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还有动物）的长河中，那些学会合作和随机应变的人（或动物）最流行。
——查尔斯·达尔文
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某种重复劳动可能是唯一达到目的的途径。没有两个人会确切地走相同的路，如果你有钱并且想行动得快一点的话，那么把你所有的努力都放在一个人的直觉上是不合逻辑的。
——詹姆斯·沃森，《倾情DNA：基因、基因组和社会》
我演讲前一天晚上无法入睡，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国家的首脑将要揭开生物界最伟大的协同事业的结果。即将到来的庆功会被誉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智力活动[1]。尽管我曾威胁要抵制这次重大声明，但是我现在认为这一天也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与尼尔·莱恩进行谈话之后，我继续加工我的发言稿，这改一个字，那删一个句子，或移动段落。一次又一次，我打电话给希瑟或给其他朋友发电子邮件寻求反馈意见，一直要持续到深夜。我必须把演说稿加工到正合适的程度。那天早上6点，正如我所承诺的，我把我发言稿的文本文件用电子邮件发给白宫。我洗了个热水澡，然后穿上一套黑蓝色西装，打了根红色领带。在华盛顿闷热的天气里，漫长的一天开始了。克莱尔和我从波托马克的家里被一个司机接上汽车，然后开25分钟的车到白宫。由于我太专心于基因组计划，我们的婚姻已经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之中，在路上我们没有过多地说话。我再一次阅读、重读我的演说稿。
到达白宫后，我们很快通过安全检查处，然后被带去见弗朗西斯、他的妻子和尼尔·莱恩。不久，整洁、衣冠楚楚的阿里·帕特诺斯到了，白宫摄影师给我们照了相。几张阿里、弗朗西斯·科林斯和我各拿着一本《时代》杂志的特写。弗朗西斯和我在杂志封面上肩并肩，但是我高兴地看到我稍微有点靠前。为了让我们都出现在照片上而做的努力比为这项不朽的科学任务的完成做的都多，因为我们在背后曾发生了许多争吵。
《时代》杂志几乎从一开始就跟踪报道了基因组故事，主要感谢科普作家迪克·汤普森（她现在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白宫、弗朗西斯、阿里和我都同意让《时代》杂志独家报道这次白宫盛会的协商的故事。这涉及了与所有重要的竞赛者们的秘密会见以及夜间摄影，其中主要的一张是午夜后，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纳彻礼堂拍摄的。在白宫盛会之前，《时代》杂志通知我，我已经被编辑选为封面人物，而且他们也承受着来自白宫高级官员的压力，也包括来自弗朗西斯的。杂志向我保证这是“我的封面”，如果我不高兴，他们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计划。第二天，科林斯打电话恳求我说，只让我们其中一位出现在封面上将会引起误解，我勉强同意了。当我告诉迪克·汤普森时，他问我是否真的确定了，我说我要表现得大度些，而且这样做是正确的。
伟大的日子到了，我感到高兴，所有的竞争对抗都被大家抛到脑后了，因为今天大家要成为具有历史意义成就的一部分。在白宫，弗朗西斯和他的妻子殷勤地欢迎我们，气氛令人激动，大家怀着无限的期待，当总统克林顿进来向我们四人打招呼时，他显得十分乐观。后来，他把我拽到一边告诉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托马斯·施耐德（Thomas J.Schneider）的妻子辛西娅（Cynthia），她是驻荷兰的外交大使，也是我所做的事业的狂热仰慕者，并且她努力使其引起总统的注意。当克林顿自己后来写弗朗西斯和我之间的碰面时，写道：“克雷格是一个老朋友，我已经尽力把他们拉到一起。”[2]当总统、弗朗西斯和我一起从大厅走进白宫东厅时，乐队响起了《向元首致敬》的音乐，我们走进去，大家长时间地起立鼓掌。我坐在总统席的右边，弗朗西斯坐在左边。在大厅后面的讲台上，是一排排鳞次栉比的电视摄影工作人员。两个大型等离子屏幕连接唐宁街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伦敦，唐宁街10号的观众正在为白宫里盛况和他们的冷清之间鲜明的对比而咯咯地笑，布莱尔一动不动地独自站在摄像机前的一个讲坛上。
