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相信“玩物丧志”，

我则相信“玩物不丧志”，甚至“玩物长志”。

我们鼓励女儿玩，也和她一起玩。

孩子往往能从玩儿中自发地生出志向，

学业上你自然可以少操些心。

“起跑线”之争：未满6岁该不该读小学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当今中国父母的教育信条。当然还不仅如此，许多父母，其实是千方百计地帮助孩子“抢跑”。

几年前，教育部为义务教育的年龄限制“松绑”，准许未满6岁的孩子到小学就读的消息被广为报道，但一天后教育部就出来辟谣，称仍将严格执行孩子满6岁才能入小学的政策，虽然个别情况可以个别处理。这一波三折的新闻，体现了这一“小”问题的复杂性，更透露了这个“小”问题背后中国公众在教育问题上的“大”心理。

孩子未满6岁是否该读小学？这要看你听谁说了。不少在九十月份出生的孩子家长认为，孩子就差一两个月甚至几天的时间就到6岁了，很期待他们和同龄的孩子一起上小学。然而因为入学年龄的门槛，他们不得不重新回幼儿园复读，不仅耽误孩子上学的时间，而且容易挫伤孩子的积极性。北京西城区一所小学的校长则认为，幼儿园以养为主，小学以教学为主，孩子上学太早，可能会“揠苗助长”，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发展。年龄不够，还是待在幼儿园更好。网上的意见则是一面倒了。新浪网的调查显示，大约75％以上的人对“孩子因不够年龄回幼儿园复读，耽误上学时间，挫伤积极性”的说法表示赞同，只有不到20％的人赞同“揠苗助长”之说。可见，中国人的主流观念还是觉得早上学为好。甚至还有为了让孩子将来在9月1日前满6岁早上学而提前生产的极端故事。

这不禁让我想起最近在美国大为走红的畅销书《异类》，此书已经有了中译本，读者可以参考。书中一开始就考察加拿大的职业冰球运动员，发现其出生年月都集中在年初的几个月，作者还考察了欧洲一些职业足球俱乐部，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的学校体系以年底划线，1月1日出生的孩子，被算成是比头一天（即上一年的12月31日）出生的孩子要小1岁，只能到低一年级的班里去。

这一天差1岁或一个年级的区别对谁有利？《异类》的结论是：对晚生的有利。一月出生的孩子，比同年12月31日出生的孩子几乎大1岁，却在同一年级。这1岁之差对二十几岁的人当然无足轻重，但对七八岁的孩子则非常重要。一年的时间，孩子在体能和智力上都成熟了很多，表现也会好得多。这样，运动队挑人时，那些年初出生的孩子仗着将近一年的年龄优势捷足先登，他们不仅信心足，而且更受教练器重，也有更多的表现机会。结果是，这些人越来越优异，最终成了职业运动员。因为大一天而早一年上学的，则在起步阶段就被淘汰，丧失了表现的机会，不仅没能“抢跑”，反而真正“输在起跑线上”。

体育是如此，一般功课也不例外。究竟是17岁还是18岁上大学无关紧要，但是，上哈佛还是上个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则有天壤之别。美国的家长们早知道这里的门道，所以千方百计拖延孩子的入学时间，让孩子从小在班上出人头地、建立信心，指望这势头在申请大学时带来优势。中国家长则事事怕自己的孩子落后，觉得一旦和晚一年出生的孩子一起上学，自己孩子的积极性就会被挫伤，上学时间也被耽误了。

其实，刻意让孩子早上学或晚上学，都是对教育竞争的过度反应。孩子们不可能在同一天出生，不管怎么安排，都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处心积虑地“抢跑”，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美国的家长注重孩子的信心，希望自己的孩子年龄大些，能占其他小一点孩子的便宜。他们口口声声不要把孩子比来比去，其实自己早就开始偷偷地比起来了，只不过希望比的结果对自己的孩子更有利而已。记得在耶鲁读书时，在校报上看到一轮教学问题的讨论，有些本科生抱怨教授绕开常规的研究生助教，录用另一些低年级本科生当助教。这些本科生助教看面孔明显比自己小，在那里给自己答疑、讲解课堂内容，让高年级的“老大”情何以堪，结果闹得许多学生干脆回避去问助教问题了。雇用本科生的那位教授马上投书回击：“孩子们，你们上了大学，该是长大的时候了。在成人世界，你经常发现你的老板、比你懂得多的老师，是比你岁数小的人，他们领导你是天经地义的。别以为你还生活在妈妈的庇护之下！”这位教授指出了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的问题：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特别是人为地创造“有利”环境、让孩子靠着年龄优势而出头，已经使许多孩子丧失了适应正常环境的能力。中国的家长则往往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希望自己孩子学什么都比其他孩子早一点，靠着早出发而先声夺人。可惜，如果孩子因为自然的发育阶段问题，比大一点的孩子学东西慢，进而觉得自己天生不如人，丧失了信心，这岂不是弄巧成拙吗？我在这里帮助走这两种极端的家长互相观察一下对方心里的算盘，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盲点。

我女儿是6月出生。美国的学校往往是以8月31日划年级线，她在班里自然属于小的，但并不是年龄垫底的。她智力发育比较快，学习比大一点的孩子也轻松不少，在这方面不存在信心问题。不过，因为她身体在同龄人中就是袖珍型，生日晚就更吃亏，在上学头几年确实有信心问题。这一点，我后面再讨论。我在这些问题上，从来不斤斤计较。孩子就是孩子，那些智力早熟一些的，也是能多玩就想多玩一会儿。特别是在中国，他们怎么会因晚上学、晚受应试教育的煎熬而“挫伤积极性”？这还不是家长的灌输？！我们在美国养孩子，入乡随俗。女儿虽然智力发展稍微超前些，我们还是会鼓励她和小一点的孩子玩，这并不会耽误她的学习时间。恰恰相反，照顾、管理小弟弟和小妹妹，为她提供了培养领导才能的机会。另一方面，孩子因为年纪小，处处比人低一头，确实可能形成潜伏的心理问题，但这也要看家长的态度和引导方法。女儿刚开始学钢琴时我就不失时机地提醒她：“看看，别的孩子都比你大，能和他们同台就已经不简单了。”她六七岁时就明白：观众对年龄小的孩子的表现更为宽容，掌声更多。压力大的还是那些大孩子：比别人好是应该的，但比自己矮半头的孩子弹得还差，脸往哪里搁？家长完全可以利用年龄小的事实，启发孩子意识到自己的潜力。

