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人类学家罗伯特·艾奇顿（Robert Edgerton）的记录，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上的马林－安宁族人（Marindanim）相信：
精液是人生长和发育所需要的基本物质。他们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为了保证新娘能生育，她必须被灌满精液。因此，在她的新婚之夜，丈夫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可以多达十人，要与新娘发生性交，如果夫家的家族有超过十名男子，余下的人则要在婚礼后的第二夜和新娘性交……在女子一生中，类似的仪式要在不同时期反复发生。[1]
欢迎你进咱家门。见过我的几位表兄弟了吗？
千万不要认为这个结婚庆典有什么特殊之处，罗马人的祖先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庆祝联姻的婚礼上要有一场奔放的狂欢，丈夫的朋友们要和新娘发生性交，身边围着一圈证人。奥托·纪佛（Otto Kiefer）在他写于1934年的《古罗马的性生活》（Sexual Life in Ancient Rome）一书中解释说，从罗马人的观点看，“自然法则与男女联姻不搭配，甚至相抵触。因此，进入婚姻殿堂的女性必须为违反自然之母而表示赎罪，为此做一做免费娼妓，在这段时间里，她用结婚初夜的淫荡为代价，赎买婚后的贞洁。”[2]
在许多社会，类似的淫荡把戏在新婚之夜后还一直延续相当的时间。亚马逊的库里纳人有一种仪式叫做“拿肉令”（dutse’e bani towi）。唐纳德·波洛克解释说，村里的女人，“在拂晓成群结伙地从一家闯到另一家，向每一户的成年男人唱歌，‘命令’他们去打猎。每到一家门前，一个或结伙儿的几个女人一起拿着棍子敲打房子。那一晚，如果这个男人白天有所猎获，她们就会在这人家里向他提供性伴侣的服务。这一组里的女人……不能在活动中选择自己的丈夫”。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特别有意义。村里的男人们总是装出点缠绵劲儿，慢慢爬下吊床，拖着脚步走进雨林。但在男子们分头出发狩猎之前，他们商量好时间和村外的某个地点，归来时先在那里开碰头会。碰头会上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他们将自己的全部收获堆在一起，进行再分配，保证每一个男人回村时手里都有一块肉，以此也保证了每个人都能有配偶外的性生活。这在标准叙事的棺材上又加了一颗钉子。
波洛克对猎人们凯旋归来的描述精彩绝伦：
到了傍晚，男人们结队回到村里，成年女性围成半圆，对着男人们唱起浪声浪气的情歌，索要自己的“肉肉”。在半圆的中间，是一大堆男人们带回的猎获，他们通常用非常夸张的姿势将猎物扔过去，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烹煮烧烤、大快朵颐之后，每个女人拉上一位中意的男子回房约会。库里纳人经常举办这种仪式，参加者的表现都非常幽默。[3]
我们打赌，他们一定会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承蒙波洛克的好心，他确认了我们的猜想，他说，库里纳语中的“肉”（bani）既指食物，也指你心里想到的那个东西。婚姻也许不具备人类普世性，但对有关性的双关语的理解能力却很可能是普世的。
泸沽湖畔的爱、欲和自由
从来没有过——现在没有，过去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社会，那里人们对父系的信任如此之低，以至于男人对他们姐妹的子女，比对自己妻子的子女有更密切的亲子关系。人们最后发现，幸福滥交的、毫无占有意识的、卢梭式的黑猩猩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我所能够看到的证据也不能让我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类。
——唐纳德·西蒙斯，《人类性行为演化》
