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圣经·诗篇》90:10
怪异却真实：史前人类的平均预期身高大约是3英尺（约91厘米，不到1米）。
这个事实改变了你对史前史的印象了吗？你是不是想到了一群小矮人，生活在窟窿大的洞穴里，追兔子一直能追进兔子窝，见到狐狸就打哆嗦，老鹰都能把他们叼起来？你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些只有半号大的轻量级祖先，怎样去猎取猛犸这样的庞然大物？你是不是更觉得，生活在今天真是太走运了，我们优良的饮食和卫生条件让我们的身高足足翻了一倍？
不要得意忘形。虽然史前人的平均“预期身高”大约为3英尺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却是能够产生误导的正确。就像有些人过于自信地宣布婚姻、贫困和战争的普世性一样，这类论断播撒混乱的种子，收获大把误导性的数据。
我们先看看史前时期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用当时人的骨骸做指标）：大约6英尺高（72英寸——182厘米）。再看看史前婴儿骨骸的平均身高：就算20英寸（50厘米）。然后根据考古墓地内婴儿骨骸与成人骨骸的比率外推，假定在一般情况下，每三个人活到成年，就有七个婴儿死亡。这样，因为高婴儿死亡率，史前人的平均身高就是［（3×72）＋（7×20）］/10＝35.6英寸。大约是3英尺。[1]
奇怪吗？是的。误导吧？嗯呐。统计上准确吗？还算准确。
预期身高的“真相”不会比大部人心目中史前人预期寿命的真相更离奇，或者更误导。
例证A：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理学家杰夫·洛茨（Jeff Lotz）在接受NBC晚间新闻节目采访时，讨论到美国人中普遍流行的背痛。[2]那天晚上有几百万观众听见他这样解释说：“直到两三百年前，我们才活过了45岁，所以，我们的脊椎还没有演化到在直立状态下承担这样大的重量，维持这样长的时间。”（本书作者加斜体以示着重）
例证B：在一本总体上相当不错的关于史前女性的书中［《看不见的性》（The Invisible Sex）］，一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一本世界顶级科学期刊的编辑合作，构想了一位他们取名为“厄苏拉”的女子，生活在45000年前的欧洲。他们写道：“生活是艰难的，很多人，特别是孩子和老人，在冬天或其他接连不断的意外中死于饥饿和疾病……厄苏拉（在15岁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女儿）活到看见了自己的第一个孙女，死在高寿的年纪——37岁。”[3]
例证C：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4]，麦克斯·普朗克人口统计研究所生存和寿命研究室的主任詹姆斯·瓦乌培尔（James Vaupel）解释说：“没有固定的寿命”。他给出了从1840年至今在那些预期寿命增长最快的国家的数字，并说，这样的增长“呈直线型，完全呈直线型，没有任何下降，或者衰减的迹象”。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理由说，预期寿命不能继续提高，每十年增加两到三岁。”
只有一个理由。在某个时点上，所有的婴儿都能活到成人。那时的预期寿命的增长就有了限制。
生命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前面提到的数据，和我们在提到平均预期身高时一模一样，非常空洞。事实上，它们都是基于高婴儿死亡率的扭曲的错误计算。当剔除这个因素，我们会看到，活过婴儿期的史前人类一般能活到66岁到91岁，他们的健康状况和活动能力要好于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国家。
你看，这就是一场平均数的游戏。史前人口中有大量的婴儿和幼儿死亡——在大多数墓葬地内，都显示有大量的婴儿骨骼——这些遗骨告诉我们，他们远远没有活到“高寿”。一般研究经常引用的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很难精确测量正常的生命长度。如果你读到这样的说法：“当20世纪开始的时候，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大约是45岁，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75岁，多亏了抗生素和公共医疗的出现，让人们能够痊愈或避免感染恶疾。”[5]请记住，这种寿命的大幅度提高主要反映的是婴儿存活率的提高，而不是成年人活得更长了。
在莫桑比克——本书作者之一卡西尔达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一个人在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至今还不到42岁。但是，卡西尔达的父亲活到了93岁，甚至年过九十还能骑自行车。他活到了老年。40岁不是老年。在莫桑比克也不是老年。
不错，很多史前的婴儿死于疾病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就像其他灵长类、觅食人和当代的莫桑比克人一样。但是，史前觅食人婴儿死亡的很大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弑婴的结果。很多人类学家同意，原来认为是饥饿和疾病造成的婴幼儿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死亡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杀婴。他们认为，觅食人社会限制婴儿的数量，以避免群体负担过重，或者避免人口增长过快，超过食物供给。
