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夏娃在拂晓》第四章 镜子里的大猩猩

为什么要说我们的下流是动物远祖遗留的包袱，而我们的善良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特性？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其他动物身上看到我们“高贵”属性的连续性？

——史蒂文·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从动物的可见行为与我们人类行为的相似性，我们判断它们的内心也与我们相像；按照同样的原则推理，向前多走一步，可以得出结论说，人与动物内心活动彼此相似，故产生这一活动的原因必然也是相似的。因此，在解释人与兽均常有的思维运作上，任何有关假说都必须适用于人兽两者。

——大卫·休谟，《人性论》（1739年）

动物园里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与你和其他游客是近亲，它们在基因上更接近人，而不是笼子里的大猩猩、红毛猩猩、猴子和任何其他动物。我们的DNA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只有大约1.6%的差异，我们和这两种猩猩之间的差别，小于狗与狐狸之间的差别，甚至小于白掌长臂猿与白颊长臂猿、印度大象与非洲大象、红眼莺雀与白眼莺雀之间的差别。

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先祖和人类的先祖在500万到600万年前分叉（虽然分叉后的100万年内，它们之间仍可能有杂交），只是在130万年前，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才成为两个不同的物种。[1]这两位亲近表兄弟之外，包括其他灵长类远亲的家庭要大得多：900万年前分家的大猩猩，1600万年前分家的红毛猩猩，而灵长类中唯一实行一夫一妻对偶制的长臂猿，在2200万年前分家。DNA证据显示，灵长类和猴子最后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3000万年之前。如果我们从人类的角度画一张基因谱系的地图，从我们的共祖分家之日起，一英里代表十万年，我们会看见这样一幅居民分布状态：

● 晚期智人定居在纽约州的纽约市；

● 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比邻而居，一位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一位住在纽约州的约克敦海茨（Yorktown Heights），两地相距不到13英里。两个小镇距离纽约市只有50英里，都在人类的通勤范围内；

● 大猩猩住在费城，方便享用奶酪扒牛肉；

● 红毛猩猩住在马里兰的巴尔的摩市，巴尔的摩人喜欢什么，它们也喜欢什么；

● 长臂猿在华盛顿特区忙着一夫一妻制的立法；

● 旧大陆猴（狒狒和猕猴们）则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

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在18世纪中期首次将人类和黑猩猩做了生物分类，但他最后认为他犯了错误，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这项工作。现在，对猩猩（Pan）和人（Homo）进行如此分类，被认为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很多生物学家主张重新分类，将人、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归为一类，以反应我们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尼古拉斯·图尔波（Nicolaes Tulp）是著名的荷兰解剖学家，伦勃朗（Rembrandt）的杰作《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让他永垂不朽。图尔波在1641年对非人类灵长类的解剖学研究，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精确描述。图尔波分解的动物身体是如此地接近人类，他评论说，“（想看出它与人类的区别）就像在两个鸡蛋中寻找差别一样困难”。图尔波将他的标本称为“印度色鬼”（Indian Satyr），他记录说当地人叫它 orangutan，马来语意为“森林中的人”。当代灵长类动物学家在研究了图尔波的笔记后认为，该标本应该是一只倭黑猩猩。[2]

和我们一样，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是非洲大猿。和所有灵长类一样，它们没有尾巴。它们一生有相当多的时间待在地面，并不总是盘桓在树上，而且它们都是有很高智商的社会动物。以倭黑猩猩为例，它们生机勃勃的性活动，显然脱离了生育的需要，具有社会交往和群组凝聚的主要特点。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倭黑猩猩“在向卵子发起的进攻上浪费大量的火力，”最后还是得到了“生殖回报”的补偿；这个回报是“两性间更密切的社会合作”产生了“更密切合作的社团和更安全的育儿环境，于是乎，更性感的雄性和雌性均有了更高的繁殖成功率”。[3]换句话说，倭黑猩猩的多偶滥交，赋予倭黑猩猩极大的演化优势。

另一方面，生活在东南亚的长臂猿是唯一一种毫无争议地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灵长类，它们的基本生活单元是家庭，成员构成是一雄一雌加上它们的幼子。它们与世隔绝地散居在一片30到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们与其他长臂猿没有任何组群间的交往，没有什么高级智商可言，它们只在排卵期进行稀少的交配活动，它们永远待在树上。

在其他任何有社会组织的群居的灵长类中，都没有再发现一夫一妻制——如果标准叙事靠谱的话，我们要加上，“除了人类之外……”

