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岁就上常青藤》专访

1．你在书中明确地反对满堂灌的教育方式，反复强调讨论班的重要，甚至主张从小就要让孩子上这种“讨论班”。为什么讨论班培养出来的学生比满堂灌培养出来的学生要好？

薛涌：这一点，我在教书时也不停地给我的美国学生们讲，我让他们想一个更简单的问题：你到公司里上班，大家一起开会讨论企业战略，你凭什么显示出自己的价值？你是坐在那里，就像在应试教育中那样，等着准确地回答问题呢，还是主动提供自己建设性的意见，让大家眼睛一亮？在毕业后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中，你很少需要像在学校应付考试那样回答问题，可以说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再没有用“多项选择”的方式回答问题的经历。社会也好，雇用你的公司也好，向你要的是你的“点子”、你的创意，没有人那么热衷于检查你到底不懂什么，人家要知道的是你究竟懂什么，有什么可贡献的。比如，当大家都觉得应该在某地区建一个超级市场时，你马上站出来从当地的消费能力、交通条件、购物习惯等多方面论证这样的计划前景不好，使大家改变意见，那你就对公司作出了巨大贡献。人家不需要你回答“当地人口多少”、“公交车有多少路”等问题，因为查一下资料就明白了，为什么要问你呢？我特别让我的学生查“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网站，看看这种大公司的职员是怎么工作的。根据网站的描写，人家职工的工作方式和大学的讨论班非常相似，比如一家德国汽车公司的老板来问：“我希望在某地建一个生产越野车（SUV）的工厂，你们看前景和风险如何？”这些咨询人则七嘴八舌，从GDP的增长、就业率、消费者的购买力、油价，一直到消费者的环境意识、家庭规模和生活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走向等等，几乎无所不谈。你仅仅在汽车制造专业上能准确地回答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你需要非常宽广的知识面，而且要把这些知识转化为能动的见识贡献于社会。所以，比起满堂灌的大课来，讨论班更接近社会实际的运作方式，更有“实战”性，自然也是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2．但是，如你在书中所说，在中国的大学中，国外开展得很好的课堂讨论效果多半不好，原因是什么？这和大学以前的教育有什么关系？在中小学教育中，如何克服权威主义的倾向，培养孩子的探索精神？

薛涌：首先，讨论班在国外开展得是否很好，不能一概而论，我每学期都碰到大量不说话的学生，这是个文化问题。所以我在书中才提到了《不平等的童年》这一著作，所以我才把我的书命名为“一岁就上常青藤”。在我看来，家教比学校教育重要得多。常青藤学生的素质，特别是在讨论班中滔滔不绝、思如泉涌的那种素质，是从小培养的，不是到了常青藤里现学的。《不平等的童年》强调的是，美国那些教育背景良好的中高产阶层的家庭，从小和孩子讲话就特别平等，大家有不同意见要讨论，有时大人似乎连给孩子买什么玩具或衣服的权利都没有，要征求孩子的同意。这样，孩子从刚会说话起就和家长讨论问题，他们甚至不习惯于不经过讨论的教育方式。相反，教育背景比较差的家庭，家长对孩子则总是用命令的语气说话，家长有说一不二的权威，孩子从小就不知道任何事情都需要讨论才能明白，他们习惯于等着听别人的指令。比如最近《纽约时报》上讲黑人社会的问题，其中的一个数据是：94％的黑人女性认为用打屁股的方式对孩子严加管教是必要的。女儿3岁时和我们一起购物，她正在和爸爸、妈妈讨论要给自己买什么衣服，这时看见一个黑人母亲自己忙着挑衣服，孩子在婴儿车里哭，她回头大声呵斥：“闭嘴！”女儿看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敢相信有这等事情，这是典型的“不平等的童年”的对比，这根本不是经济问题。我们的女儿实际上为了买衣物在和我们开“讨论班”，申述自己的理由，边上的孩子在还不太会说话时就被呵斥“闭嘴”，这样的孩子上大学后你能指望他张嘴讲话吗？他日后要走上成功的道路当然更困难了。

3．现在国内中小学教师的奖金都是由所教学生的分数排名决定的，这让教师如何不对孩子进行应试教育呢？但如果按照你的思想脉络，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考评体系？我认为你的文章中提到的从小向学生传授成功品格，是因为美国社会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恒定的成功品格，这是不是社会发展过程所决定的？成功应该由谁来确定？又该如何确定呢？

