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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常识》螺甸工艺试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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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草稿应属于古代漆工艺史部分,举例虽较简略,还有代表性,提法也较新,可供漆工艺史或工艺史参考。

作者陈列说明,某一时期漆器或镶嵌器也应分明它前后有什么联系,从发展上说才有道理,孤立即无话可说。

——作者题于原稿封套

一、螺甸工艺的前期和进展

近年来,工艺美术品展览会中,观众经常可见到一种螺蚌类镶嵌工艺品,一般多使用杂色小螺蚌,利用其本来不同色彩,及不同种类拼逗黏合而成花鸟山水,有的从赏玩艺术出发,做成种种挂屏、插屏、盘盒,有的又从日用目的出发,专做烟灰碟和其他小玩具,或精工美丽,或实用价廉,在国内外展出,都相当引人注意,得到一定好评。我国海岸线特别长,气候又温和适中,螺蚌种类极多,就原料说来,几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由广东到东北,沿海各都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对于这一部门工艺生产,如何加以发展,是个值得注意研究的问题。特别是这种取之无尽的原料,如能较好地和沿海几个都市同样富裕的童妇劳动力好好结合起来,它的前途实无限美好。将在旧有的螺甸工艺中,别出蹊径,自成一格,在赏玩艺术、实用艺术和玩具艺术生产中,都必然有广阔天地可供回旋。

在新的工艺品展览中,在文物艺术博物馆中,在人大礼堂各客室和其他公共花园及私人客厅里,我们又经常可看到用薄薄蚌片镶嵌成种种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画面的挂屏、插屏、条案、桌椅、衣柜、书架及大小不同的瓶、盒、箱、匣,不论是家具用具还是陈设品,花纹图案多形成一种带虹彩的珍珠光泽,十分美丽悦目。总名叫“螺甸”器。做得特别精美的,上面还加有金银,或和金银综合使用,则名叫“金银嵌软螺甸”。若系径寸大切磨略粗蚌片镶嵌面积较大花纹到箱柜上的,名叫“硬螺甸”。这种蚌片或在玉石象翠杂镶嵌占有一部分位置,则称“杂宝嵌”。前者多精细秀美,后者却华丽堂皇,各有不同艺术成就。这些工艺品产生的年代,一般说来,较早可到唐代,已达高度艺术水平;最多的为明、清两代,是全盛期也是衰落期。这个以蚌片为主的工艺品种,照文献记载,虽成熟于唐代,其实源远流长,属于我国镶嵌工艺最古老的一种。但是又和新近出现的嵌贝工艺,实同一类型,关系十分密切。因为同样是利用海边生物甲壳作为原料,来进行艺术加工,成为赏玩陈设美术品或日用品的。它不仅丰富美化了人民文化生活的内容,也代表我国工艺品一部门艺术成就,在世界美术博物馆镶嵌工艺陈列品中占有一定地位,十分出色,引人注目。

螺甸原属于镶嵌工艺一部门,主要原料是蚌壳。一般多把蚌壳切磨成薄片、细丝,或切碎成大小不同颗粒,用种种不同技术,镶嵌于铜木漆器物上,和漆工艺进展关系且格外密切。但应用和做法以及花纹图案,却又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因此于历史各个阶段里,各有不同成就。即同一时代,也常因材料不同,器物不同,艺术要求不同,做成各种不同艺术表现。例如同属明代螺甸器,大型家具如床、榻、箱、柜、椅、案,和案头陈设插屏,及大小盘盒,就常常大不相同。有时甚至于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处,即容易令人引起误会,以为“螺甸”若指的是这一种,其他就不宜叫作螺甸。也有器物大小差别极大,加工技法艺术风格又极其相近的。前者或出于地方工艺特征,例如山西、北京、苏州、广东生产就不一样。即或采用的是同一主题画,山西用大蚌片在木制衣箱柜门上镶嵌大折枝牡丹图案,底子不论红黑,一般多不推光,花样也以华丽豪放见长。至于苏式条案,这一丛牡丹花却多做得潇洒活泼,具迎阳含露清秀媚人姿态,漆面且镜光明澈可以照人。至于用小说、戏文故事题材做的小件盘盒,艺术风格不同处就格外显明。但也有由于个人艺术成就特别突出,影响到较多方面较长时期生产,令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流派的。例如明代苏州艺术家江千里,一生专以做金银嵌软螺甸小件器物著名,小只寸大杯子,三寸径小茶碟,大不过径尺插屏盒子。并且特别欢喜作《西厢记》故事(有的人且说他一生只作《西厢记》故事),由于艺术精深,影响到明、清两代南方螺甸制作风格,大如床榻、桌案,小如砚匣、首饰箱、杯盘,形成“江千里式”。和张成、杨茂做的剔红漆器,杨埙做的描金倭漆,都同样产生极大影响。除此以外,还有个时代因素,也影响到生产器物和艺术风格。比如唐代铜镜背面和琵琶、阮咸背面,都有螺甸做成的,以后即少见。清代到乾隆以后,玻璃镜子和其他小幅插屏画绣,都流行用广作螺甸框子,因此京苏也多仿效。道光以后,卧室堂房家具流行红木嵌螺甸,因此广东、苏州产生大量成分螺甸家具。从镶嵌工艺应用范围说来,我们还没有发现历史上另外尚有比螺甸工艺在应用上更广泛的。

