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妥协，改变原来的我，融入他们；要么就坚持做我自己，不理会旁人。我最后决定，让他们说去吧，我要做我自己。
一切都从一场徒步开始。那是1983年的耶鲁大学，在开学前的那个周六，一群大一新生聚在宿舍前，准备集体远足，去看新赛季的第一场橄榄球赛。其中有一个表现活跃的男孩儿，留着嬉皮士风格的卷发，穿着短裤。他个头瘦小，有点书呆子气，因此以前在爱荷华州没少受欺负。不过他很聪明，小时候下国际象棋就能赢过成年人，他妈妈老爱在朋友面前炫耀这个。至于当时的我嘛，穿着整整齐齐，比他高30厘米。在我长大的环境里，人们认为喝一杯可乐朗姆酒比读《杀死一只知更鸟》酷得多。不过，尽管如此，在这儿我们俩都一样，都是新人。
我们一大帮人出发前往体育馆，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俩忙着谈天说地，根本没顾上理会别人。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那种命中注定、毋庸置疑的感觉，这个人会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很快我就意识到咱俩是天生一对儿。”25年后，马克斯这样告诉我，“可我一直很好奇，你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从哪儿来的？不管怎么说，你不是我，你爸可没有在你3岁的时候就吞枪自杀。”
从那个下午开始，马克斯·斯蒂尔就一直不曾离开我的生活。当然我们不是每天通电话，但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之间始终都保持着联系，最长间隔不超过两星期。大学里我们做了两年的室友；大一学年结束后，我们当了两个月的背包客，从新加坡一直玩到北京。旅途中，我们在印度洋被水母蜇，在长城上向外撒尿；因为马克斯坚持穿着跨栏背心和人字拖鞋，我们还被人从豪华饭店的大堂轰了出来。
那个夏天，我俩约定在50岁的时候还要一起到亚洲去，带上自己的家人，还去这些地方。到时候谁更有钱，谁就埋单。
夏天过了一半的时候，我和马克斯到了泰国北部，正打算和两个新西兰来的漂亮姑娘一起去骑象旅行。在青春期男孩儿的心目中，这将是一场梦幻之旅。可是，旅行开始前的那天晚上，我俩狼吞虎咽了一顿鸡肉、小玉米和冰激凌圣代的大餐，之后马克斯感到胃不舒服，冲进了厕所。不一会的工夫，他吐得到处都是，四肢瘫软，倒在卫生间的地板上颤抖着。当时我唯一想得到的办法就是：给他冲澡，用床单把他裹起来，背到最近的医院。接下来的三天，我们没有骑象，没抽鸦片，也没了艳遇。我在急诊室病房打起了地铺，左边是马克斯，右边是一位临终患者，那位患者的家属甚至在病房角落里给他做了个佛教的神龛。
20多年后，我成了倒在浴室里的那个，呕吐、颤抖。而马克斯丢下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我的床边。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共有的某种残酷的联系：马克斯的爸爸在他3岁的时候死去，而现在我的女儿们也刚好3岁。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男人，从小就在我最害怕的环境中长大。
马克斯·斯蒂尔家的男人总是英年早逝。他爷爷13岁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不得不推着小车卖水果养家糊口，后来自己也没来得及看儿子长大成人就去世了。马克斯说：“我爸爸是独子，而我奶奶又对他有强烈的占有欲。她还很悲观。我6岁的时候上过一个儿童秀的节目。主持人问我：‘你知道奶奶为什么爱你吗？’我本该给出一个讨人欢心的答案，但……我说不出来。那也是我表演生涯的终结。”
“那答案应该是什么？”我问。
“根本就不需要有答案。长辈爱你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就是爱你，这就是亲子关系的实质。但很遗憾，对我来说，现实比较残酷，我一生中这样的经历寥寥可数。”
在1969年的秋天，马克斯的爸爸赫伯特还是个骨科医生，很有魅力，对3个孩子也很严厉。“他是个聪明人，野心很大，很想成功，所以把自己逼得很紧，”马克斯回忆道，“他那个时候在做智能激发的研究，需要寻求资金支持。每天入睡、醒来、工作和休息，他都要靠药物辅助。他想成为超人，但最后却精神崩溃了。”
最后，他们的管家在位于洛杉矶的都铎式住宅的车库里，发现了赫伯特。他手中拿着一把枪，心口开了一个洞，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马克斯的妈妈把他从幼儿园接回来，告诉他：“你爸爸死了。”14年后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仍然相信妈妈对邻居们所说的：这是一起意外。