薛涌：我的基本观点是，家教比学校教育更重要。不管学校问题多么大，家长对孩子的成长仍会有许多贡献。我仅仅是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讲一下家长应该怎么做。

中国人普遍有的一种习惯的思路是：“承担教育责任的主要是学校，学校教育有问题，所以我的孩子的教育也有问题。”我则要问：“你为什么总盯着学校？你作为家长自己干了什么？”《纽约时报》不久前有篇报道，讲当地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吸引了大量亚裔子弟。结果发现，这些亚裔家长把孩子往学校一放就走人，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其中一位中国母亲在国内时是一家省电视台的主播，她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小时候上学，一年家长去学校两次，不过是交学费拿成绩单而已，孩子有问题时家长才被叫去。”在美国则不一样，越是有教养的家长，越爱往学校跑，有的家长一周两三个小时在学校义务服务；有的家长拿着硕士学位却要辞职主持“家教”。我在书中现身说法，讲我们夫妻俩如何陪伴孩子，比如孩子练钢琴，一天一个小时，她妈妈曾经三年如一日每一分钟都陪着。女儿不满9岁时开始作曲，她创作每首曲子我都在身边，她曾觉得有个乐神在她脑子里唱歌，她要把那歌曲写下来。后来我一听她楼下的琴声响起，就急急忙忙地冲下楼来，嘴里不停地嚷嚷：“呵，乐神下凡了！乐神下凡了！”女儿自然觉得很好玩儿，笑个不停。孩子把你当知音，她才有动力，“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嘛，家长至少要为孩子当第一个钟子期，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我经常告诉女儿，我是如何在上班路上或者早晨醒来时，脑子里一下子响起她写的曲子，我是多么感动、多么快乐！这并不是我编出来的，而是真实的感受，我这个当父亲的要告诉自己的女儿：她是有多么大的能力来打动我、塑造我的感情世界，这些对我的生活有多么重要！一句话，她面对的世界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她渐渐意识到自己塑造世界的潜力。

总之，我强调中国的家长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孩子的教育不能被学校所决定，更不能被你所说的“社会发展过程”所决定。比如，什么是成功？这属于价值观念，孩子的价值观念首先是从家长那里学来的。你教育他分辨善恶是非，特别是通过讨论让他对这些价值有充分的理解，孩子就对外面的不良环境有相当的抵抗力。

4．中国最近这些年也出现了校园分裂的情况，即学校的穷孩子和富孩子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割裂，不平等和隔阂较几年前要严重。你认为，富人子弟的教育关键是什么？贫困孩子教育的核心又是什么？

薛涌：我的书中有一整部分，叫“华尔街怎么养孩子”，主要讲美国富人养孩子的经验，这部分大多是从观察和阅读中得来的。比如《华尔街日报》上就经常讨论这样的话题，我也多有引述。在这方面，我个人乃至我的家庭并没有亲身经验，我们属于穷人，至少曾经是穷人，小女长大的过程主要也是个穷孩子长大的过程。

老实说，我不太愿意谈“富人怎么教育孩子”，“穷人怎么教育孩子”，我宁愿谈“人应该怎么教育孩子”，原则是一样的，只是各个家庭按照这些原则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创造性地运用而已。我自己不会把人分成富人、穷人，在我们的家庭长大的孩子，自然也不以贫富来衡量人。其实，你在美国生活会接触许多人，你怎么知道对方的贫富？这个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和我是不相干的。中国人则喜欢把人按贫富来分，有时会造成人性的扭曲。有一次我妻子去买芭蕾舞票，前面是一位中国人，他到了窗口昂然地说：“我要两张最贵的票！”你作一番语言分析就明白，这人不是去看芭蕾的，而是去炫耀的，你真想欣赏芭蕾，而且也很有钱，那么至少也应该说“我要两张最好的票”，这样的语言才显示出钱在为你服务，而不是你为钱服务。