当孩子的发育明显超常，或者确实出现某种障碍时，我并不反对跳级或留级的非常措施。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当家长的不要总试图人为地为孩子创造一个理想环境。毕竟，不能奢望孩子长大后有个绝对的理想环境，甚至孩子未来究竟会面临着什么环境，也完全超出了家长的意料，更不在家长的控制范围之内。家长能做的最有益的工作，还是帮助孩子发展出适应并不完美的环境的能力。

用第一人称爱国

早春的一天，我在长期腿伤后经过一段恢复训练，来到当地高中的运动场自测万米成绩。因为已经人到中年，又有几年没有跑步，心里全无把握。要在预定的40分钟内跑完25圈，每圈的速度就必须非常精确，以求平均分配体力。那天操场上仅有几个当地居民在锻炼，看台上却坐着不少人。我心里奇怪：难道大家都来看我跑步吗？跑了十几圈后才发现，两个高中球队进场，马上要开始比赛。他们用中间的足球场，我用我的跑道，本是两不耽误。可是，一个小小的比赛，一百多号观众，还要先唱国歌，而且不是放录音，是请一个高中的歌手唱。他声音一起，全场肃立，大家手捂胸口，对着国旗跟着唱起来。操场上锻炼、散步的几个居民，包括一个修整场地的工人，也都停下来对着国旗肃立。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吭哧吭哧地跑步，已经有一点中年危机的我，盼着重新跑进40分的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实在不想停下来。于是，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跑下去。那份尴尬，至今记忆犹新。

这是我在美国生活的一个典型经历。美国人爱国情绪之强烈、自觉，实在超出我的预料。如今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一天天地长大，她的经历使我有机会观察到美国是如何培养孩子对国家的认同的。

小女5岁上幼儿园那年，就从学校里学了对国旗宣誓，她知道要把手先放在心一侧的胸口，但是忘了心在哪边，着急地问妈妈：“我的心在哪里？”我们一边笑一边摇头：“连自己的心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有爱国心呢？”我们当时觉得，这种灌输式的教育，似乎和国内也差不多。

但是，这种事情也仅发生了一次。等小女上到三年级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她开始学习历史，而这种学习历史的方法，则是我们小时候闻所未闻的。一天，她拿回家庭作业请妈妈帮助。他们正在学习建国的历史，主角自然是那些建国之父。全班同学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历史人物。办法是自己回去找资料，做读书笔记，然后把结果写成讲稿，面对全班同学和家长介绍这个人物，而最重要的一个规定是必须用第一人称。

女儿分配的角色，是华盛顿夫人。这不仅因为她是个女孩子，而且也是因为美国的历史观念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发生了根深蒂固的变化。过去的历史是男人的历史。美国的建国，就是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富兰克林等人的故事。自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之后，妇女和少数族裔的角色开始为人所注意。这种新的史学观念，也逐渐渗透到对孩子的教育中。女孩子以第一人称接受一个女性历史人物，当然也更真实些。

这样复杂的操作不可能靠孩子独立完成。学校留这样的作业，也是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教育。于是，女儿跟着妈妈到了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把有关华盛顿夫人的儿童图书全借回家。女儿阅读能力很强，几本书很快就读完了。但是，写讲稿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这里的关键点在于第一人称这个要求。如果你按常规用第三人称写这个历史人物，你可以永远站在历史之外，讲讲“她”都干了什么。这也许符合“客观”的史学理想，但你很难体会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经验。用第一人称，“她”就变成了“我”，这就逼着孩子去思考：如果自己活在那个时刻，将是什么感受。而且，用“我”来写历史，也避免了“揠苗助长”。一个不到9岁的孩子，当然无法完全体会建国之父一代人的理想和经验。但是，他们可以用“我”的经验，能理解多少就写多少。

女儿在写华盛顿夫人时，希拉里和奥巴马正为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打得不可开交。女儿很快发现，第一个第一夫人，其实生活得很被动，她的命运常常被自己嫁给谁来决定，现在的女性则可以自己选总统，希拉里就是当完第一夫人要当总统的。她自己长大后，也是可以选总统的。她的另一个发现是，在乡间长大的华盛顿夫人小时候不喜欢读书，觉得这些东西对她一辈子不可能有任何用处。所以，她的文化程度很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她竟成了第一夫人，她不得不和各国的王后、将军政要的夫人们频繁通信，只好现学读书、写作。在我们的帮助下，女儿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历史给个人提供的机会往往超出个人的预料。华盛顿夫人小时候觉得自己一辈子就在农场度过一生，没有必要读书写字，结果竟成了第一夫人。当然，华盛顿夫人即使成了第一夫人后也不可能预料，有朝一日妇女自己也可以选总统了。所以，现在在学校里读书，不能想当然地觉得自己不会成为数学家就不学数学了。而是应该问问自己：当历史给你提供了意外的机会时，你准备好了没有？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女儿的作业终于完成了，她站在全班同学和家长面前自我介绍：“我叫玛萨·华盛顿，我出生于1789年……”

等孩子们完成了这一作业，全年级又在老师和家长的导演下上演了反映美国建国时代历史的大戏。女儿扮演一个印第安人的公主，她的同学们则分别变成了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富兰克林、麦迪逊，英王、英国的将军，以及他们的夫人、女儿，当时的民众等等。他们在台上讨论为什么要起草《独立宣言》，什么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什么为了捍卫这种权利要使用武力对抗大英帝国，等等。不用说，每个孩子都用第一人称说话、辩论。这个国家的意义，也就通过这众多的第一人称，渗入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塑造着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女儿，你想说什么——我教女儿写作文