我们若想知道这部门工艺美术品种较详悉,明代漆工艺专书《髹饰录·坤集》内中曾记载下许多不同名目,反映得相当具体。明代权臣严嵩被抄家时,还留下个家产底册,名叫《天水冰山录》,也列举了好些螺甸家具材料。若把这两个文献记载,结合故宫现有大量螺甸器,和其他大博物馆收藏实物,以及被帝国主义者豪夺巧盗流失海外实物图片加以综合,有关这部门工艺美术知识,显然即将丰富扎实许多。

螺甸工艺的起源和进展,与蚌器的应用分不开。由应用工具进而为艺术装饰,又和玉石情形大体相同,都可说是“由来已久”。所以在镶嵌工艺中,名称虽不古,事实上出现却较早于其他镶嵌工艺。因为蚌器的应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已成为某些地区某些部落当成利于刮削简便合用辅助工具的。锯类的出现,有两个来源:在西北某些地区为细石片镶嵌于骨柄上做成,中原或南方某些地区,最早便是用蚌壳做成。由于原料易得,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成为辅助生产工具。由于光泽柔美,且容易处理,因此在青铜时代,有机会和玉石同样,转化为镶嵌装饰工艺原料,施用于建筑和其他器物方面。这自然只是一种“想当然尔”的说法,惟和事实相去必不太远。

试从出土古文物注意,我们即得知殷商时,由于青铜工艺的进展,雕文刻镂的工艺,也随同工具的改变而得到长足进展,代替了延长数千年的彩绘艺术,而作出许多新成就。青铜器母范代表了当时刻镂工艺的尖端。此外骨类的刻镂成就,也比较突出。玉石用双线游丝碾的做法,也是划时代成就(且直到战国,技术上犹并未超过)。为进一步追求艺术上的华美效果,利用各种不同原料的综合镶嵌艺术,因之应运而生,反映到工艺各部门,特别是几个主要部门,成为奴隶社会上层文化美学意识的集中反映。较原始的情形,我们还无知。我们能接触到的,还只是青铜文化成熟期,在青铜器上的镶嵌工艺。主要加工材料是松绿石、美玉和骨蚌片。可能还有些其他混合油漆矿物粉末彩料。为什么恰好选这几种材料作镶嵌原料?试加分析,即可知这也并非偶然事情。玉和骨蚌的性能,都是古代工人由于工具利用十分熟悉的材料,而松绿石却是青铜原料一部分。这些材料有时综合使用,有时单独使用,全看需要而定。比如玉戈、玉矛、玉斧钺、玉箭镞,多是主要部分挑选青白美玉,却用青铜作柄,柄部即常嵌松绿石颗粒拼成的花纹图案。反映漫长石器时代已成过去,因而从石料中挑选出光泽莹润温美难得的玉类,加以精工琢磨,作为象征性兵器而出现。这种兵器一部分在当时也有可能还具实用价值,正如《逸周书·克殷篇》所叙述,武王当时得反戈群众和西南八个兄弟民族共同努力打败了纣王,纣王在鹿台自杀后,武王还用玄钺、素钺亲自动手把这个大奴隶主的头砍下悬旗示众,表示天下归于姬周。但一般只是象征尊贵与权威,制作美丽重于实用却十分显明。还有一类,主要部分全用青铜,只器身和柄部花纹图案用松绿石镶嵌的。除上述的几种兵器外,尚有一种弓形带铃器(可能是盾类装饰),随身佩带小刀及车马具,和部分礼器与乐器。就中又还有完全把玉石退缩到附属地位,和松绿石蚌壳位置差不多的,例如有种大型青铜钺,刃面阔径将达一尺,中心部分有个二寸大圆孔,孔中即常镶嵌一个大小相等小玉璧,璧中有一小孔,孔中又再嵌一松绿石珠,其他柄部、刃部有花纹处也满嵌松绿石。这类兵器照文献记载,是历来为最高统治者或主兵权的手中掌握,象征尊严和权威的(汉代将帅的黄钺和后来的仪锽,都由之而来)。蚌类和青铜器结合,也只是在这类斧钺中发现过。最多是在另一方面,和漆木器物的结合。