我四处张望，注意到观众包括总统内阁成员、参议院议员、国会成员，来自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的大使以及基因组社团的大人物和高级成员，其中包括吉姆·沃森，穿着白西装，和我的顾问委员会成员诺顿·金德尔和理查德·罗伯茨一起坐在前排。克莱尔和弗朗西斯的妻子以及我的塞雷拉小组坐在一起，包括海姆·史密斯、格兰杰·萨顿、马克·亚当斯、希瑟·科瓦斯基，还有穿一身很帅的衣服的吉恩·梅尔斯。也许在那个热情洋溢的团队里，唯一愁眉苦脸的就是穿着考究的托尼·怀特了，尽管在大西洋彼岸，约翰·萨尔斯顿奉承他：质疑公共计划已经完成了不可思议的90%的进程，隐喻这件事情在精神上的不诚实[3]：“我们只是把我们所做的放在了一起，用一种过得去的方式包装了起来，并且声称已经做了……是的，我们认为只是一堆赝品。”[4]但是甚至是他也感到，在那个伟大的日子，根本感觉不到政治派别的存在。
当总统开始他的演说，把这个伟大的基因组事业比作我们已经成就的一幅宏大的人类图时，我感到自豪和得意。
几乎两个世纪之前，在这个大厅，这层楼，托马斯·杰斐逊和一个可以信任的助手传播了一张壮丽的地图——一张杰斐逊曾长时间祈祷，在他的有生之年会看到的地图。那个助手就是梅里韦瑟·刘易斯，地图是他勇敢地探险美国边境，一直到太平洋的产物。这张地图确定了轮廓线，永远地扩大了我们的大陆以及我们想象的边界。
我笑了，如果总统知道刘易斯可能是我的远房亲戚，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但是我的微笑不久就消失了，因为我再次发现自己回想起了越南那段时光，那时到现在我已经走了很远，我感到很激动。在我的发言中，我要谈到我在给国家服役的那段时间给了我如此巨大的动力和决心。我开始担心我会失态，当谈论我战争期间的经历时，我常有这一倾向。
总统从梅里韦瑟·刘易斯转到了遗传测绘。
今天，世界正把我们聚到东厅，看一幅甚至有更重大意义的图。我们在这里庆祝第一份完整人类基因组测试的完成。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创造的最重要、最神奇的图。
六个国家的一千位研究者绘出了这张非凡的图，总统称赞了他们，当然也包括克里克和沃森，以及即将来临的发现双螺旋50周年纪念，然后，总统向上帝致敬。说基因组的成功完成不仅仅是一大科学和理性的划时代的成功。毕竟，当伽利略发现了他可以利用数学和机械工具理解天体的运动时，他感到，用一位著名研究者的话说，“他已经学会了上帝创造宇宙的语言。”今天，我们正在学习上帝创造生命的语言。我将会为上帝最神圣最庄严的礼物的复杂、美丽和奇妙而感到更多的敬畏。
宗教色彩是熟悉的：弗朗西斯一直与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合作[5]。这让我的遐想暂停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在美国，这样的对上帝的赞美是一个政治需求，但是它减损了我所有辛勤的劳动，也有损于基因组科学家的劳动，把他们在理性追求生命的秘密中取得的巨大进步与一个特别的信仰系统联系起来。
像总统一样，我确实相信，科学详述并且显示了世界的奇迹，但是对我而言，作为一个源自40亿年的进化过程的可以自我复制的化学成品的想法比一个宇宙钟表匠捻捻手指把我组装到一起的想法更令人敬畏。当这些异教徒想法过去后，总统也回到了现实中，他提醒我们这项工作真正意义是什么——并不是反映上帝的想法而是显示疾病的遗传根源，比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症、糖尿病和癌症。
然后，不可避免要提到很多我这几年所进行的斗争。总统提到了“是结实健康的竞争把我们引到了今天”，以及公共计划和私人公司“为了世界上每个角落的研究者的利益”现在怎样决心同时发表他们的基因组数据。在这一点上，我变得十分紧张，因为我知道现在轮到托尼·布莱尔向新闻界发表演说了。虽然我已经赢得了一些妥协，知道他会改变他的演说词，不会发表抨击塞雷拉的言辞，但我仍然不能确切知道他要说什么。
首相的脸在等离子屏幕上显得很大。一段家常问候以及通常的演说八股之后，他把我单列出来，我很高兴并且放心，“我也想提到塞雷拉和克雷格·文特尔的富有想象力的工作，他以最好的科学竞争精神加速了今天的成就。”那时我不明白，但是布莱尔的演说在英国引发了可以理解的愤怒，因为他没有说到另外一个人：他怎么能只提到塞雷拉而不提桑格？
公共事业的火炬传递给了弗朗西斯·科林斯（毫无疑问，这引起了埃里克·兰德的愤怒），他以一段感人的事情开始，前一天他刚参加完他嫂子的葬礼。她死于乳腺癌，她死得太快了，还没来得及从已取得的新知识中获利。弗朗西斯把阅读基因组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崇拜活动[6]。他描述说，“当意识到我们第一次一瞥我们自己的以前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生命之书时，既令我感觉自己的卑微，又令我感到惊叹。”然后，他对我和塞雷拉的工作大大地赞扬了一番。“我祝贺他以及他的小组在塞雷拉所做的工作，塞雷拉使用一种优雅而创新的策略，这是对公共计划采取的方法的一种补充。比较两者将会学到更多东西。我很高兴今天我们谈论的唯一的竞赛是人类的竞赛。”