前一节讲了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我对这种教育并不完全认同，当然也谈不上反对。我关心的是，不管女儿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她都应该最大限度地从中找到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符合我一向的主张：早教要以激发孩子心灵的创造力为核心，摆脱死记硬背、摆脱大人的教条，这样才能把孩子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

不过，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死记硬背是最省事、最懒惰的教育方法。家长拿着一首诗，告诉孩子背熟就可以了。启发孩子的创造力则要始终和孩子处于对话状态，要掌握非常微妙的分寸，要有足够的耐心。

我教女儿写作文，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女儿受的教育和我们小时候非常不一样。老师在她还不会写字时就鼓励其“著书立说”，用图像的方式编出自己的故事，让孩子用根据音节想当然的错别字写句子。等她开始阅读时，马上敦促她写读书报告。这和美国研究院中每门课下来必有期末读书报告或研究论文的模式非常相似。

上一节讲到女儿上历史课时用第一人称作了个关于华盛顿夫人的报告，讲得头头是道。其实，最后她能达到这个水准，无论是她还是家长，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里的曲折，实际上就是我教她写作文的过程，对她的成长非常重要，值得细述。

当时女儿的阅读速度已经非常快。老师让她找参考书阅读，并作有关华盛顿夫人的报告时，她竟然找了本《玛撒·华盛顿传》，一本成人读物。老实说，这本书对她而言显然过于深奥，但题目还是合适的。

当女儿动手写时，我们马上发现她的写作要比啃下这本成人读物更困难，这不是说她没有可写的，而是她信手乱写。读书报告的要求是让她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的故事。于是她就开始写：我叫玛撒·华盛顿，哪年出生、在哪里长大、嫁给了谁……这样的流水账不停地写下去，让人无法捕捉她的主题和目标是什么。她妈妈看着有些沮丧，和我商量怎么办。如果指导她太多，等于我们帮她写作、强加于人；如果指导太少，则会听任这一过程无限地走下去。那么，谁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奉陪？最后皮球被踢给了我：反正我是职业写手，又是以历史为职业，这事情还是由我来指导。

我急得抓耳挠腮。按说创作是女儿的强项，她7岁学芭蕾时就能即兴跳出自己的舞蹈来；现在学钢琴也不停地作曲，有些作品复杂得令我吃惊。况且她又是那么喜欢阅读、喜欢文学，怎么写作就这么难上手呢？

在困惑中，我决定和女儿先围绕书聊一聊，毕竟，女儿总是有能力谈出很有意思的事情来。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告诉我：能谈出有意思的东西，就能写出有意思的东西。谈和写本质是一样的，不同的仅仅是形式而已。谈吐有趣的初学者，只要克服了形式转换的心理障碍，就会成为很好的写手。于是，我把女儿写出来的流水账念给她自己听，然后问：“如果你是读者，你觉得这些有意思吗？你会读下去吗？”

她摇摇头。

于是我又问她：“你自己都读不下去的东西，写出来会有人愿意看吗？”

她无可奈何地说：“恐怕没有。”

“那么，怎么才能写得有意思，让别人有兴趣看呢？”

“我也不知道。”她一脸惶惑。

我意识到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写作是人类沟通的工具，是作者建立自己和世界关系的过程，我必须帮助女儿找到她和世界的这种关系。于是我进一步地问：“玛撒·华盛顿是两百多年前的人了，和你们现在这些孩子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知道。”

看来，我的问题失败了，我问得太抽象。于是，我又试了一遍：“她的故事有意思吗？”

她点点头。

“那么，哪里有意思呢？”

她又流水账般地叙述起来。不过，这次我决定耐心地听完，从中寻找亮点。

女儿说：“玛撒·华盛顿从小在农场长大，觉得自己一辈子也就在农场生活，从小不喜欢读书写字，而且觉得没有必要学习读书、写字，结果基本上不能读不能写。可是后来，她意想不到地嫁给了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一位第一夫人。她不得不和世界各国的王室和政界要人及其家属通信，最后她不得不重新学习读书写作……”

我一听马上摆出受教的样子，告诉她这些事情我自己从来不知道，是从她这里第一次听说的。而且我提起希拉里·克林顿，问她现在的第一夫人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她恍然有所悟，觉得现在的女性独立多了，当完第一夫人还可以自己选总统。我进一步问她：“你现在觉得你的未来是取决于自己嫁给谁，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她马上说当然是取决于自己有什么本事、能为社会做什么。

这样一番讨论，帮助她思考两百多年来妇女地位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她个人未来的影响。由此，她建立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讨论使她摆脱了像考试回答问题时的那种紧张，变得健谈多了，谈出来的话也有意思多了。由此，我开始挖掘她的写作潜力。

我问她：“玛撒·华盛顿的生活是不是很有戏剧性？她小时候是不是从来也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第一夫人？”

女儿点头表示同意。

我接着说：“看看，那时候妇女地位全是依附男人，出路其实很狭窄。即使如此，玛撒·华盛顿还是有了一种自己始料不及的生活。你看看现在，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独立，有着一样多的机会，一样可以选总统。你能预料到你长大后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吗？”

“绝对不能。”她十分肯定地说，“也许我长大会干一些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那么，你怎么为未来不可预料的生活作准备呢？”

这个问题又使她陷入了沉思，接着又是一番父女间的讨论。她和我讲起她班里同学的种种故事。比如，有位叫杰克的男孩，立志长大当工程师，但又不肯学习数学，说自己不需要数学。她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好笑。我借此把话题重新引回到作文上：“你看，你的文章要想引起别人的兴趣，就必须对读者有意义，让他们感觉到你讲的事情和他们的生活相关。既然你们小朋友之间经常在讨论各自的未来，那么，你从玛撒·华盛顿开始讲讲怎么为自己的未来进行准备，是不是更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呢？”