西蒙斯的大胆宣言充分展示了他坚信亲职投资理论，坚信亲子关系确定在人类演化中的极端重要性。但他在这两点上都是大错特错。就在他写下这些倒霉的论断的同时，灵长类动物学家在刚果河沿岸的森林里刚刚观察到倭黑猩猩正过着幸福的滥交、毫无占有意识的生活，不折不扣地，它们就是西蒙斯否认存在的猩猩。而摩梭人（也称“纳”人或“纳里”人），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古老社会，那里父系亲子关系的确定性如此之低，结果，摩梭的男人抚养自己姐妹的孩子，而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女子和男子不应该结婚，因为爱情就像季节——它来来去去，一直变化。
——杨二车娜姆（摩梭妇女）
泸沽湖位于中国云南和四川两省的交界处，在周围的群山中生活着56000名摩梭人，几百年来，他们的家庭制度一直让外来的游客和学者感到困惑和着迷。摩梭人将泸沽湖敬为母亲女神湖，湖旁耸立的格姆山被敬为爱情女神。他们没有书写文字，所用语言被归为东巴文，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这个语言中，没有词汇表示“谋杀”“战争”和“强奸”。摩梭人的生活悠哉而宁静，男女两性均有近乎绝对的性自由和性自主。[4]
1265年，马可·波罗途径摩梭人的地盘，后来，他回忆起摩梭人毫无羞耻的性生活，写道：“他们丝毫不反对让一个外国人，或者任何人，用他喜欢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妻子、女儿、姐妹或他们家里的其他女子。他们会认为这是大大的好事，就是说，他们的神祇和偶像会保佑他们，给他们带来财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慷慨大方地用自己的女人招待外国人。”波罗不无调侃地说：“很多时候，外国人能和一个傻冒的妻子在床上鬼混三四天。”[5]
作为一个大男子主义的意大利人，波罗完全不理解摩梭人家庭结构的性质。他错误地认为，女子的性是由男人控制的商品，而事实上，摩梭制度最令人震撼的特点就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男女，都会英勇地保卫自己的性自主权。
摩梭人称自己的这套安排为“色色”（sese），意思是“走动”。一如既往，绝大部分人类学家都没有看到本质，将摩梭制度叫做“走婚”，并将摩梭人拉入他们包罗万象的“婚姻”文化清单。摩梭人自己不同意如此解释他们的制度，杨二车娜姆说：“随便你怎么想象吧，色色都不是婚姻。”杨本人是摩梭妇女，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讲到她在母亲湖畔度过的童年时光。“所有的色色都是走访，不涉及婚约婚誓，没有彩礼嫁妆，无关抚养儿童，也不期待忠贞不渝。”摩梭人的语言中没有词汇表示丈夫或妻子，双方用一个词“阿注”（azhu），意思是“朋友”。[6]
摩梭人是母系农耕社会，家庭的财产和姓氏由母亲传给女儿（们），所以家庭事务以女性为核心。当女孩子成年，大约13或14岁时，开始有自己的卧房（称“花楼”），房间面对内院和临街各有一扇暗门。谁能通过暗门进入姑娘的花楼，完全是姑娘自己做主。唯一的戒律是，姑娘的客人必须在日出之前离开。第二天晚上，她可以让另外的男子进花楼，也可以还是昨夜的老情人，全凭她自己的喜好。谁都不期望对方山盟海誓，如果她怀了孩子，她会在母亲的家里养育孩子，有兄弟和整个村庄帮助她。
杨二车娜姆对童年的回忆，让人想起马里多马·帕特里斯·索梅在非洲乡村的童年。杨二车娜姆说：“我们孩子们随心所欲地乱跑，从一个人家冲进另一个人家，从一个村子冲进另一个村子，母亲们从来不操心我们的安全。每个大人都会关照孩子，每个孩子也都会尊重大人。”[7]
在摩梭人中间，一个男人要对他姐妹的孩子承担养育职责——而不是要对他四处夜访花楼结下的果实负责。这里，我们又见到一个雄性亲职投资和父系血缘分离的社会。在摩梭人的语言中，“阿乌”（Awu）既是对舅舅的称谓，也是对父亲的称谓。“与只有一个父亲的家庭不同，摩梭人的孩子有很多舅舅关照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杨二车姆娜说，“我们也有很多的母亲，因为我们叫我们的姨妈‘阿直咪’（azhe Ami），意思是‘小母亲’。”[8]