对我们来说，杀婴的恐怖简直难以想象，但即使到今天，它也绝不罕见。人类学家南希·谢博－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研究了巴西东北部的婴儿死亡，直到今天，那里大约仍有20%的婴儿活不到一岁。她发现，妇女们认为对于那些嗜睡的、缺乏生机的孩子来说，死亡是一种“幸运”。母亲们告诉谢博－休斯，那些孩子“自己想死，他们要活的意志不够强或者没有发展起来”。[6]
约瑟夫·伯德塞尔（Joseph Birdsell）是世界上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化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据他估计，有一半左右的婴儿被有意杀死。对当代前工业社会的各种调查的结论是，这些社会中有一半至3/4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直接弑婴。
为避免我们夸耀自己是慈爱的、优等的，想想当年欧洲的那些育婴堂。1784年，法国有4万名婴儿一生下来就注定要丧命；到1822年，这样的婴儿达到14万名。到1830年，法国有270个附带在育婴堂门后的旋转箱子，专门供匿名者丢弃不想要的婴儿。这些被送到育婴堂的孩子，八成到九成活不过一岁。
我们的祖先从开始耕作土地和种植粮食，就开始使用轮车，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土地越多，提供的食物数量也就越多。食物越多，也就意味着可以生养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孩子提供了更多的帮手，既可以耕种，也可以当兵打仗。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土地，而征服和战争是攫取和占有土地的唯一途径。换句话说，转向农业的步伐越来越快，因为人们宁可抢夺陌生人的土地（如果需要的话就杀死他们），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饿死，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观念。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BBC的报道说，印度南方的一些地区得到报告的女婴死亡中有15%是杀婴的结果。每年，中国有数百万婴儿死亡，杀死女婴极为普遍，已经流行了数百年。19世纪末，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报告说，在一个普通社区，某年出生了183个男孩和175个女孩，其中126个男孩子活过了10岁（69%），而只有53个女孩活到这个岁数（30%）。[7]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文化，让女婴的生存处境雪上加霜。[8]
在人口计算中也隐藏着不少有问题的文化假设，比如生命在出生之刻开始。但这样的生命计算远远不是普世观点。那些弑婴的社会不认为新生婴儿是一个完整的人。孩子是否被允许活下去的决定，一直被拖延到洗礼或命名庆典等一系列仪式举行之后。在这样的文化中，那些没有被接受的孩子从来就不算活过。[9]
多老算是老？
这是《纽约客》上的一幅漫画：两个洞穴野人在聊天，其中一个说：“事情有点不对头——我们的空气很清新，我们的水很纯净，我们整天在运动，吃的不是有机就是放养，但没人能活过三十岁。”
弑婴造成的统计扭曲不是史前人寿命混乱的唯一原因。可以想象，用一具在地下埋了多少年的骨骼决定死者死亡时的年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出于几种技术原因，考古学家经常低估古人死亡时的年龄。比如，考古学家曾用加利福尼亚州传教士墓地的骨骼估计死者的年龄，而在此之后，发现了记录实际年龄的文献。考古学家根据骨骼估计有5%的人活过了45岁，但记录显示有37%的人活过了45岁，是考古学家估计的7倍。[10]如果考古学家对只有几百年远的骨骼的估计都能犯如此之大的错误，可以想象对上万年前甚至更古老的骨骼，他们的误差会有多大。
考古学家用于估测死者年龄的最可靠手段之一是“牙萌出”。他们查看臼齿长出颚骨的程度，以此判断死者的年龄。但是，我们的“智齿”在我们三十多岁时便停止“萌出”，也就是说，考古学家根据骨骼判断该死者的年龄是“35+”（35岁以上）。这不是说死者的年龄是35岁，而是说35岁或者更老。他或者她可以是死在35岁到100岁之间的任何一个岁数上，具体哪个岁数，没有人知道。
天晓得在什么地方，大众媒体捡起考古学的计数系统，再糊里糊涂地做一番演绎，给人们留下了古人很少能活过35岁的印象。荒谬至极。大量的资料（包括《圣经》的《旧约》）表示，一般人的寿命是在70岁到90多岁之间。
在一项研究中，科学家用各种灵长类的大脑和体重之比进行测算，得到人类平均寿命在66岁到78岁之间的结果。[11]另外一组使用类似技术方法的科学家的结论是，人类解剖数据显示，一般人的寿命在66岁到72岁之间。他们说：“认为人类寿命在10万年中没有变化的观点，可以被看作是基本正确的……”