女儿渐渐开窍了。最后她的作文大体写成了上节所描述的那样：“我叫玛撒·华盛顿，从小在农场长大，也不知道农场以外的世界。我小时候觉得自己一辈子就是在农场度过，不需要读书写字，所以我就不去学习。可是，后来阴差阳错，成为美国第一位第一夫人，因为国事和外交，我必须不停地与各国王室、将军、政要及其眷属通信。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读和写。可是，长大后学习要比小时候学困难多了。现在的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未来的出路比我宽广多了，你们可能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未来。所以，我的生活告诉你们：不要早早地就对自己的未来下结论，不要想当然地觉得你不需要数学、你不需要读书。生活总会让你惊异、让你措手不及，要为不可预见的未来作准备，就必须什么都学一些，那样才能有备无患。”

这样，女儿和历史、她的读者（主要是她的同学）就都建立了联系。她小小年纪，体验了跨越两百多年的人际沟通。

这几乎是我第一次教女儿写文章。教得太多并不好，可能会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她，压抑了她自己的创造力。我的角色是和她交流，启发她应该注意的某些亮点，不断向她提问：你究竟想说什么？这样才能把她内心的东西启发出来，帮助她从流水账般的发散式读书笔记过渡到有目的、有主题的写作。但是，从事这样的教育要非常小心。你不管学养多高，也可能把孩子的一些思想亮点当作枝蔓而修剪掉，操之过急就会把她的许多智慧抹杀，她就永远不可能超过你。所以，我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给女儿上写作课，总是提心吊胆，一定要限制自己的角色，尽可能让孩子自己来完成。这次指导属于干预最多的一次，目的在于帮女儿上路。类似的指导，日后我还干过许多次，不过每次都注意让自己扮演更小的角色，最后指导变成了讨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女儿自信地走向世界，让她发出自己的声音。

怎样教育“富二代”

几年前弟弟来访，在家里住了两日。临走前，他表示想给我女儿留下点零花钱。毕竟自己是当叔叔的，上次来时小女才两岁，他和自己的侄女七八年没有见面了。这次两人就像第一次认识一样，做长辈的给个红包作为见面礼，也属于人之常情。我马上告诉他：“我们之间这一套还是免了吧。大家彼此都不要给对方的孩子送钱，否则会把孩子惯坏的。我们在家一直这样教育女儿：要钱自己挣去，天下没有白来的东西。”弟弟点头称是。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事后我回想一下，送红包的事情，在我们家里还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当时两岸关系开禁，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姨妈从台湾来到北京。一见面，我们这些小辈人手一个红包。姨妈自己没有孩子，把留给孩子的爱心全都倾注到了我们身上，让人心里十分温暖。另外，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除了她带来的礼物之外，一个红包就是几个月的工资，对我们也确实有着非常实际的帮助。日后大家常来常往，给小辈送红包就成了规矩。后来祖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生活都大为改善后，还是继续从她老人家那里拿红包。直到我们兄弟的下一代出生，这种红包的习惯也就继续传了下去。

我本来一直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直到有一次听国内一位富人朋友说，他给自己的侄女买了很贵的礼物，竟被对方说“抠门儿”，因为那不是一流的牌子。年轻人受惠于长辈，不仅不心存感激，还觉得人家欠着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又怎么能有出息？

静心想想，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抱怨后辈。比如，我1979年上大学时，父母一个月给25元的生活费，其实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记得班上农村来的学生，一个月的助学金就22元，他们周末还不像我，能回家改善一下，一个月至少节省五六天的伙食费，甚至有些农村学生还把钱省下来寄给父母。但是，我对自己的25元钱还很不高兴，觉得父亲一人月薪就有170元，对我也太抠门儿了。经过不停地和父母讨价还价，两年后25元终于变成了30元。可见，在没有见过红包的时代，在中国还处于赤贫的时代，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种向长辈伸手的价值观念中长大的。如今经济发展了，我们这代几乎是最大的受益者，也产生了许多的成功人士，这种价值观念自然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下一代，习惯性地给他们礼物和红包。下一代并不因此知足，其实不过是重复我们当年对自己父母的行为。当然，我们年轻时经济条件很差，即使现在有了钱，过去穷困中养成的节俭习惯也不会轻易去掉。结果自己觉得已经很大方的礼物，则为90后这“名牌的一代”所不齿，他们弄不明白：如果不是世界一流的牌子，你怎么送得出手？！

女儿现在12岁，几乎从来不向我们要东西。在我的记忆中，她自幼就很少向父母要东西，即使向我们要东西时也非常小心。她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几乎从来不直接提出要求，最多委婉地表示一下自己的向往。我们则经常顺水推舟地给她机会，让她设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想要的东西挣到，比如好好练琴以获得奖赏等。有时她表现得非常好，我们主动给她奖励，问她要什么，她提出的也就是几块钱的礼物，从来没有过分的要求，非常体贴父母的承受能力。在商店试鞋、试衣服，不管自己多么喜欢，我们只要说“太贵”、“没有减价”，她就毫不犹豫地把东西放回去。女儿甚至在晚上临睡前还向我致谢，感谢爸爸辛辛苦苦地工作，挣来钱使她能上钢琴课。她一个月仅一块零花钱，几年下来一分都没有花过，全存在银行里，号称要用来支付自己的大学学费。我自己从小向父母伸手的毛病，她一点也没沾上，这一点我很庆幸。

在我这个当父亲的眼里，女儿永远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她怎么会有我这个大俗人的毛病？不过，冷静下来用理性分析一下，孩子的品格还是养育的结果。我之所以没有把自己的坏毛病传给她，是注意从她的生长环境中寻找好的典范。要知道，美国社会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有不少孩子也是从小被娇惯得一塌糊涂。不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平时好好留意，不难找到好的榜样。