只要寥寥数言，就可以让很多主流理论家手忙脚乱起来，性关系严格地被排除在摩梭人的家庭关系之外。晚上，摩梭男人应该去和他们的情人睡觉。如果不是这样，家里最靠外面的房子里给他们留了一个房间过夜，他们绝不可能在主楼里和姐妹住在一起。按照风俗，家里禁止谈论任何爱情和浪漫史。虽然男女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的私人关系，他们也要尊重彼此的隐私。
摩梭人所说的阿夏（açia）即男女朋友，这种两性关系的特点是将个体男女的自主放到了几乎神圣的地位。蔡华是中国人类学家和《无父无夫的社会》（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一书的作者，他解释说：“不仅男女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拥有很多阿夏，也可以随时结束和任何阿夏的关系，而且，每个人同时可以拥有几个阿夏，这个同时可以是一夜之内，也可以是很长时期。”[9]这种关系是不连续的，只在两人都在场的时候有效。“来访者离开女子房间的时候，两人之间的阿夏关系就告终结，”蔡华告诉我们。“阿夏的概念没有未来时态。阿夏关系……只存在于当下和过去的记忆中。”虽然如果两个人你情我愿，可以不断地、经常地继续花楼走访。[10]
摩梭人中性欲旺盛的男女毫不羞愧地报告说，他们有过成百上千的阿夏关系。从他们的观点看，向对方发誓忠贞或要求对方忠贞才让大家感到可耻。摩梭人觉得发誓忠贞不渝的做法实在很不得体——这分明是企图讨价还价或者是寻求交换。蔡华写道：“阿夏关系是单纯的个人结合。”摩梭人认为公开表达嫉妒是一种寻衅，是冒犯了另一个人的神圣的自主权，因此将遭到嘲弄和羞辱。
让人难过的是，女性性自主权的自由表达遭到不少人攻击，不只限于头脑狭隘的人类学家和13世纪的意大利探险家，尽管摩梭人从来没有试图输出自己的社会制度，也不曾想说服任何人相信他们的爱和性的表达更优越。摩梭人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要他们放弃传统信仰的压力，因为外来的人感觉受到威胁。
旅游作家辛西娅·巴尼斯（Cynthia Barnes）在2006年访问了泸沽湖，发现摩梭人的古老生活方式仍在持续，虽然现在要面对中国游客的压力了。这些游客和750年前的马可·波罗一样，将摩梭女性的性自主误认为是卖淫。“虽然摩梭人在性生活上绝不忸怩作态，吸引了世人的注意力，但性绝不是他们的生活中心。”她继续说：
我想到我父母苦涩的离婚，想到了童年伙伴们因为妈妈或爸爸决定和其他人睡觉而霎那间倾覆的世界。泸沽湖，也许算不上是女儿王国或者家庭王国——至少政客和宣传家不来这里骚扰，没有人喋喋不休地谈论“家庭价值”。这里没有常见的“破碎的家庭”，没有让社会学家苦恼的“单身母亲”，当父母分手的时候，也不会发生经济困窘或难堪。在一众男女亲眷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摩梭女孩），大方而自信……当她加入舞蹈行列，邀请男孩子进入她的花楼，这将是为了爱情或者情欲，或者不管人们叫它什么，反正是人们受激素驱动，干得气喘吁吁的东西。她不需要那个男孩子——或者其他任何人——为她置办房屋，组织“家庭”。因为她知道，她已经永远地拥有这两样东西。[12]
摩梭族妇女 图吉姆·古德曼（Jim Goodman）拍摄
摩梭族妇女 图冯·克里斯蒂安·尼布（Von Christian Neeb）拍摄
在未来几十年内，摩梭人的爱情方式和性生活方式也许会被外界的巨大压力彻底毁灭，但在同时，只要他们顽强地存在，他们就是人类性行为标准叙事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骄傲的、不可否认的反例。
论父权制的不可避免性
虽然有摩梭这样的社会，女性不仅有自主权，而且在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几十个觅食人社会也提供了大量证据，说明女性在这些地方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尊重，但是，很多科学家还是顽固地坚持说，所有的社会都是，而且一直是父权社会。在《为什么男人统治》（Why Men Rule）——原来的书名是《父权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Patriarchy）——中，社会学家史蒂文·戈德堡（Steven Goldberg）为这种极端观点提供了榜样，他写道：“父权确实是普世的……社会组织，没有其他任何制度能有这样被全体认同的普世性……现在看不见，过去也不曾看见过，任何一个在超家族水平上非男性权威和男性领导的社会。甚至不存在任何疑似案例。”[13]措辞相当强硬，但是，在这本247页的书中，戈德堡一次也没有提到摩梭。