现代觅食人社会的观测结果支持这些寿命数据。在昆桑人、哈扎人（Hadza）和阿奇人（非洲和南美洲的觅食人社会）中，活到45岁的女性基本上可以预期再活20年、21.3年或22.1年。[12]在昆桑人中，活到60岁的人中，大部分可以再活10年或更长时间——而且行动灵活，有积极的社交生活。人类学家理查德·李报告说，他在博茨瓦纳遇见的昆桑人中，有1/10以上的人年龄超过60岁。[13]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人类的健康水平（包括寿命）因为进入农业社会受到严重打击。一般人的食物从极为多样性和极富营养，变为仅仅几种谷物，间或有少量的肉类和奶制品。比如，阿奇人的食物包括78种不同的哺乳动物、21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150种以上的不同鸟类、14种鱼类，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植物。[14]
除了农产品的营养价值较低之外，致人死命的疾病开始在人口中大面积蔓延。条件简直不能更合适了：人类和牲口密集地混居在一起，泡在自己制造的污秽之中，混杂着粪便、病毒和寄生虫；越来越发达的贸易路线将传染病从有免疫力的人群带往毫无防范能力的社区。[15]
詹姆斯·拉利克（James Larrick）的研究团队研究了生活仍然相对隔绝的厄瓜多尔的瓦拉尼（Waorani）印第安人，发现他们中间没有高血压、心脏病和癌症。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得过贫血、感冒，也没有体内寄生虫。他们也从没有接触过小儿麻痹、肺炎、天花、水痘、伤寒、梅毒、肺结核、疟疾和血清肝炎。[16]
得到这样的结果也许并不出人意料，这些疾病或者起源于饲养家禽家畜，或者起源于为了运输便利而出现的人口高密集居住。在人类社会进入农耕之前，未曾大面积爆发过疾病和寄生虫的瘟疫。
表3：家养禽畜带来的致命疾病[17]
与农业发展相平行的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不代表人类健康的提升，而是代表了生育率的上升：人口越来越多，但质量越来越低。甚至艾奇顿这位无疑会反对我们观点的人类学家也同意说：“世界各地的农业人口的健康总是比不上狩猎和采集社会的人。”他写道，欧洲城市人口的“寿命一直没有达到狩猎－采集人的水平，此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18]
这是欧洲的情况。因为日益恶化的贫困和艾滋病，目前生活在非洲的人，以及大部分生活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仍然没有达到他们祖先的寿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也不太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一旦来自家养禽畜的病原发生突变，进入人群，它们迅速从一个社区转向另一个社区。刚刚萌芽的国际贸易成为疾病传播的同盟军。鼠疫通过丝绸之路进入欧洲，天花和麻疹通过航船进入新世界，梅毒则很可能是搭乘哥伦布的第一批回程船队跨越了大西洋。现在的西方世界每年都要经历来自远东的禽流感的惊吓。埃博拉病毒、SARS病毒、嗜肉菌、H1N1病毒（猪流感）和无数至今还叫不上名字的病原体让我们没完没了地洗手消毒。
无疑，史前时代一定爆发过传染病，但即使所谓史前人普遍高度混交的说法是准确的，传染病发生的次数和传播的范围都很有限。不同觅食人团体之间交往稀少，病原在不同团体之间大面积传播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农业革命之前，几乎不存在发生大规模瘟疫和疫情的必要条件。说现代医药和卫生让我们免受传染病的危害，而前农业社会的人却因为缺少保护而深受其害，等于是说，今天的安全带和气囊为我们提供了撞车时的保护，而对史前祖先来说，撞车的后果一定是致命的。
压力山大压死人
如果这些可怕的病毒没有要了你的命，压力山大的生活方式加上高脂肪的饮食也能把你压倒。我们的身体在压力下释放的激素皮质醇，是已知最强大的免疫抑制剂。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东西比紧张和压力更能削弱我们的抵抗力了。
一些看起来似乎不重要的因素，如足够的睡眠，对免疫力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谢尔顿·库恩（Sheldon Cohen）和他的同事让153个健康男女住进隔离区，并暴露在导致感冒的鼻病毒下，然后连续两周观察他们的睡眠习惯。他们中间，睡眠越少的人，越容易感染感冒病毒。那些每晚睡眠不足七小时的男人和女人，染病的机会是其他人的三倍。[19]
如果一个人想长寿，那就多睡少吃。迄今为止，唯一被证明有效的延长哺乳动物生命的方法，就是减少卡路里的摄取量。病理学家罗伊·沃尔福德（Roy Walford）只给老鼠喂食它们想得到的食物的一半，结果这些老鼠的寿命是平均寿命的两倍——相当于人类活160岁。它们不仅活得更长，而且更结实、更聪明（你能猜到，它们更快在迷阵中找到出口）。对昆虫、狗、猴子和人类所做的研究，都确认了饥饿可以带来长寿的好处。一项对448人的研究显示，断续性节食可以减少40%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心血管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上，据它报道说，减少卡路里的摄取“可以抗御包括癌症、糖尿病，甚至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大部分疾病”。[20]