举个例子。女儿在音乐学校中有个好朋友安娜，比她小两岁，但安娜弹钢琴要比女儿出色得多。我们每次听安娜弹琴都要叹息：实在没办法，人家是天才！后来熟了才知道，安娜小小年纪，一天至少练两个小时的琴，有时甚至超过三个小时。女儿则练一个小时都很勉强。安娜的母亲南希是第二代的华裔，广东人，医生。她嫁了位德国工程师，两人一口气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才刚刚会走路说话。为了孩子，南希的丈夫辞职当起“家庭主夫”。每个周末，夫妇两人带着三个孩子，从缅因州单程驱车两个多小时，到波士顿给安娜和她的弟弟上音乐课。最近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番辛苦，从缅因搬到了新罕布什尔，把旅程减半。两人对教育之疯狂，也可窥一斑。

南希和她丈夫，对孩子的照顾无微不至。孩子吃的所有东西，其营养价值都经过充分的研究。她的丈夫酷爱烹调，准备一顿饭经常要两个小时，饭菜摆上了桌，每道菜孩子们品尝后都要投票，只要有两个孩子投票反对，以后这道菜就不能上桌了。可是，南希对孩子严厉起来也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一次安娜迷上了电子游戏，导致练琴时间不够，南希竟在安娜开演奏会时拒绝前来捧场。她告诉我们：“我从小就对这些孩子讲，长大想上大学，那就学好功课去拿奖学金，我是不会给你们付学费的。”我们听了后暗暗为她的孩子叫苦：“你一个当医生的，年薪几十万，而奖学金绝大部分是根据经济需要给的，只有为数很少的奖学金是绝对按学业和素质颁发。这条路也太艰难了，你的孩子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争取到？况且，你的老大安娜也才8岁，难道你的孩子们还没上学就得为自己未来的奖学金操心？”

不过，听她这么解释，我们也明白了安娜为什么弹琴能如此用功。比起我们的女儿来，安娜生活在一个比同伴要富裕得多的家庭，但是她的危机感也比一般人大得多。最近她们一家又上演了另一台戏，那就是做买卖。南希计划明年夏天送安娜到德国学习音乐，而且要安娜现在的俄裔钢琴老师陪同去。这种奢侈的教育，只能让我们这等普通的家庭望洋兴叹了。不过，南希告诉安娜：“家里没有钱支付你老师的费用，你要想办法自己挣出来。”可怜的安娜一急，决定把自己积攒了多年也最为心爱的日式小橡皮出售给小朋友们。南希大喜，决定帮助女儿进行“企业扩张”，跑到玩具店讨价还价，以50美分一块的价格批量买下橡皮，再让安娜按一块钱一块的市场价推销。日后安娜一见我女儿，第一件事就是先要兜售橡皮。我们当父母的为朋友的人情所迫，已经先后买了三次。

卖橡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安娜才8岁，生活圈子还小，就那么几个朋友。大家买了一次，就“需求饱和”，不会再买。而且，一般一次成交就几块钱的金额，南希还要帮助女儿给买主准备感谢卡。我们每到周末就看见这母女俩提着一大箱橡皮在音乐学校的走廊里找买主，心里不禁暗笑：这可是人家的风险投资呀。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医生，陪着女儿兜售橡皮，一个小时挣三四块，收入不及最低工资线的一半，甚至有时谈起生意来弄得安娜上课迟到。更不用说，批量买下的这么多橡皮，一半怕是也推销不出去，最后肯定要赔本。

南希的年龄我们自然不好问，女儿说她长得像个少女，估计最多三十左右。如此年轻，养育两女一男，以及一位德国造的工程师“专业丈夫”，是典型的成功职业女性。真要经营橡皮，想来她也有足够的智商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其实，她赔的本就是在女儿身上投的资，她要想尽办法让女儿从小就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甚至从自己的父母这里也得不到。我很难想象安娜长大了会变着法儿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因为她从懂事起就没有这个概念。

我在《一岁就上常青藤》一书中，曾以自己教育女儿的例子现身说法，强调父母向孩子传授正确的价值观念的重要性。有些读者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看了这本书才追悔莫及，发现自己忘了这一点，导致孩子长大后有了这么多毛病，很难再管教过来。另外有些读者则说，我讲得太理想主义，毕竟我女儿是在美国社会中长大，我的教育方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对这样的批评，我并非一点都不能接受。我常向亲友讲，在美国养孩子相对容易些。比如，为什么女儿没有我小时候向父母要钱的坏毛病？一是我们做父母的经常这样教育她，一是整个社会环境也给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她的朋友就是安娜那样的孩子。她从这样的朋友身上学到的东西，只能强化父母对她传授的价值观念。如果是在中国，她周围的朋友也许都是拿红包的孩子，而且可能聚在一起比谁的红包最大。这样，父母再想让她辛辛苦苦地靠卖橡皮挣学费，她就未必那么容易接受了。所以，“富二代”不仅是个家教问题，也是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过，社会问题是能够被改正的，这就需要我们这代做父母的人在教育的价值观念上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如何建立？我和弟弟的那番谈话就是个起步，我们这代人首先要在亲友中开始这样的讨论，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为下一代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这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为人父母的履行这种责任，就是履行对自己孩子的责任。

怎样用体育培养孩子的品格

记得那是女儿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到学校接她，孩子们都在教学楼后面的游乐场玩。我四下张望，试图在吵吵闹闹的孩子群中赶快找到她。这时，一群孩子突然从游乐场向另一头的操场方向跑去。我一眼就看到了女儿小小的身影。当我走过去时，她一个人正跑在最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小脸涨得通红，一副紧张的神情。也许是因为精神过度集中，她居然没有看见我，当我叫她时，她马上停下来，我赶紧过去给她一个拥抱，她那紧张的小脸，半天才松弛下来……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当父亲的总是对女儿充满了无限的怜爱，喜欢小题大做，但是，这个场景确实让我想了许久。女儿从小就是个得宠、快乐的孩子，一直很合群、自信，从来不怕生人，我很少见到她有如此紧张的神情。这情景马上警示我面对一个过去没有想到的问题：女儿的个子实在太小。当孩子们随着年纪的增长，在学校有了越来越多独立玩耍的自由时，她体力不足就容易吃亏。很明显，当时那群孩子突然一路狂奔到操场那一端，女儿个小腿短，跟不上大家，很怕被丢下，一脸紧张。这种场面在没有家长和老师在场的情况下，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她的自信。以后不管她多么聪明能干，如果没有自信，就没有勇气站出来充当大家的领袖，争取本来是属于自己的机会，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潜能。