戈德堡提到了印度尼西亚西苏门答腊省的米南佳保（Minangkabau）人，但仅仅是出现在附录里，注明他引用了两段其他人的研究成果。第一段，时间要回到1934年，提到那里的男人通常在女人之前吃饭。据此，戈德堡得出结论，在米南佳保人的社会中，男尊女卑。这等于是说，西方社会是女尊男卑，因为男人总是为女士开门，让女士先走一步。戈德堡引用的第二段是一篇人类学家佩琪·里弗斯·桑迪（Peggy Reeves Sanday）和别人合作的论文，提到米南佳保的男人在传统法律的若干方面的应用上有些权威。
米南佳保女人和女孩[14]
戈德堡在使用桑迪的研究时出现了两个大问题。第一，说一个社会不是父权制和说这个社会里男人还具有某些的权威之间没有内在的冲突。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梵高的名画《星夜》不是一幅“黄画”，虽然画上有些黄色块。第二个引用问题是，戈德堡引用的佩琪·里弗斯·桑迪一直坚定地站在戈德堡观点的对立面。桑迪最近出版的一部有关米南佳保人的著作的书名是《女性中心：一个现代母系社会的生活》（Women at the Center: Life in a Modern Matriarchy）。[15]
桑迪在米南佳保人中度过了二十多个夏天，她说：“米南佳保女性的权力延伸到经济和社会领域。”她举例说，女人控制了土地的继承，丈夫一般是入赘妻子家中。居住在西苏门答腊的400万米南佳保人也认为他们自己是母系社会。“当我们西方人美化男性统治和竞争的时候，”桑迪说，“米南佳保人则美化他们神秘的女王母亲和合作。”她还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谋求共同利益的伙伴，而不是自我中心下图谋私利的竞争对手”，和倭黑猩猩的社会团组一样，女性的地位和年龄正相关，同时“越会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地位也就越高。[16]
每当人们尝试理解和讨论其他文化的时候，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用词让很多专家栽跟头。当人类学家们说从来没有发现过“真正的母系社会”时，他们是对着父权社会的镜子找映像，看不见男性和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和运用权力。比如，桑迪说：“（在米南佳保人中）很难说是男性统治还是女性统治，因为他们相信，应该根据大家的共识进行决策。”当她坚持询问，到底是男人在统治还是女人在统治，最后，人们告诉她，她问的问题不对头。“没有哪个性别单独统治……因为男女互相补充。”[17]
当酒吧里有个大嗓门在叫嚣“父权普世，永远普世！”的时候，请想起米南佳保人，父权不是普世制度，而且从来都不是。但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男性读者，与其说感到受威胁，不如这样想一想：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女性有很大自主权和权威，这个社会一般都是对男性特别友好、轻松、宽容、性生活丰富的社会。明白了吗，伙计们？如果你们不满意目前生活中性爱的数量，不要怪罪女人。让女人们掌权，看看那时候生活会发生何等变化。
在倭黑猩猩的世界里，雌性同盟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威，每只雌性倭黑猩猩都不用担心身强力壮的雄性会欺负它们。而说到人类社会，如果一个在社会里，女人“大方自信”——像巴尼斯形容的摩梭女孩，能自由地表达她们的思想和性欲而不用担心被羞辱和迫害，这个社会将远比男人统治的社会让男人感到更舒服。也许，要想让西方的男性人类学家们认出母系社会实在过于困难，因为他们预想的是一个男子在女人的高跟鞋下受罪的社会——一幅西方文化中男性长期欺压女性的镜像。结果，当他们看到一个男人们悠哉悠哉地过着轻松和幸福日子的世界时，他们以为又发现了一个父权社会，完全错过了事情的本质。