“其实我妈是在等我们问，”马克斯说，“我觉得这样做也没错。对我来说，最戏剧化的就是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甚至不记得爸爸的样子。现在每当我想起自己的孩子，一个3岁，一个4岁，我就会问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们才会在记忆中保有爸爸的印象呢？’我相信自己在很多方面一定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但我就是想不起来。”
“你有什么纪念物吗？”
“我不是个善于保管东西的人，”他说，“保险箱里好像有只他的表。但说实在的，对我来说，什么东西也没法代表他。我所知道的他的故事，都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他很爱开玩笑，很忠诚，好奇心强，和我一模一样。”
我曾说过，生病后的麻烦事之一，就是女儿们还没长大，还不懂得死亡的含义。“我遇到过一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士，”我说，“她告诉8岁的女儿：‘爸爸去世了。’女儿说：‘嗯，我知道，可是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呢？’你小的时候真的明白去世的意思吗？”
“我6岁的时候，经常做噩梦，”马克斯顿了一下，吸了口气，说，“其中有一个真是很难说出口。”他眼圈儿红了，痛苦扭曲了他的五官。“在梦里，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我爸就站在门口，好像刚从坟墓里出来，像个僵尸。而我不想看到他。”
“你觉得这些梦代表了什么？”
“我觉得那象征了我的矛盾心理，”他说，“一部分的我需要爸爸，但另一部分却害怕他。这两者之间的冲突非常强。”
“那比方说，10年后，泰碧和伊甸过来问你：‘你是我们爸爸最亲密的朋友，咱们有一样的丧父经历。你说，我俩该怎么办呢？’”
他思考了一会儿。
“我会从你对她们的爱开始。我亲眼所见，女儿的诞生让你多么欢喜。你是个多么好的爸爸。我总觉得，为人父母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孩子沐浴在爱中成长。我会让你的孩子感受到爱的。”
“那她们该如何应对失去父亲的痛苦呢？”我问，“应该面对它？还是淡化它、让它过去？”
“恐怕你没法淡化它，”他说，“那已经成了你的一部分。所以你不得不直接面对它，并且会经常如此。犹太人的传统是每年都要纪念逝者，这很有效。我每年都哭一次。我祈祷着，念着悼文，说着说着那种情绪就又回来了，那个伤口还在那儿。”
“但同时我也会做些别的事。我会给她们讲故事。当你失去某个人的时候，这种丧失本身就成了最深刻的记忆。你需要建立可以与之竞争的回忆。‘我们一起来过这里，做过这件事；他带你去过那儿，做过那件事。’这么做，可以帮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声音，这样，就把负面的悲伤转化成了正面的力量。”
在和马克斯促膝长谈之前，我翻看了那个夏天在亚洲旅行时的日记。我年轻时候的笔迹真是龙飞凤舞，让人汗颜。除此之外，最让我吃惊的是，当时我在字里行间显示出对他的敌意，其中部分原因恐怕是我的不安全感。那时候，马克斯比我要更加自信、独立，这让我很困扰。但也有部分原因是他的缺乏弹性所致。他必须要在早上7点之前喝杯橙汁；他教训中国人应该注重服务意识；他喜欢不停地说他的瑞士军刀比我的好得多。
5月30日：马克斯今天让我不爽。
6月8日：今儿晚上，马克斯把我惹毛了。
7月8日：马克斯作为朋友可算不上体贴。
旅途中，甚至有3天，我们两个是分头各自行动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作为室友恐怕不太合拍。马克斯喜欢早睡早起，我却正好相反。每天早上，他坚持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而我会吃隔夜的馅饼。马克斯整洁得像有洁癖，我也就勉强算得上干净。我俩在某个时刻还一起看过电影《不是冤家不聚头》，而且是中文配音的！
但也正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些考验，友谊才如此牢固。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从不记仇，留下的只有像长城一样坚固的友情。马克斯是我的“紫心勋章”，就像是说：“我和这个人并肩上战场，受了伤，但又一起活下来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伤害过彼此，但这种紧密的联系最终让那些伤痕消失无踪。