总的来说，弗朗西斯给了我一个好的介绍，把我描述成一个“从来不满足于现状，总是寻求新技术，当旧方法不能用时，发明新方法”的人，而且还是一个“能说会道、具有挑衅性、从来不满足”的独立者，我已经为“基因组学领域创造了巨大贡献”。就像他说的话一样令人喜悦，在这一点上，我不禁感到有些遗憾。如果从一开始，他今天的态度就代表了政府领导的工作的话，那么基因组的工作原本可以多么不同啊！
现在轮到我了。当白宫的一名工作人员给讲桌后面加了一个台阶使我比讲台略高时，我开始了一段谦虚的评论说我比前两位演说者个子矮点，然后开始说了我这几个星期以来所酝酿的所有的话。
总统先生、首相先生、内阁成员、尊敬的国会成员、大使们和高贵的客人们：今天是2000年6月26日，在人类10万年的记录上标志了一个历史起点。我们今天要首次宣布，我们人类可以阅读它的遗传密码的化学字母了。今天中午12点半，在与公共基因组计划开的一个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塞雷拉基因组学公司将宣布使用全基因组霰弹枪式测序法首次拼接了人类遗传密码。9个月前，在1999年9月8日，离白宫2.8千米处，由我、哈密尔顿·史密斯、马克·亚当斯、尤金·梅尔斯和格兰杰·萨顿领导的一小队科学家开始测序人类基因组DNA，我们使用一种新的方法，该方法首先由实质上相同的小组在5年前基因组研究所时使用。
这个方法已经用于五个人的样本遗传密码。我们已经测序了三个女性和两个男性的基因组，他们确定自己分别是西班牙人、亚洲人、高加索人及非洲裔美国人。我们取这个样本不是用一种排除法，而是出于对美国多样性的尊重，也说明了种族的概念没有遗传或科学基础。在这五个塞雷拉基因组中，没有办法区分种族。社会和医学把我们所有人当作一个人类总体，作为个体，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人口统计不适用了。
我想要感谢和祝贺弗朗西斯·科林斯以及我们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公共基因组公司的同事们，因为他们在绘出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中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也想以个人名义感谢弗朗西斯，感谢他在与我努力达成基因组界合作过程中的直率的行为，并且把我们集体的注意力转向了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这个时刻可能对人类未来造成巨大影响。我还想感谢总统，因为他致力于公私合作，而且是他使这一天变成更具历史意义的一天。很明显，没有世界上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们的努力，我们的成就也不会成为可能，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在最基本层面追求对生命的更好理解。科学的美在于所有重要的发现都是建立在其他人的发现之上的。我不断得到前辈们工作的激励，他们来自浩如烟海的各个学科，共同合作才使这项伟大工程得以完成。在这里，我特别想感谢来自能源部的查尔斯·德利斯和来自冷泉港的吉姆·沃森，因为他们俩的梦想，帮助启动了基因组计划。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和基础研究的持续投资，人类基因蓝图也不可能完成。我赞扬过去几年内总统的努力和国会的工作，他们大幅度增加了资金，为基础科学的发动机增加了燃料。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美国私人范围的研究投资。如果没有PE应用生物系统公司投资于发展塞雷拉和自动DNA测序机上面的10多亿美元，就没有今天的成功，塞雷拉和公共计划都用这些测序机来测序基因组。另一方面，一些投资来自于科学的公共投资资源。