我们夫妻俩都属于袖珍体型。我身高1.67米，体重仅54公斤；妻子1.63米，在女性中还算是中等个儿，但体重仅45公斤多一点。这样的基因，大概决定了女儿在中国孩子中也是小个子。在美国，她从幼儿园一直到初中都是全年级个子最小的。到医院检查身体时，她连同龄人身高、体重分布表格中的下限也进不去。比如表上最低的1％孩子的体重是30～40磅（13.6～18.1公斤），她则连30磅都不到。乃至我不得不经常宽慰操心过度的妻子：“看看我们俩，放在同龄的美国人中，同样进不了最低的1％那道线。咱们没有麦克·泰森的基因嘛，如果咱们俩的孩子体重一下子达到5％，反而要担心了。”

话虽然这么说，问题还是存在，孩子的成长是个非常敏感的过程。如果孩子一直跟着父母，身心的成长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但进了学校，步入社会，就大不一样了。19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普及义务教育，本来在家跟着父母长大的孩子突然被要求到学校和其他的孩子一起读书，形成一个儿童社会，过去不存在或无所谓的一些问题，一下子就变得尖锐起来。比如，有些孩子进入社会群体后跟不上主流的节奏，功课很差，不仅影响了自己的身心发育，而且拖了全班的后腿，使整个课堂的进度不得不放慢。我们现在喜欢谈的智商，就是针对这种新的情况而发展出来的概念。那主要是法国政府委托心理学家研究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智能发育进度，找出特别慢的孩子，加以区别对待。所以，智商的概念实际就是智力年龄和生理年龄之间的比值。所谓“正常”的智商，是同龄人口的平均水平。比“正常”水平低太多或高太多，都需要特别处理。

智商低会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个子矮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一直到上初中时，都是全年级个子最小的，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学校经常“无法无天”。特别是在男生中，大个儿欺负小个儿如同家常便饭，我为此吃尽苦头，也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尽管我后来学业优秀，一路北大、耶鲁读下来，但是现在回想一下，觉得自己长期无法摆脱被人欺负的心态，性格懦弱，缺乏独创精神，特别是在二十多岁的事业关键期，因为没有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大大妨碍了个人事业的发展。即使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个头儿高的人总会获得更多社会优势。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之所以成为领袖、当选为美国的第一位总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个子高，有天然的权威。再看看杜鲁门之后美国的总统们，哪个是矮个子？西方还有着非常精确的统计调查显示，在平均人口中，身高每增长一英寸，收入就跟着相应增长。人口中身高最高的25％比起最低的25％来，平均收入要高9％～10％。

我不希望女儿重复我的童年。她确实也比我要幸运得多。美国的学校，对于欺负人有所谓“零容忍”的政策，女儿得到的保护还是相当充分的。我们也没有跟风让她去学在美国女孩子中特别时髦的足球，因为这几乎是让她和身体比自己大几号的孩子进行冲撞竞争，给她带来过大的心理压力，觉得自己低人一头。但是，这些还是不能抹杀一个简单的事实：她的身高和体重，使她在游乐场中成为天然的弱者。毕竟，在小学低年级，游乐场是孩子们社会化过程的核心场所，塑造着孩子心目中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如果家长对这方面的现象熟视无睹，让孩子在游乐场中形成跟从心理而不是领袖心理，到了青少年时期人格定型后，再矫正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我也正是以这些为着眼点来帮助女儿，具体而言有两个步骤：第一是让她喜欢自己，第二是让她超越自己。

女儿上小学一二年级时，曾经向我们抱怨过几次；“我真希望自己长高一些、壮一些，现在低年级的孩子都比我高，甚至很轻松地能把我抱起来。”我们听了，马上哈哈大笑，摆出不以为意的样子。此时家长的态度非常重要，如果家长把这些当回事，孩子也会当回事。如果家长觉得这些无关紧要，孩子也就比较容易看得开。不过，我们也并非一笑了之，我随后和女儿说：“你要长高长壮，就要好好吃饭，但是，吃得过多也不好。难道你不觉得有这么个细小的身材很幸运吗？”

“为什么？”一心想变高变壮的女儿迷惑不解。

“看看，你是个芭蕾舞演员，你参加了《胡桃夹子》的演出，你要是长得那么高、那么壮，别人不能把你举起来，你能被选上台吗？”

“噢，确实是这样。”女儿的脸色一下子就多云转晴了。

女儿像许多女孩子一样，从小喜欢芭蕾舞，由于她的着迷，5岁时我们送她到波士顿芭蕾舞团的学校学习。到6岁时，就被选拔成为小演员，参加一年一度的《胡桃夹子》的演出，这是波士顿的一个传统。每到圣诞节时，波士顿芭蕾舞团就连续演十几场《胡桃夹子》。当地有女孩儿的家庭，经常在此时全家来看演出。波士顿芭蕾舞团整年的节目，只有这个赚钱，可以说全团就靠这个活。所以每年的演出都很盛大，广告宣传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女儿出于对芭蕾的热爱，学习上心，再加上个子小，适合扮演舞台上最袖珍的角色——中国娃娃。这样，她在激烈的选秀中脱颖而出，得以和那些芭蕾明星同台。每次我送她去演出，乘坐地铁时满车满街都是《胡桃夹子》的宣传画。乘客们看见她的造型，一下子就辨认出来：“啊，你今天去演出吗？是什么角色？”可想而知，这种经历仿佛是把一个6岁的孩子一下子推到了世界的中心，让她终生难忘。