从这一类研究，我们难道不是自然而然地能推导出懒人生活优越的结论吗？也就是说，在我们祖先的生活环境中，食物有限，家无隔夜粮，饥一顿饱一顿——可能还要加上人们的懒惰——是不是一种节制，甚至健康的生活方式？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你狩猎或采集到一些低脂肪的食物，勉强能填饱肚子，然后用其他时间做些轻松的活动，比如坐在火边讲讲故事，躺在吊床上睡个午觉，和孩子们玩一会儿，你就是过着一种长寿的快乐生活。[21]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永恒的问题，当觅食人得到机会加入文明社会并开始耕种的时候，他们问：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地工作，既然周围有的是蒙果果？为什么要去园子里拔野草，既然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好多的鱼”“好多的水果”和“好多的鸟儿”？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闲扯淡的，谁告诉你说不是，都不要相信。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Jr.）
1902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发现了懒虫细菌”的报道。报道说，农业部的动物学家斯太尔博士（Dr. Stiles）似乎发现了要对“南方各州”的“潦倒白人穷货”负责的细菌。但是，我们狂热的工业新习俗实际上比我们的懒惰更需要解释。
水坝工程事故会让多少水獭丧命？诅咒能让鸟儿突然晕眩，然后从天上掉下来吗？有多少鱼儿会被淹死？这些都非常罕见。但人类因为长期压力而送命的数量巨大，这样的压力已经被视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组成。
在日本，有一个专门的术语“过劳死”（karōshi）：过度工作导致死亡。日本警察局的记录显示，2008年，2200名日本工人因为工作压力而自杀，而据一个工会联盟的资料，死于压力引发的中风和心脏病的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五倍。不论我们语言中是否有专用的术语，长期压力的致命影响绝不限于日本。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失眠，抑郁，性功能障碍和肥胖：每一种背后都有长期压力的影子。
如果我们真是在霍布斯式的持续恐怖和焦虑下长期演化，如果我们的祖先真的生活在孤独、贫困、肮脏、残忍和短命之中，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压力下仍然是如此脆弱？[22]
你说谁幻想浪漫呢，小子？
一些本来很讲道理的人，似乎打定主意要在我们灵长类的祖先身上找到战争的根源，一定要证明自给自足的觅食人生活贫困，坚持传播虚妄的故事，说前农业时代的人类活到三四十岁就算高寿。但是，这种历史观明摆着是错误的。怎么回事？
如果史前生活是一场短命的持久战，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几乎完全受自利动机驱使的物种，如果战争是人类天性中的冲动，那么，我们可以像平克一样平心静气地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好啦——据平克的十足天真乐观的观点，“我们可能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这确实是个好消息，是绝大多数人想听到的好消息。我们都想相信世界越来越好，我们这个物种正在学习、成长、繁荣。谁会拒绝这样的祝贺，谁不庆幸自己活在此时此地？
但是正如萧伯纳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坚信你的国家超越一切其他国家，因为你生于此地”，认为我们处于人类“最和平的时代”的观念在情感上令我们欣慰，但在理智上却是毫无根据的。记者路易斯·梅南德提到过，科学是如何通过“解释事物的存在，但不威胁事物的存在”而发挥保守的、纯政治的作用。他反讽道：“为什么有些人生活在世界上最自由、最富足的国家，却感觉到不幸福，或者做出反社会的行为？这肯定不会是制度问题！”[23]肯定不是，这里一切都很好。生活美好，越来越好！战争在减少！寿命在增长！这里是崭新的、改善的人！
当今世界被涂上闪闪金光还不够，美景的周围还要套上画着霍布斯式的血淋淋历史的画框。在公众眼里，这是“眼光锐利的现实主义”立场，任何人想质疑它的基本前提，都要冒被指为浪漫妄想的风险，仍在为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的死和喇叭裤的消亡而伤怀。但是，“现实主义”的论点却是拿误解的资料、错误的解释和误导的计算做依据。科学明确告诉我们，在进入农业时代之前数万年内——当然不是说那是一个没有波澜的乌托邦——大部分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是健康，个人与团体之间和平，我们祖先的绝大多数人活得相当心满意足。
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是不是已经让自己沦为空想乌托邦大军天真浪漫的同志？认为史前历史不是一片黑暗是否是卢梭式的幻想？提出以下这些说法是否愚蠢的浪漫主义：说人性不是生来更喜欢暴力、自私和剥削，而是也喜欢和平、慷慨和合作？我们古老的祖先也许比我们今天具有更多的社群意识？人类的性活动是否可能曾作为一种社交工具，作为避免和化解冲突的愉快手段，并从中演化和成型？那些活过婴幼儿期的古人们通常能活的像今天发达国家的人一样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