33年前，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越南的医疗队服役时，我直接感受到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那些经历激发了我对我们体内无数的细胞是怎样互相作用从而创造和维持生命的研究的兴趣。当我直接目击了一些人经受了他们身体遭受的破坏性的伤残而活下来，而另一些人放弃了对非致命外伤的治疗而死去之后，我意识到人的精神至少和我们的生理机能一样重要。我们清楚人类的总数比我们基因的总数多得多，就好像我们的社会比我们个人的总数大得多一样。在我们的基因里，我们的生理机能建立在复杂、表面上有无数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就像在社会的环境里，我们的文化建立在我们的互相作用之中一样。在解读20多个物种的DNA密码时，从病毒到细菌到植物再到昆虫，现在是人类，我的同事和我最好的一个发现是在进化过程中，我们都与遗传密码的共性有联系。当生命简化到它的最本质之处，我们发现我们与地球上的每个物种都有许多共同的基因，我们并非如此地与众不同。你可能会惊奇地发现你的序列比90%蛋白质相同的其他动物的序列大一些。我相信我们提供给世界的基本知识将对人类环境、疾病的治疗以及生物连续性中我们对于我们的处境的看法有深远的影响。基因组序列描绘了科学和医学的一个新起点，它对每一种疾病有潜在影响。拿癌症来说，在美国每天几乎有2000人死于癌症。你们今天早上已经听到的科林斯博士和我所描述的基因组工作和将要开展的研究都是被这个信息所催化，鉴于此，在我们有生之年，癌症死亡数目有可能减少到零。新的治疗方法的发展需要在基础研究上继续加大公共投资，也需要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把新发现转化为新药物。
然而，和你们许多人一样，我也关心有一些人想利用这个新知识，作为歧视的基础。今天早上，《CNN时代》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46%参加测试的美国人相信人类基因组计划将会带来负面效应。为了更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我们共同遗产的明智应用，我们必须联合起来一起工作。
从我过去几年里与总统的私人谈话和他今天早上的讲演中了解到，遗传歧视已经成为他最关心的有关基因组进化的影响的问题之一。而那些把社会决策建立在遗传还原论的基础之上的人们将最终被科学打败，为了使从基因组发现获得的医学利益最大化，最关键的是建立一套保护我们不受遗传歧视影响的新法律。
有人曾对我说测序人类基因组将有损人性，因为把生命的奥秘暴露无遗。诗人们也争论说基因组测序把世界简化成杀菌与还原，这将剥夺他们的灵感。殊不知事实恰恰相反，组成我们的遗传密码的无生命的化学物质是多么复杂和奇妙，它们将引发人类精神不可估量地升华，这应该可以使诗人和哲学家们感动数千年。
总统感谢我，因为我的“那些不同寻常的陈述”，以及“当我们把这一切都完成时，我们将能活到150岁，那时，年轻人仍然能相爱，老年人仍将可以争吵一些50年前就该解决的事——我们有时候都将做愚蠢的事，我们都将看见高贵的人类难以置信的能力。这是伟大的一天。”[7]它确实是。
东厅发布会一结束，我就在白宫记者室为大型记者招待会作了简单介绍，然后移址华盛顿的希尔顿大酒店。每个基因组小组都有自己的休息室可以休息，提前做好准备。到此时，气氛变得欢快起来，塞雷拉团队的每个人都飘飘然，仿佛在云端上——几乎每个人，确实是几乎每个人。希瑟把我拽到一边，告诉我托尼·怀特很不高兴；实际上，他正在狂怒，而且倔强地板着脸。在白宫门口，我们没有遇见他。他没有被邀发表关于他怎样签了支票投资给塞雷拉的演说。的确，他甚至没有机会面见总统，虽然我本可以代表他游说一下门路，但这是他的新闻人的工作；无论如何，谁要和总统谈话对白宫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托尼花了大量时间恶意攻击克林顿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帮助。当科林斯和我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对于怀特来说，事情变得更糟了。当记者问我们问题时，一个《60分钟》节目的电视摄制组正给我们拍摄，他们在倒着走。他们中的三个人撞上托尼，把他撞倒在地，然后被他绊倒。当他笨拙地站起来，你几乎可以看见烟从他耳朵里冒出来。
这次记者招待会不像以前或后来开的任何一次，是在舞厅举行的，包括近600人和难以置信得多的电视摄像机和摄影师。闪光灯不停地照亮我们的脸。吉恩·梅尔斯和马克·亚当斯与我在台上和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们一起答记者问，他们两位应该得到这样的荣耀。令大家惊奇的是，我们语调保持积极、合作和诚恳。我们都是一个欢乐的基因组大家庭。但是，当然我们脑海深处仍有一个疑问：当我们回到实验室时，停战能维持吗？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在科学杂志上详细描写并出版我们的成就，宽宏大量和合作的精神还能获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