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要抛下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不同的经历。他们愿意放慢自己的脚步，摆脱一味追求成功的高压轨道，抓住生命的机遇。
这是位于荷兰北部赫斯姆格堡的青年旅社。此时，地下室舞会闹得正欢，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曲震耳欲聋，红色灯光随着音乐的节奏不停闪烁。而我从后门溜了出来，望着护城河外的奶牛场发呆。那是1983年的夏天，我刚高中毕业，参加了一个为期6周的欧洲学生交换项目。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是奶奶资助的，整个旅程包括荷兰、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天是周二，在荷兰。
我不太习惯迪斯科，干脆溜出来在工作人员通道上透透气。没一会儿，我们的领队之一杰夫也出来了。32年前，正是他的父母在佛蒙特州的帕特尼成立了这家安排学生旅行的公司。杰夫是个瘦高个儿，脸庞棱角分明，棕色头发剪成孩子气的锅盖头样式。他变化多端，时而是佛蒙特州喜欢铲粪施肥的农村乡巴佬，时而是见多识广讲法语的大四学生。要知道，他母亲是荷兰人，父亲则在百老汇的舞台边长大。不过大多数时候，杰夫是个淘气鬼，总是喜欢冒险恶搞，他早就发现我这个菜鸟一脸天真又没经验，简直是他实施恶作剧的绝佳帮手。
“你掀过奶牛吗？”他说。
“什么奶牛？”我问。
“奶牛是站着睡觉的，所以如果你能偷偷地从下风处摸过去，就能趁其不备推倒它。‘砰’的一声巨响，奶牛就被掀翻啦。”
我还没来得及想想他是不是在蒙我，就发现我们已经跳进了护城河，翻过了铁丝网，咯吱咯吱地踩过泥浆和牛粪，正在接近某些可怜的打着盹儿的奶牛们。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爱好——旅行。这可是时时有惊喜、刻刻有收获的终生课堂。
起初，我并没有告诉琳达关于“爸爸军团”的想法。要去想象和考虑这种可能性，恐怕只会让她伤心难过、担忧不已。我们应该关注积极的一面，活在当下。不过没到24小时，我就放弃了保密的想法。事实上，从这个念头出现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我们两个人的。真的，这事和琳达息息相关。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维系军团里的爸爸们和女儿们关系的重任就会落在她肩上。
不过，尽管我决定以尊重琳达的意见为主，两个人的意见还是很难统一。“我是喜欢他，”提及某位备选爸爸时，琳达说，“但是他不能代表现在的你。”说到另一位的时候，她又说：“他很了不起，但跟你好像还不太一样。”
由此看来，我们得设定一些基本原则。
第一，不能有家庭成员。这个世界上和我最亲近的男人是我的兄弟，还有大舅子、小舅子、堂表兄弟和各种亲戚。但我和琳达觉得这些男人与女儿们生来就有血缘联系，总会有机会在不同的家庭聚会中见面交流，就不必列入“爸爸军团”了。
第二，仅限于男人。与大多数人不同，我从十几岁起就有幸与许多女性成了好朋友，在我最亲密的朋友名单中，男女各占一半。不过我们商量决定，由于女儿们的母亲尚在，她们更需要的是填补因父亲缺席而留下的空白。
第三，感情的深浅不是靠时间来衡量的。我们认为比较近期的朋友们更能代表现在的我和我对为人父的设想。
第四，要从我人生的每个阶段中选出一位朋友。
最后，要表现出一个全方位的爸爸。
我们没有预先设定爸爸军团的人数，也没有考虑他们是否已为人父，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人能否代表我性格特征的不同方面。就像琳达一直重复说的：“当生活出现问题和挑战的时候，女儿也许会问我‘如果爸爸在的话，他会怎么办’，我需要的是能帮我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那些能够体现我方方面面的男人们。
从一开始，杰夫·舒穆林就在这个名单上。
从我们俩第一次踏入奶牛场起，杰夫和我就变得越来越亲密。他和哥哥最终接手了父亲的学生旅行社生意。杰夫在帕特尼的乡村定居，娶了一位摄影师老婆，生了两个孩子。他当过志愿消防员，也做过行政委员，每天都开着拖拉机在地里四处转悠一会儿，而且，嘿嘿，还要铲粪施肥。
对我来说，帕特尼已经成了童话里的游乐场，那是一个可以砍柴、摘苹果和割枫树蜜的地方。在那里，杰夫的邻居会站在谷仓中，用随身携带的折刀将薄荷糖切成碎片再塞进门牙缝里。在那里，杂货店里买的都是“伯亚迪厨师”意大利面和“哟嗬”巧克力饮料，让我觉得自己像是身处童话故事里。那是我每次失恋或遭受打击时都跑去疗伤的地方。
而杰夫从我长大成人的夏天开始，就成了我的铁哥们。他是我的野营辅导员：跟我比赛谁先跑到山顶；把我扔进湖里；为了击中一只从树后蹿出来的鹿，他差点拿枪在我的脑袋上开了个洞。他是我的人生教练：鼓励我出国留学，催促我和琳达结婚。他是我的老大哥，我永远的榜样，我心甘情愿地崇拜他，因为他值得。
在我病倒后，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假期，杰夫每天都给我寄一张明信片。他发誓说他会一直寄下去，直到我好起来为止。
