布鲁斯。”我刚说完这句，就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动弹不得。从我的前胸开始，左侧直到脚趾头，右侧直到膝盖，全都打上了厚厚的石膏。从我的右膝盖到左脚还支着一块固定钢板。在这场事故中，我的左侧股骨（人身体上最大的一块骨头）被撞坏了。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只能平躺着。
出院回家后，父母将我安置在卧室里，把所有玩具都堆在一张大折叠桌上，放在我触手可及的位置。我还记得玩具堆最顶层是一年前失事掉入太平洋的阿波罗11号的模型。我妈妈是初中的美术老师，她总想在我的石膏上画点什么，不过直到拆石膏前一天我才让她得逞。那一年的逾越节(1)是在我房间里过的。到了小孩子最喜欢的“找饼”环节（逾越节的时候，大人要把无酵饼藏起来，找到饼的孩子会有奖励），爸爸让我闭上眼睛，托起我的头，把饼藏在了我的枕头底下。
在接下来的38年里，我身上唯一值得关注的医疗事件就是这次骨折。每当我换一位新医生的时候，就会在长篇累牍的病史调查中提及这个，其实我早就没把它当回事了，只有在买鞋的时候才会记起来。那是因为事故后的恢复期正赶上我的生长期，导致左脚比右脚大了半个鞋号。不过，总体来说我挺好的，看起来很年轻，而且很少生病。
更为重要的是，我以走路为生。20多年来，我环游世界，身临其境地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我在日本的农村给初中生讲课，在英国完成研究生的学业，在巡回表演的美国马戏团里扮演小丑，与盖斯·布鲁克斯和其他美国乡村音乐歌手们一同游历美国。而且，最近10年间，我沿着《圣经》的足迹踏遍中东战火纷飞的地区——登顶亚拉腊山，横渡埃及红海，钻过耶路撒冷的洞穴，飞越巴格达的天空，徒步跋涉横穿伊朗。
后来，我写的《圣地踪迹》（Walking the Bible）成了畅销书，与之同名的纪录片世界闻名。我就此成了那个“行走在路上”（Walking Guy）的人。这个称呼令人难以忘怀，并且正好满足了我想要体验人生的愿望。于是在骨折后的第38年，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我与出版商共进晚餐时提出了一个新想法：我要用接下来的10年重访美国历史的进程。我要去追寻美国的足迹。
我要靠自己的双脚走遍美国。
为了这个计划，我们举杯相庆。不过第二天一起床，我去了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纽约医院放射科做全身骨扫描。只有我妻子知道，这建议来自一位我还不太熟的医生。一年前，我们亲爱的家庭医生宣布退出医疗保险计划，并为我安排了最后一次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接下来的10个月我都没去医院做过什么检查，我经常如此。直到这年5月，我终于抽出时间去找了一位内科医生。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为我安排了一些常规的血液检查。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她就打电话过来，说我的碱性磷酸酶指数是235，有点高。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医生解释说，这种酶的变化可能显示出肝脏或骨组织的问题。她推测我大概天生如此，不过还是要确定一下过去的检查结果。于是我立刻给前任医生打电话，发现在上一年7月的时候，我的检查结果是90，很正常。“嗯——”新医生说，“这很怪异，不如我们再测一遍吧。很有可能只是实验室搞错了。”
但实验室没搞错。第二次测试仍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而且同时进行的一项化验排除了肝脏的嫌疑。那就是骨头的问题了。医生认为我不大可能是得了佩吉特病（Paget’s disease，一种老年常见病，症状包括骨畸形、骨痛和关节炎等）。她建议我做一次全身骨扫描，语气并不太严肃。她说：“就是为了安心，我觉得应该没什么。”
纽约医院的放射科在二楼。护士一路领着我穿过走廊中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注射台前。她在我手背上扎进针头，注入放射性示踪物，那感觉像是整个三里岛核电站泄漏的物质都流进了我的血管，冷冰冰的，我嘴里涌上了一阵金属味。接下来要等3个小时，其间还要猛喝水，经常排尿。
午饭后，我被领进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是一个类似长脚蜘蛛的巨型仪器。护士拿走了我身上所有含金属的物品，给我裹上毯子，将我固定在狭窄的工作台上。接着机器启动了，它的巨型托盘缓缓降下来，离我的鼻子只有3~4厘米的距离。骨扫描与X光扫描的原理基本相反。X光扫描是用放射性物质照射你的身体，利用穿越投影形成图像；而骨扫描则是用之前注射进去的放射性物质形成图像。X光扫描只要不到一秒的时间，骨扫描则需要一个多小时。
大概35分钟左右的时候，扫描进行到了我的腿部，这时，放射医师突然从观察室探出头来问我：“你的左腿最近是不是受过伤？”我倒吸了一口气，答道：“5岁的时候，我摔断过左侧股骨。”他点点头，随即走出屋子，消失在走廊中。随后的20多分钟里，我明显能听到他和其他的放射医师就在门外热烈地讨论着什么。接下来，两个放射医师又从多个角度重新扫描了我的腿，但却一直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不禁焦灼起来。他们却说：“你还是等明天问医生吧！”
第二天是周六，医生不上班。我度日如年，几乎什么都做不了，好不容易熬到了周一，可医生似乎还是没法确定：“你看起来不像得了癌症，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还是再做个X光检查吧。”等周二她看完X光片，语气突然就变了：“你的腿部有非正常的细胞增生。”
“你是说肿瘤？”
“所有非正常的增生都叫肿瘤，”她说，“但那说明不了什么。”
尽管如此，她又让我去做磁共振造影。这次我没有等她的诊断，而是把检查结果快递给住在几个街区外的老朋友贝丝，她是一位骨科医师。等回信的时候，我来来回回地在约克大街上徘徊。当最后一缕阳光就要消失在东河尽头的时候，贝丝的电话终于来了。“我看了你的片子，”她说，“我还让我们医院最好的放射医师看了，我们俩的结论是一致的。”贝丝顿了顿，好像在斟酌语句，“你腿部的增生恐怕不是良性肿瘤。”
我站住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在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终于，我反应过来这是一个天大的噩耗。“不是良性肿瘤”只有一个意思。贝丝是在等我消化明白这个推论。
“我得了癌症。”
贝丝开始在电话那头说着什么，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得冲到她办公室去问个清楚。我得让她给我找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我得打电话给我的妻子。
我像是石化了，动弹不得，一屁股就坐在路边的台阶上。那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近40年前，躺在黄昏时分温热的哈勃山姆大街上，知道自己刚刚被汽车撞飞，却还不清楚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现在我身上的肿瘤正好长在那一条腿，那一块骨头，那一个位置上，这绝不是巧合。但我知道，我的前半生一直是在梦想、旅游和行走中度过的。
而我以后可能再也没法走路了。
(1)逾越节是犹太人的新年，犹太民族的四大节日之一，在犹太历正月十四日白昼及其前夜。——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