对我们不断拿长臂猿的一夫一妻制作为人类性行为的参照模型，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感到了讶异，他写道：“论述人类为什么（或是否是）像长臂猿一样实行配对结合，让我觉得简直和论述海水为什么滚烫，以及猪是否有翅膀没有两样。”[4]

灵长类和人性

如果托马斯·霍布斯有机会按照他对阴暗人性的理解设计一种动物，他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黑猩猩。这种灵长类动物，似乎确证了霍布斯对人类固有恶习的所有假设。据报告，黑猩猩疯狂地贪恋权力，并且嫉妒、暴力、狡猾、好斗。黑猩猩最突出的行为包括凶杀、不同集团间有组织的战争、强奸，以及杀婴。20世纪60年代，这些观察数据一经发表，学者们立刻提出了所谓的人类起源的“杀手猿”理论。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朗汉姆（Richard Wrangham）和戴尔·彼得森（Dale Peterson）用凝练的字眼对该理论进行了总结，黑猩猩的行为成为古代人类嗜血的证据，他们写道：“黑猩猩式的暴力是人类战争的前例和先导，现代人类实乃连绵500万年的血腥攻击习性的懵懂的幸存者。”[5]

在黑猩猩成为古代人类习性的活典范之前，人们将一个八杆子才够得着的远亲——草原狒狒——放在光荣榜上。这些在平地居住的灵长类逐渐适应了某种生态环境，我们的祖先刚从树上爬下来的时候，很可能经历过同样的生态环境。后来，人们放弃了草原狒狒模型，因发现它们缺少某些基本的人类特性，比如：协作捕猎，使用工具，有组织的战争，带有复杂联盟建造的权力争斗。同时，简·古达尔（Jane Goodall）和其他科学家正好观察到黑猩猩具备这些品质。神经科学家罗伯特·萨博斯基（Robert Sapolsky）——他也是研究狒狒行为的专家——注意到“如果黑猩猩能有一丝的自律，它们就是狒狒渴望成为的样子了”。[6]

也许我们犯不上大惊小怪，即使看到这么多的科学家假定：如果黑猩猩不是还缺少一点自律，黑猩猩就是人类的样子了。黑猩猩在20世纪后期人性模型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我们绘制的（或者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的）地图，决定了我们去哪里继续探索，以及在那里能发现什么。黑猩猩展示的狡诈凶暴，加上人类历史上令人羞愧的残忍，似乎证明了霍布斯的预测——如果不加以某种强有力的约束，人性将带来世界的浩劫。

表1：灵长类的社会组织[7]

对黑猩猩模式的怀疑

用黑猩猩的行为模式来理解史前人类社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黑猩猩社会极端等级化，而人类觅食部落的小团体则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如何分配肉类是观察社会结构的最好窗口，黑猩猩的等级制在分肉上表现得一清二楚，而在人类的觅食社团内，分肉促生了多种极为重要的平分机制。

绝大多数灵长类动物学家都同意黑猩猩有显著的权力意识。但是，将在贡贝（Gombe）(2)一地得到的观察结果对所有的黑猩猩做一般化的概括，似乎为之过早；特别是人们在不同观察点——比如在西非象牙海岸的塔伊（Taï），观察到野生黑猩猩分配肉类的方式相当接近人类觅食部落成员。灵长类动物学家格里格·斯坦福（Craig Stanford）的描述是，贡贝的黑猩猩的分肉手段“绝对是裙带关系式和马基雅维利式的”，而塔伊黑猩猩的狩猎小组内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分享肉食，不论亲疏关系如何。[8]

所以，尽管古达尔和其他科学家在贡贝的研究数据表示，无情且算计的自私是黑猩猩行为的特征，其他观察点的资料却得出了与之相反或至少不一致的结论。我们都知道在野外观察黑猩猩行为有太多的困难，所以在对有限的散养黑猩猩资料做一般化推论时应该格外小心谨慎。说到黑猩猩不可争辩的智力和社会性，我们对从观察圈养黑猩猩得到的资料，也应该保持同样的警惕，用圈养黑猩猩的行为推论黑猩猩的一般行为，不啻于用人类监狱内囚犯的行为泛化人类的行为。

我们同样对黑猩猩的暴力本性有疑问，如果它们不受人类干扰地在野外生活，情况会怎么样？我们将在第13章进行讨论，有些因素很可能彻底改变了黑猩猩的受观测行为。文化历史学家莫里斯·波曼（Morris Berman）表示，如果我们“改变某些条件，比如食物供给、居民密度和自发的群体组合和解散的可能性，一切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人类如此，对猩猩也是如此”。[9]