我见女儿的眼睛亮起来，就借题发挥，大谈小个子的好处，并告诉她如果身材过胖会有什么害处。这样，她开始喜欢自己的身体，并为之而骄傲，甚至日后饮食相当节制，不乱吃甜食、零嘴，让我们当父母的省了不少心。

接下来，我就开始着手帮助她克服个子小所带来的心理弱势，具体的办法是游泳训练，这个选择其实很偶然。我们参加的健身俱乐部中有个游泳池，并有个由孩子组成的游泳队。训练女儿游泳，并不是要让她成为奥林匹克选手，而是要培养她的“成功人格”。孩子们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其实这也不算是毛病，而是因孩子的发育阶段所决定的。年纪越小的孩子，其注意力时段越短，做事喜欢浅尝辄止。如果人为地把这一注意力时段拉长，超出孩子生理年龄所能承受的范围，那等于“揠苗助长”。比如让5岁的孩子一天练几个小时的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孩子迟早必须懂得，任何伟大的业绩都必须从小处着手，经过日积月累的训练，最后只有那些持之以恒的人才能成功。游泳是这方面一个很直接的例子。

在第一堂游泳课前，我把女儿拉到一边，小声地告诉她：“看看那些男孩子，都比你高半头甚至一头多，你可能游得过他们吗？”

“绝对不可能！”女儿急忙摇摇头，9岁孩子的心中早就有了成见：男孩子比女孩子壮得多，更何况人家这么大的个子，大概年龄也大一些。

“我也不相信，大概你是最慢的。”为了鼓励她，我认为有必要先降低她的期望值。不过，我接下来又说，“也许你最终会看到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许有些结果会让你吃惊。我希望你能亲身体会一下，训练会把你变成一个连自己也想象不到的人。下面是你要做的：认真听从教练的每一个指令，注意每一个细节，严格完成教练分派的训练指标，每时每刻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三个月后，你再看看结果怎么样。”

女儿就这样开始了，一下水，那些大男孩儿就大模大样地往前冲出去，哪里把这几个小女孩子放在眼里。女儿确实也只有在后面跟着的份儿。但是有一点：她学得比谁都认真，不仅专心于教练的每个示范动作，而且教练让她游八圈就游八圈，十圈就是十圈，从来都是一丝不苟。那几个男孩子则暴露出一系列的态度问题，比如不完成规定的心练量，不按教练吩咐的分解动作练习，有时累了就说要上厕所，一去就不回来。时间久了，女儿和他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小。

两三个月后，这一切的努力终于都开花结果了。女儿因为速度超过了这些男孩子，经常被教练分派为领游的角色，即在重复训练时为本泳道的第一个出发者。游泳队不时有内部比赛，女儿频频击败那些高她半头的男孩儿。后来又来了两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儿，大概有一米八的高度，女儿的个头儿还到不了他们的脖子。这两个男孩儿开始根本不好意思和女儿在一个泳道，但是，教练不仅让他们在一个泳道训练，而且安排女儿领游。那两个男孩不服气，试图超过女儿，努力了几次不仅全部失败，而且无法跟着完成女儿的训练量，时常偷工减料，停下来聊天。

后来女儿在初二（七年级）时加入了学校的游泳预备队（加入正式游泳队必须等到八年级），是年龄最小的队员之一，训练时经常在大孩子中领游，经常有和大孩子们比赛的机会，战胜高她半头的男孩子也成了家常便饭。我们总抓住时机和她谈起游泳队的事情：“看看那些男孩子，要说游泳的身体条件，全比你好得多，你根本不应该和他们竞争，但是，几个月的训练就改变了一切。天分当然很重要，但留着不用还是白白浪费，持之以恒的训练则让你超越自己。”这些大道理，对女儿来说已经不是抽象的说教，她都亲身经历过来。提起那些男孩儿，她有时也无奈地摇摇头。

到小学毕业时，女儿已经成了班里的优等生，当别的孩子说她聪明过人时，她经常对我说：“她们总是说我聪明，我不觉得自己哪里聪明，我只是比别人更努力些，可惜这些她们总是看不到。”她还经常抱怨学校里的孩子一脑子成见，比如觉得这个聪明，那个不聪明；某某是干这个的材料，不是干那个的材料等等。在她看来，谁也不是什么现成的材料，一个人究竟最后成为什么材料，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去塑造。我作为父亲，看自己女儿当然不会客观，但是有一点还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女儿到现在基本不用管，干什么都特别用功，特别自律。她懂得什么是“成功人格”，什么是“失败人格”。我每天操心的，几乎是和大多数家长相反的事：说服她作业马虎点，分数低点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晚上按时睡觉。

可见，体育并不仅仅能让孩子身强力壮，还能培养孩子的品格和精神，毕竟体育能够最直观地向孩子展示人生。孩子形成了“成功人格”，人生才算是上路。她以后成就如何，固然要看她的才能和潜力，但“成功人格”大致能够保证她最大限度地自我实现。而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多半能享受比较幸福的人生。

玩物不丧志

我们这代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人，小时候几乎就没读什么书，可是，我至今脑海里仍然响起妈妈当年的教训：“玩物丧志！”出去踢踢球是“玩物丧志”，养条鱼是“玩物丧志”。总之，任何玩儿的本能只要和读书有冲突，都成了“玩物丧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月，也在中国的家庭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如今的孩子生活在早教时代，“小升初”等压力空前，还没上学，就开始接受“玩物丧志”的教训，纷纷被从游乐场拉到书桌前，算算术、背古诗、学英文……童年的快乐顿然消失，以致许多孩子刚上小学就开始有厌学的情绪。

我女儿是在美国出生长大，按照不同的原则教育，一切都以玩为中心，她10岁的时候，连乘法口诀也不会。不过，也正是这个时刻，她突然像换了个人，特别喜欢读书，不仅一下子学会了乘法口诀，数学成绩在班里还挺拔尖。如果有人问我她最喜欢干什么，我的回答大概是做作业。她一天能在家庭作业上消磨三四个小时，乐此不疲；一篇作文几易其稿，你想让她停下来也不行。有些朋友觉得不可思议：孩子怎么会如此喜欢作业？！对于这么大的孩子，美国的环境多好玩呀！夏天游泳不说，水上有船桨、风帆之类的运动，冬天有滑冰、滑雪，还可以学骑马、养动物……你就想吧，有那么多的玩耍项目，孩子怎么会自觉地抛开这些回家做作业？