杰夫身上有一种混合的特质，是我希望传递给女儿们的：一方面，他理解邻居的真正价值，懂得与人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半生都行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一切都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杰夫可以让女儿们见识到如何参与团体活动，让她们学会与人相处的诀窍，在广阔天地中体验自己的人生。
杰夫能教会她们如何开始人生旅程。
于是，在病情确诊几周后，我和琳达准备好车，带上女儿们，从91号公路直奔佛蒙特的农场。那个下午，杰夫带着女儿们坐上他那辆约翰德尔牌的拖拉机兜风，任她们去追四散奔逃的猪群。后来，我和杰夫开车去了某个废弃的谷仓，从那里可以望见一大片苹果园和远处的青山。我俩摆了两把海滩椅，坐下。我说：“我能做的也就是给你读一遍这个。”然后，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读自己写给爸爸们的这封信。眼泪让我的声音哽咽起来，几乎说不出话。
你愿意替我做她们的爸爸吗？
你是否愿意替我，传递我的心声。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突然瞬间老去，也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当我从信纸上抬头望进杰夫的眼睛时，发现他整个人都僵住了。我知道，是我的痛苦让他如此烦扰，我很难过。
信读完了。眼前的美景仿佛褪了色。大地似乎变成了墓场。我们两个行者被推到了不属于我们的所在。
杰夫说：“好。”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是在回应我信中的请求。“我感到非常荣幸，”他顿了顿，说，“但我一向不善言辞，我比较擅长以身作则。”
从那一刻开始，“爸爸军团”的构想不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也不再只属于琳达了。
杰夫也成了其中的一分子。
这个想法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
1949年夏天，刚结束欧洲旅行乘船回国的乔治·舒穆林还是帕特尼高中的语文老师。一天晚上，暴风雨袭击了“新阿姆斯特丹”号，大部分乘客都躲回船舱睡觉去了。“就连船上吧台的酒保也被晃得反胃了，”杰夫解释说，“我爸到处找人一起打牌，其中一个后来就成了我妈。那时候她还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她不晕船，也知道怎么打桥牌。”接下来的那个暑假，这两个人在巴黎共同度过了一周。第二年，乔治所在学校的校长建议他们两人领一队中学生去欧洲旅行。不过，两个人必须先结婚，否则可就成了反面教材。那时候他们相处的时间全部加起来还不足10天。
“那个暑假，他们一起做了许多有趣的事，很快就发现了体验式学习的价值和意义，”杰夫说，“那也成了我们家庭哲学的核心。在社会群体意识中成长，学习的关键就在于全方位，全身心的投入。”没过几年，凯蒂和乔治开设了帕特尼学生旅行社，不久就成长为能接待几百名学生的公司。杰夫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在出生后就被父母塞进了这个家族产业。杰夫说：“我爸总是开车去纽约亲自送走每一批学生，他还要在中央公园南边的巴比松广场酒店发表一番演说，每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房间后面四处乱跑。”
“他都说些什么呢？”
“他会说明我们这次旅行和一般旅行团的区别：每个人在旅途中都会被安排坐在陌生人身边，而且绝对不走寻常路。我们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要和当地人家同住，要做些并不那么享受的事儿。我爸说话的样子和语气都有某种庄严的意味，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单纯的游玩找乐子，而是一次严肃的文化体验之旅。”
杰夫从上大学开始，就被父亲要求去当旅行的领队。他本来就极具语言天赋，又有着男孩的冒险本能，做这个简直是手到擒来。“当然，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他说，“但我也会在某个路口左转，穿进不知名的小巷，让孩子们自己探索巴黎的另一面。或者让他们晚上骑自行车去布列塔尼的海边，生起篝火，和当地的孩子一起玩耍。”
“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呢？”
“问问出去旅行过的人，大家都会说，最有价值、最具纪念意义的经历，往往是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想想看，雨天，天气糟糕得要命，你起了个大早去博物馆，希望能排在第一个进去。到了才发现博物馆不开门。于是你转念一想，四处看看，发现了一家小得可怜的咖啡馆，只有老人们在下西洋棋。你点了杯热可可，在旁边坐下，和他们聊起你的生活，他们也和你分享他们的人生。然后你们之间就有了某种联系，那是你从未预料到的。比起参观博物馆、读游览手册、听导游讲解，那才是更具价值、更有意义的经历。”