即使我们只谈黑猩猩的行为模式，当今新霍布斯派的悲观主义者也许也已经找不到他们阴暗的自信。比如，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评价人性的时候说：“如果像我一样巴望建造一个人人为了共同利益而真诚和无私合作的社会，请你千万不要对人类的生物天性抱任何期望。还是让我们来教化慷慨和利他，因为我们天生都是自私的。”[10]如果他知道黑猩猩行为的更多观测，他在发表如此阴暗的评估之前，可能会再掂量一下。也许，我们这个物种天性中也有进行合作的古老基因。受比较灵长类智力研究新发现的启发，瓦内萨·伍兹（Vanessa Woods）和布莱恩·哈尔（Brian Hare）想到，合作的冲动也许是我们物种智力发展的关键。他们写道：“与其说，如通常人们所说，最聪明的人科动物才有机会繁衍生息，但事实也许是，更能够进行社会合作的人科动物——因为他们更善于一起解决问题——能够获得更强的适应力，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机会因善于解决问题而成为胜者。”[11]他们的假设是，人类有今天的智慧，因为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共同生活。

不论自私是否是天性，食物分配和栖息地枯竭对野生黑猩猩和人类觅食社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道金斯等人认为，人是天生好斗的、自私自利的野兽，但他们在引用这些黑猩猩的观察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时，应该更小心一些。人类社群在处理食物剩余和储藏时，发生的行为很像在黑猩猩中看到的样子：强化等级制的社会组织，社群内部的暴力，守卫领地范围和建立政治联盟。换句话说，和黑猩猩一样，当有了一些值得一争的东西的时候，人类就会开始争斗。但是，在大部分史前时期，既没有剩余食物供争夺，也没有营地需要防守。

寻找灵长类的连续性

女性和倭黑猩猩有两个共性，都有无法直接觉察的隐蔽排卵期，全年都可以有性生活。但是，共性也就到此为止。你能看见我们的阴部肿胀吗，你能看见我们到处随意性交吗？

——弗朗斯·德·瓦尔[12]

性是一种友善的表示：在非洲，它和握手一样……是友好和嬉戏。没有强制，都是主动提供。

——保罗·泰罗[13]

不管你对黑猩猩的暴力及其与人性的关联做何等解释，我们还有另一个近亲倭黑猩猩，提供了一个迷人的相反模型。就像黑猩猩仿佛证明了霍布斯版的人性起源，倭黑猩猩则彰显了卢梭的观点。虽然只是到了今天，卢梭才被冠以“高贵野蛮人之拥趸”，从卢梭自传中有关他本人性趣的细节看，如果他当年了解倭黑猩猩的话，他一定会将这些小精灵引以为同类。对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两种灵长类的区别，德·瓦尔用这样的话总结说：“黑猩猩用权力解决性的问题；倭黑猩猩用性解决权力的问题。”

虽然倭黑猩猩性生活的频率高过黑猩猩，但两种猩猩中的雌性都会在短时间内接连和不同雄性进行交配。在黑猩猩中，排卵期的雌性对本群内的任何雄性，甚至所有雄性的性要求都迫不及待地给予响应，但它们每天进行的交配次数每天只有六到七次。灵长类动物学家安妮·普赛伊（Anne Pusey）这样描述她所观察到的雌性黑猩猩：“在发情期，每一只雌性黑猩猩在与自己本社区（它的出生社区）内的雄猩猩交配之后，就会拜访其他社区……它们急切地靠近其他社区的雄性，寻求交配。”[14]

先不说野生黑猩猩彼此不分享食物的群体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些带有偏见的意见，诸如：“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恋爱中，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表现都有惊人的不同。在万巴（Wamba），当两群倭黑猩猩在领地的边界地带相遇时……不仅不会出现黑猩猩有时会进行的致命性攻击，而且很可能发生交往，甚至发生雌性与敌方雄性之间的性交。”[15]

敌方？当两群高智商的灵长类动物碰头，互相交往，互相交配，凭什么还要说它们是敌方，或者说这类交往关系是战争？还有其他类似的说法：“黑猩猩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叫声，提醒远处的黑猩猩某地有食物。因此，这也算是某种形式的食物分享，但没有必要硬说成是慈善。发出呼叫的黑猩猩，面前有充足的食物，让其他猩猩分享一些，对它本身毫无损失，没准今后还能因此从其他黑猩猩那里得到同样的好处。”[16]