我想要马克斯告诉女儿们那些伤痕的由来，告诉她们这两个傻小子当年刚离开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能将展示给我的那些价值观同样传授给伊甸和泰碧。他是一位忠实可信的朋友，总是关心我努力追求的过程，而不是我最终取得的成果。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终其一生都投入奉献，造福他人。他是一个自重自爱的人，永远都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偏信盲从，与他人同流合污。
马克斯能教会她们如何生活。
当我向他询问那些价值观的形成来源时，他回答说：“那要追溯到我青少年时期在爱荷华被人欺负的时候了。当时，我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妥协，改变原来的我，融入他们；要么就坚持做我自己，别理会旁人。我最后决定，让他们说去吧，我要做我自己。”
正是由于这种自我意识，马克斯成了我所见过的最专心、最有效率的人之一。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是优秀大学生荣誉协会的成员，后来又为最高法院工作过，还给总统做过幕僚。他开设并管理公益机构，鼓励年轻人进入公共服务部门工作。马克斯充满自信，追求平等，他的妻子弗洛伦斯·潘是美国第一位亚裔法官，马克斯让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扎克瑞随母亲姓潘。
“对我来说并没那么复杂，”他解释说，“弗洛伦斯家里没有男孩儿，对她父亲来说，继承香火有重要的意义。老实说，我真不觉得有什么合法的理由让孩子随父姓不随母姓。再说，我们的第二个儿子诺亚就跟我姓嘛。”
“你一说，这事听起来好像成了逻辑问题。”我说。
“我觉得这是平等的父母权利。你和别人结婚了，就得学会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有些事我做得好，有些事弗洛伦斯做得更好。这与我们的染色体是不是XY可没什么关系。”
“你这种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一部分是文化背景的缘故，”他说，“你也是吧。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这与幼年丧父也是有关系的。正因为我没有享受过父爱，所以我更看重为人父的责任。对我来说，身为人父最好的一点就是，虽然孩提时没享受过多少童年时光，但我可以在做父亲的过程中重来一次。”
在马克斯说这些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未听到过他这般平和满足的语调。这个失去了父亲的男孩儿终于成长起来，有了自己的孩子，他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那天早上来看我之前，他和扎克瑞一起种菜。那天晚上他在电话里给诺亚讲故事，讲着讲着，就真的因为海盗偷走了宝藏而着急起来。那天晚上，他依旧穿着跨栏背心和人字拖鞋。或许这就是马克斯最大的成就，他现在依然会被亚洲的豪华饭店踢出门去，因为他还像个孩子一样。
“假设咱俩够幸运，还能在50岁的时候去亚洲，”我说，“这中间的30年我们做了点什么呢？”
“首先，咱们到时候一定能去的，布如苏（Bu–ru–su），”他用日语的发音叫着我的名字，“我想答案就是这30年来我们对彼此的爱更深厚了。当然，这么多年来咱俩一直互相交流人生经历，彼此了如指掌。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需要分享喜悦的时候，好朋友总是在的，他会为你举起一面镜子，让你看清楚自己的样子。”
“那咱们还去豪华饭店吗？”
“要是非要我穿长裤，就不去，”他宣布，“要是不让穿人字拖鞋，也不去。”
“人字拖鞋有那么重要吗？”
“这不是鞋的问题，”他说，“这就又回到了我先前说的自主性和融入性的哲学问题了。我要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在蒸笼一样的热带天气里，我可不想穿得跟个粽子似的。”
他刚说完，我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候初次遇见的那个穿短裤的卷发男孩儿——书呆子，孩子气，随时准备在棋盘上取得胜利，把对鞋子的品位发展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不管在哪儿，都要做真实的自己。不管去哪儿，都别忘了自己的人字拖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