1983年我递交旅行申请的时候，杰夫正在准备自己第三次帕特尼领队之旅。
“你是我实践体验式学习的最佳搭档。”杰夫回忆说，“首先，你是第一次旅游，什么都不懂；其次，你申请材料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喜欢交际的人’。每一次，我刚想到一个疯狂的主意，你已经跃跃欲试了。我天生是个拘谨的人，而你正好相反，整个世界都是你的舞台。如果我想让大家唱起歌来提提精神，你就会立刻支持，不一会儿的工夫，我俩就唱起福音歌，而其他人也陆续加入进来。我们通常都在做些疯狂的事，比方说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脉那回，因为懒得迂回绕‘之’字形，就干脆从小路爬陡坡上山。”
我告诉杰夫，关于那个夏天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一向守旧、顺从他人的我，竟然做出了一系列搞怪捣乱的行径。比如在荷兰掀奶牛；在佛罗伦萨的停车场，把一辆小汽车抬起来调转了个方向；偷偷溜进巴黎歌剧院，冲刺般跑过那里的地下通道，寻找着《歌剧魅影》里虚构的一切。我问杰夫这些经历意味着什么。
“它们说明我当时的领导方式是多么不成熟！”我们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的哲学就是：去冒险，做些荒唐事。我们本不该出现在巴黎歌剧院的后台。但如果真被人抓着，那也只好说我俩就是想要进一步认识一下世界。如果我们当时被赶出去了呢？那就成了传奇经历，正好留着将来讲给儿孙们听。所以，抓住机会吧。把汽车转个圈，去偷袭奶牛。”
第二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发生在荷兰的格罗宁根。根据旅行安排，我要在那里和一家当地人住一个星期。第一天晚上，我吃到了令人惊奇的一餐：鱼肉、土豆和酸奶，全是白色的。晚饭后，他们一家回自己房间看电视，我进了厕所。只是有一个问题：我搞不懂怎么冲水。没有把手，没有按钮，也没有拉绳，于是我决定手动冲水。水箱很高，几乎接近天花板。我站在马桶盖子上，努力伸手够水箱，就在我刚要揭开盖子的时候，敲门声响了。
“你还好吗？”有人问。
“嗯，我很好！”我唱着说。
一家人又退回起居室里，只有这家十几岁的女儿靠近门口，小声说：“拉管子！”那个晚上，我是哭着睡着的。接下来的一周，我每天骑着车探索附近的沙丘，在肉店的地下室里帮忙把肝泥塞进肠衣做成香肠。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已经和这家人打成一片了。要走的时候，这家的女儿和她的朋友竟然举着美国国旗，到火车站唱《星条旗永不落》为我送别。
“这个故事会让我爸感动得流泪。”杰夫说，“这就是我爸在中央公园演讲的关键点：‘这一切并不容易。我们得调整自己去适应。但我要你们挽起袖子，走到地下室去，把肝泥装进肠衣。做个行者，而不是观光客。’”
“那什么才叫‘行者’？”我问。
“行者要抛下自己熟悉的生活，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不同的经历。他们愿意放慢自己的脚步，摆脱一味追求成功的高压轨道，抓住生命中的机遇。他们愿意打破家中一成不变的种种规律习惯：吃什么、何时睡、怎么洗漱。”
杰夫接着说：“行者会去看看村子里做奶酪的，过一会儿再到谷仓里的时候，胳膊肘上可能还沾着刚才蹭的乳清；或者睡在坦桑尼亚的脏地上，用蹲坑厕所，每次看见虫子的时候都大叫一声，然后意识到那些得拎着水桶走上数里地取水的当地人和你一样，甚至比你更快乐。行者还可以出现在阿富汗的某个欢迎仪式上，吃下无法分辨的食物，哪怕后来发现那是用羊的胃做的，也能明白那是当地人因为喜欢和你交流而特意宰的羊。”
不知不觉中，暮色西沉，已近夜晚。我们的家人还在等着呢，我和杰夫从躺椅中坐了起来。
“假设，再过10年，”我说，“我们还去巴比松广场酒店，我们的女儿即将开始第一次海外旅行。你也有了当初你父亲的威严和气势，而我，我已经不在了。”有那么一秒钟，我的声音又哽咽起来：“你会和女儿们说什么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想我会这么说：‘姑娘们，你们来自一个开放式的家庭，你们家的传统观念是支持和鼓励你们努力学习，你们也会有很多机会去见识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次旅行当成小孩子第一次进泥水坑的过程。你们可以俯下身去，看水中的倒影，也可以伸出手指搅动一下，弄出点波纹。甚至可以跳进去，溅它个稀里哗啦，感受一回，品味一下……’”
再一次地，杰夫的眼睛闪着当年我在荷兰城堡里见过的那种神采。那时，他就是带着那种表情说：“走，我们掀奶牛去。”尽管最后我们并没有真去掀奶牛，尽管从来没有人掀过奶牛，尽管奶牛根本就不会站着睡觉。
“姑娘们，我会赶你们跳下去的。”他说，“而且我希望你们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