当把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时，问题就来了。所谓穷孩子和富孩子之间分裂的现象，我看基本上是父母的责任，父母太势利，毒害了孩子。我们观察女儿学校里的同学就能看得很清楚：比较有教养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或比较出色的孩子，财富观念都比较淡，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贫富问题没有意识。事实上，越是聪明的孩子对各种问题（包括贫富问题）就越有观察力，我女儿就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家里住的房子大概是最差的，不过她也知道她上得起许多她的同学上不起的班，如钢琴课等。她甚至还对我说，她宁愿住小房子，以换得更好的学习条件。我书中讲了，她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钱的观念很重，事事精打细算，但是贫富却不是她交朋友的一个因素。她班里有个很不成器的女孩子，总要吹嘘自己家里富，但聪明的孩子们都躲避她，也看不起她。

最近我们家里来了个小客人，叫莱拉，全家人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她学前班时和女儿一个班，妻子当时就特别注意她，觉得她是最聪明的孩子。当时孩子们自己编故事制作图书（我书中讲到），她做得最好，创造的故事非常有《圣经》的味道，妻子四年后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上到二年级那孩子就不见了，妻子很有些惋惜，后来妻子和女儿在超级市场碰到这孩子的姥姥，买东西差三美元付不了，妻子马上给付了，老人家千恩万谢地走了，后面售货员指指点点：“总拿些食物券买东西，还老不想给钱！”

不久前我们在一个音乐会上碰见这个女孩子，而且知道她在拉大提琴，真是喜出望外，马上请她到家里玩。女孩子和她的父亲来了，她不仅演奏了大提琴，而且钢琴也弹得和女儿的程度相当，让我们目瞪口呆。女儿则弹了首莫扎特的《奏鸣曲》和自己作的曲子。当时还有位小朋友，是位医生的儿子，唯一的富家子弟，他见了两个女孩子的表演，吓得有些不知所措，他当医生的爸爸在一旁也是一副自卑的样子。后来三个孩子在一起玩时，那女孩子说，她家里有一次就剩了六块钱。

这女孩子的家庭非常神秘，父母离婚，她跟着父亲过，父亲常青藤毕业，是个艺术家，不知道为何如此落魄，肯定是生活上经受了很大的打击。不过，这女孩子上的是著名的私立学校，而且在当地音乐学院上大提琴课，另外还修钢琴课。我们凭常识就明白：这么一个女孩子，人家私立学校和音乐学院看了二话不说就给奖学金，否则，她家那6块钱只够支付3分钟的音乐课。再问她父亲才知道，她非常刻苦自律，每天练一个多小时大提琴，一个多小时钢琴，也不用大人督促。很显然，她知道自己的家境和自己面临的生活挑战，她知道自己如果不用功、不出色，就毫无出路。

等这女孩子走后，我对女儿说：“莱拉实在是最幸运的孩子，她家里很穷，但她从穷中学到了东西，知道用功努力，结果获得了一切。你再看看奥巴马小时候，是不是和莱拉很相像呢？他也很穷，但上了非常好的私立学校，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到的。莱拉长大以后肯定会有很大的成就，她家里有时能到只剩六块钱的地步，可你再看看你们班那几个孩子，拿钱到售货机那里买糖、买冰激凌，一次就能花六块钱。可是，他们除此以外还会干什么？你愿意当哪种人？你长大如果有病需要做手术，你希望莱拉这样的人来当医生，还是希望那些就知道买糖的人来当医生呢？”女儿本能地反应：“我当然要当莱拉。”我在书中反复地说，贫困经常可以变成很大的财富，使对孩子的教育方便了许多。事实上，莱拉来家里做客后，一下子就成了女儿的榜样，女儿比平时努力多了。

我讲过，我不愿意谈贫论富。许多富孩子，行为很好，才能很出众，我会把他们当好孩子来谈论。但是，碰到莱拉这样的孩子，再对比那些吹嘘自己富的孩子，我就把贫富当成教育女儿的机会而充分利用。女儿心目中的模范是莱拉，莱拉代表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女儿当然不会成为嫌贫爱富的势利眼。

当然，美国的社会环境好得多。比如莱拉这样的孩子就和当年的奥巴马一样，只要努力就会拿一堆奖学金，最终得到想要的一切。不过，美国社会也同样有势利的一面，在孩子中有，在超级市场也有。但是，当你看到莱拉时就明白，这位才10岁的女孩子，对自己穷到什么地步清清楚楚，但是举止从来都是那么优雅成熟、那么沉着自信，这是需要家长教育的。

总之，这书是一本家长写的书，强调的是家长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希望（也许是奢望）唤醒家长，掀起一场家庭教育的革命。只要我们敢于承担责任，不通过政府和学校也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大大改善孩子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