就算这种疑似的合作行为“没有必要硬说成是慈善”，但就这样说了，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对一群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或者说，就是一般的动物）的似乎慷慨大方的行为做其他解释？难道慷概大方是人类独具的特质？这样的言论让人费解，正如古尔德曾经发问，为什么科学家不愿意在人类的正面本能中看到灵长类动物的延续性，而他们中很多人毫不犹豫地将人类好勇喜斗的根源一直回溯到灵长类先祖身上。

只要想一下，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黑猩猩或者倭黑猩猩，或者我们先认识倭黑猩猩，我们此刻很可能相信，早期的人科动物生活在母系社会中，其中性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战争或者非常罕见，或者闻所未闻。

——弗朗斯·德·瓦尔[17]

因为倭黑猩猩仅仅生活在偏远的密林中，而这片森林坐落在政治动荡不安的国家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原来的扎伊尔），倭黑猩猩属于被人类进行自然栖息状态下研究的最后一批哺乳动物。虽然早在1929年，我们就知道了它们与其他猩猩的解剖差异，但在人们认识到它们的行为模式与其他猩猩截然不同之前，它们一直被归为黑猩猩的一个亚种——通常叫做“侏儒黑猩猩”（pygmy chimps）。

对倭黑猩猩来说，雌性的地位比雄性的等级更重要，但即使雌性的地位也是灵活可变的、非约束性的。黑猩猩、大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中都有自己表示统治和顺服的正规仪式，倭黑猩猩则没有此类套路。灵长类动物学家加纳隆至（Takayoshi Kano）收集了极为详细有关野生倭黑猩猩行为的资料，他表示，虽然倭黑猩猩中不是毫无等级结构，但在描述雌性倭黑猩猩的时候，最好使用“有影响力”这样的字眼，而不是“高层”之类。他相信，对雌性的尊重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因为等级。弗朗斯·德·瓦尔也想过讨论倭黑猩猩内部的等级制度是否有意义，他说：“如果确实存在一个雌性等级序列，它的主要根据也是年龄，而不是体格的强健：年长的雌性通常比年轻雌性的地位要高。”[18]

那些研究人类母系社会的人一定会对倭黑猩猩的社会感到困扰，倭黑猩猩的母权“统治”没有产生人们设想的雄性臣服，绝不是黑猩猩和狒狒社会中雄性权力构架的反转版。雌性倭黑猩猩在运用权力上和雄性灵长类手法非常不同。虽然雄性倭黑猩猩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但它们的处境还是比雄性黑猩猩和雄性狒狒要好得多。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谈及人类母系社会时将看到，男人与掌权的女性相处基本融洽。萨博斯基选择研究狒狒，因为无休无止的争夺权力让雄性狒狒常年处于高度紧张；而德·瓦尔注意到，他所研究的倭黑猩猩有非常不同的生存状态，他说：“从倭黑猩猩的频繁性交活动和群内几乎不存在争斗来看，我很难想象这个物种的雄性会有任何感到特别紧张的时候。”[19]

人类和倭黑猩猩，不包括黑猩猩，似乎都具有一种特殊的生理构造，让他们倾向和平共处。这两个物种（在基因AVPR1A上）都带有一种叫做重复微卫星（repetitive microsatellite）的东西，它关系到身体内催产素的释放。有时我们称催产素为“天然迷幻剂”，它对亲社会情感的发生特别关键，这些情感包括关切、信任、慷慨、爱，对了，还有性欲。人类学家和作家埃里克·迈克尔·约翰逊（Eric Michael Johnson）说：“与其说黑猩猩丧失了这种重复性微卫星，不如说人类和倭黑猩猩分别发展出了同样的基因变异。”[20]

但是，对于古代人类享有较低的生活压力和极大的性自由这一说法，很多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海伦·费舍承认倭黑猩猩有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它们与人类行为的种种相似，她甚至俏皮地将倭黑猩猩与摩尔根的原始部落拉扯到一起：

这些造物成群结队地出行，一群中有男有女有幼子……个体根据食物的供给在不同群中出出入入，几十只倭黑猩猩结成一个紧密的社群。这是一个原始部落……性生活几乎就是日常的消遣……雌性几乎在整个经期都能进行性交——这种性交模式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更接近人类女性……倭黑猩猩要释放压力的时候来一场性交，要鼓励分享食物的时候来一场性交，旅行期间想放松一下的时候来一场性交，别后重聚难免感到有些小别扭，为了重建友谊，它们会再来一场。“做爱不打仗”就是倭黑猩猩的行动方案。[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