女儿对这些玩乐当然都有浓厚的兴趣，但她对作业的兴趣确实也是由衷的，除了她渐渐懂得作业关系到她的前途之外，作业本身也非常有意思。比如，有一天的作业除了算术和阅读外，还要写首诗、作首歌并谱曲。就这几件事，就让她忙了几个小时，乃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两位当家长的不仅鼓励她玩儿，而且总是通过玩儿来引导她进入书本知识。这一过程潜移默化，她的兴趣也自然而然地从玩儿转向了书本。

比如，女儿喜欢纸戏，这是跟妈妈学的。她妈妈专攻日本文学，对日本的纸戏非常熟悉，不知不觉就教了她很多。在美国购买日本纸戏的材料，虽然就那么几张彩色纸片，但还挺贵的，动不动就几块钱。女儿做了许多，材料费也花了不少。一天，妈妈看当地新闻有儿童手工拍卖会，就鼓动女儿去卖，女儿当然巴不得。美国这种儿童手工拍卖会，并非能赚什么钱，其主旨是鼓励孩子工作、创造、早早尝一尝劳动的回报，从小塑造良好的工作伦理和经营智慧。去之前，母女两人认真讨论营销策略，什么成本核算、购买力、消费者心理、赢利边际，当然还有许多加减法，这些都萦绕于女儿9岁的小脑袋瓜里。果然，一到拍卖会上，产品立即热销，摊位上宾客盈门，比起左邻右舍来简直是鹤立鸡群。经此一事，女儿信心大增，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上颇有些竞争力。

一年后搬家，来到新地方，女儿在班上结识新朋友并不容易。不过，有一天她得意地说，坐在她旁边的男孩子，对她的纸戏手工喜欢得不得了，但自己又学不会，最后两人开始交易：男孩子给她十张彩纸，换得一个纸戏的手工成品。我当时在大学教世界史，正在讲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此公认为，至少自中世纪末期或近代前期开始，世界经济就形成了“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相互依赖的关系，即所谓“世界体系”。我们很难孤立地脱离这种国际网络来理解一国的经济发展。此论在学术界争论不休，但无疑为我们理解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更多见地。可惜，我那些学生的世界史知识太差，理解起来颇为吃力，我正为如何深入浅出地讲解而煞费苦心，听到女儿这桩交易不禁眼睛一亮：

“呵呵，你们两人的小交易，一下子就创造了一个‘世界体系’？”

“什么‘世界体系’？”女儿显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你看看，你穿的衣物，哪件不是‘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制造’，我们全家几乎要衣不蔽体了。你生活在美国，但必须和别的国家做生意才能生存。这些国家通过生意连接在一起，就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大家彼此依存。你和那个男孩子，不也是这种关系吗？你提供成品，他提供原料，你们两人互相依存，其实就是个小小的‘世界体系’呀。”

女儿恍然有所悟。我于是继续自己的即兴教程：

“不过，在这个体系中，大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你觉得你和那个男孩子地位平等吗？”

女儿摇摇头，说那男孩子要更依靠她，因为她知道怎么做，他则必须用十张彩纸换一个成品，而那一个成品，一张就可以做出了，她一下子就积累了许多原材料。

于是我帮她总结：“所以嘛，你是中心，他是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那么，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成为中心吗？”

“你过去告诉过我，好像是什么‘附加值’？”

“对呀，”我很惊奇她居然还记得这种概念，“看看，你通过手工，给一张纸‘附加’上了价值，于是这同一张就能换来了十张。在你们两人的交换中，资源就向你这里集中。”

“我明白了。是不是一定要掌握技术才能创造这种‘附加值’？没有技术的，就只能提供原材料？”

“大致如此。不过，没有技术的人也可以制造一些简单的产品，只是那样他们给材料‘附加’上的价值很少，卖得很便宜。技术高的人，因为能制造别人弄不出来的东西，就可以把价格卖得很高，在很便宜的原料上‘附加’很多价值。”

“所以成为‘中心’就必须有技术，‘边缘’则不必有太多技术？”女儿兴味盎然。

“是呀。当‘中心’当然很好，但‘中心’的压力也很大。比如，美国就是个‘中心’，这里什么都贵，一个人必须挣很多钱才能生存。可是在‘世界体系’中，你怎样才能挣很多钱呢？你必须有别人没有的技术，创造了很大的‘赢利边际’（这个概念她跟妈妈摆摊时就已经学会了），才能维持基本生存。在‘边缘’，你没有什么技术，只能干点简单的工作，创造的‘赢利边际’很低，但因为那里很穷，生活费用低，你的基本生存也相对容易些。”

“那我就特别要努力学习了，我们有更好的学校。”女儿听罢，紧迫感一下子上来了。我则突然想起我的那些学生，第二天回到教室重新讲解“世界体系”，并且告诉他们生活在“中心”的负担：你们必须上大学，掌握创造高“赢利边际”的技能，因为靠劳工创造的“赢利边际”在美国已经活不下去了，所以企业纷纷“外包”……和女儿的对话，就是这么启发了我的大学教学。

中国人相信“玩物丧志”，我则相信“玩物不丧志”，甚至“玩物长志”。我们鼓励女儿玩，也和她一起玩。可是，有一天晚上家里来客人，女儿上了饭桌，匆匆吃了三两口就回到书桌旁。我们和客人海阔天空地高声议论，她则在一旁聚精会神，不一会儿客人就表示很惊奇。我解释说：“这孩子做功课不用督促，最头疼的还是怎么督促她停下来，早早睡觉。”

可见，孩子往往能从玩儿中自发地生出志向，学业上你自然可以少操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