一夫一妻的征程
一夫一妻的主意还未被认真尝试过，亦未发现其不可或缺，因发现要它挺难的，所以也就不去试它了。
——G. K.切斯特顿
2005年的票房惊喜电影《帝企鹅日记》（March of the Penguins），是迄今为止第二部最赚钱的纪录片，观众无不为电影中企鹅夫妇在抚养小崽崽上的极端奉献精神所感动。许多人在企鹅为后代和为对方所做的牺牲中看到了自己的婚姻。一位观众这样说：“看到成千上万的企鹅挤在一起抵抗冰雪南极的寒风……简直不可能不涌出一种亲人般的感觉。”美国各地的教会购买专场电影，带着教徒一起观摩。《国家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的编辑里奇·劳利（Rich Lowry）在青年共和党的一次会议上说：“企鹅是一夫一妻的理想楷模。这些鸟的奉献精神简直太神奇了。”国家地理专题影片组织的主席亚当·莱比锡（Adam Leipzig）宣布，企鹅是模范“父母”，他还说：“它们为了照料孩子所做的一切简直不可思议，没有父母在看过此片后还会抱怨送孩子上学路上堵车的麻烦。它们和人性可有一比，真是太感人了。”[18]
但是，和企鹅身上的羽毛不同，它们的性生活不是只有黑白两色。这些所谓的完美的雄雌伴侣、“一夫一妻的理想楷模”、“模范父母”，它们的专偶结合只能维持不到一年，也就是说，当它俩的小崽子出壳儿，离开冰川跳进南极的冰水里时，夫妻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看过电影，你会知道在寒风刺骨的冰原上蹒跚跋涉，拥挤成一团抵御南极风暴，这一切都挡不住婚外的诱惑。一旦小企鹅年满11个月——年龄相当于幼儿园的孩子——忠贞不渝的誓言立刻被丢到爪哇国，离婚干净利索毫无痛苦，妈妈和爸爸踱着小步赶回企鹅求偶大会。按照企鹅的正常寿命三十年计算，这些“模范父母”一生至少有两打儿（24个）“家庭”。这就是某人说的“一夫一妻的理想楷模”？
不论你觉得这部影片甜腻得反胃，还是甜得沁人心脾，如果有谁大胆地，当然不免有些故意作对地办个双片连映的话，和《帝企鹅日记》配对的影片应该是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制作的《在世界尽头相遇》（Encounter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赫尔佐格的这部南极纪录片是摄影的杰作，他采访了一连串让人耳目一新的人物，包括在南极研究了25年企鹅的戴维·安雷博士（David Ainley），一位含蓄到滑稽可笑的海洋生态学家。赫尔佐格变换花样，不断提出各种难堪的问题，安雷不得不报告说，他曾经目击到企鹅的三角家庭——两只雄企鹅轮流照顾一只雌企鹅的蛋，此外他还见过“企鹅卖淫”，雌企鹅用色情换取造窝用的卵石。
草原田鼠也被认为是一夫一妻制的标兵。据一篇报纸文章说：“草原田鼠——一种生活在平原和草原的矮胖的啮齿动物——被认为是近乎完美的一夫一妻制动物。它们雄雌结伴生活在同一个巢穴里。雄鼠雌鼠均主动地保护对方，守卫家园和幼子。雄鼠是尽职的父亲，而且，如果一对田鼠中一方死亡，另一只不再寻找新的配偶。”[19]150年前，当达尔文战战兢兢地将人类与猩猩做比较的时候，他听到了多少尖酸刻薄的嘲讽，而今天，当代的科学家们已经可以堂而皇之地将人类的性行为与草原田鼠之类的鼠类性行为之间连上等号，实在令人震惊。我们人类，过去将自己和天使相比较，现在却在等而下之的田鼠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但是，C.苏·卡特（C. Sue Carter）和洛维尔·L.格茨（Lowell L. Getz）对草原田鼠和其他动物中一夫一妻制的生物原理进行了35年之久的研究，他们毫不含糊地表示：“性排他……不是一夫一妻的特点。”[20]国家精神健康所的主任［原来伊尔克斯（Yerkes）灵长类中心的主任］托马斯·英赛尔（Thomas Insel），是研究草原田鼠的专家，他表示，那些了解情况的人不会认为草原田鼠的一夫一妻有啥高贵可言：“这些家伙到处乱睡，但是坐着的时候，只和伴侣待在一起。”[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