从比较大量材料分析,商代青铜镶嵌工艺,主要材料是用松绿石做成的(部分可能使用油漆混合其他矿物粉末彩料填嵌。因为兵器类有许多凹陷花纹,还留下些残余物质)。所得到的艺术效果,实相当华美鲜明。很多器物虽经过了三千多年,出土后还保存得十分完整。至于焊接药料是和后来金工那样,用明矾类加热处理,还是用胶漆类冷处理,这些问题尚有待金工专家进一步作些探讨。青铜斧钺孔中也还有用揳入法镶嵌可以活动的,从开孔内宽外窄可以知道。

从青铜器镶嵌工艺看来,它是个重点工艺,却不是唯一的孤立存在的事物。铜、陶、石刻容器的成形,或本于动植原形,如瓟尊兕觥;或本于竹木器,如簠簋笾豆。除容器外,当时竹木器应用到各方面也是必然事情。兵器必附柄,乐器得附架,礼器、食器势宜下有承座而上有盖覆。此外收藏衣物和起居坐卧用具,都得利用竹木皮革,由于青铜工具的出现,竹木器物工艺上更必然得到迅速进展,扩大了彩绘刻镂加工的范围。镶嵌工艺使用到竹木器上,也必然随同出现或加多。用青铜作为附件的用具也会产生。至于骨蚌类用于竹木器物上增加艺术上的美观,自然就更不足为奇了。我们说骨蚌类使用于青铜器方面虽不多,一起始即和漆木器有较密切的联系,这种估计大致是不会太错的。在来源不明的殷商残余遗物中,经常发现有大量方圆骨片,一面打磨得相当光滑,一面却毛毛草草,且常附有些色料残迹。另外有种骨贝情形也多相同。若非全部都是钉附于衣服或头饰上遗物,有可能当时是胶合黏附于器物上的。而且它当时并非单独使用,是和其他彩绘刻镂综合应用的。

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遗物中,还留下二十余片高约尺余、宽近二尺的残余彩绘花土,上面多用朱红为主色,填绘龙纹、兽纹。图案结构,龙纹和铜盘上情形相似,多盘成一圈,兽纹则和武官村墓大石磬虎纹极其相近(记得辉县展览时,也有这么一片朱绘花纹,时代可能比安阳的早一二世纪)。在这类材料花纹间,就还留存些大径寸余的圆形泡沤状东西,或用白石或用蚌片做成,上刻三分法回旋云文(即一般所谓巴文),中心钻一小孔,和其他材料比较,且可推知小孔部分尚有镶嵌,若不是一粒松绿石,便是其他彩料。因为一般骨笄上刻的鸟形眼孔,和青铜钺上玉璧中和蚌泡中心,加嵌松绿石具一般性。

这种径寸大泡沤状圆形蚌饰,在古董店商代零散遗物中相当多,由于习惯上少文物价值,所以无人过问。既少文物经济价值,也不可能作伪。究竟有什么用处,还少专家学人注意过。考古工作者既未注意,一般谈工艺美术的又不知具体材料何在。事物孤立存在,自然意义就不多。但一切事物不可能会孤立存在。试从商代青铜器、白陶器做的尊、罍、敦、簋、盘、斝、爵等略加注意,会发现几乎在各种器物肩部,都有完全近似的浮沤状装饰,三分法云纹虽有作四分的,基本上却是一个式样,才明白这个纹样在商代器物上的共通性。这些蚌片存在也并非孤立。从形状说最先有可能仿自纺轮,从应用说较早或具有实用意义,把带式装饰钉固到器物上,增加器物的坚固性。特别是在木器上使用时,先从实用出发,后来反映到铜陶上才成为主要装饰之一部门。从铜陶上得知这类圆形蚌器曾用在圆形器物的一般情形,从朱绘花上又得知用在平面器物上情形,从青铜斧钺上且知道还使用到两面需要花纹的器物上情形。

尽管到目前为止,有权威性专家,还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不能肯定那份朱绘残痕为当时彩绘漆器证明,且不乐意引用《韩非子·十过篇》中传说的朱墨相杂的漆器使用于尧舜,对于商代有无漆器取保留态度。但事实上漆的应用,却必然较早于商代,而成熟于新石器时代,由长时期应用而得到进展的。

在新石器时代或更早一些,人类和自然斗争,由于见蜘蛛结网得到启发,学会了结网后,捕鱼狩猎加以利用,生产方面显然得到了一定进展。用草木纤维做成的网罟类,求坚固耐久,从长期经验积累中,必然就会发现,凡是和动物血浆接触,或经过某种草木液汁浸染过的,使用效能即可大增。这类偶然的发现,到有意识的使用,成为一定知识,也必经过一个时期。此外石器中由小小箭镞到大型石斧,都必须缠缚在一种竹木附件上,使用时才能便利,求缠缚坚固,经久不朽,同样要用血浆和草木液汁涂染。漆的发明和应用,显然即由于这种实际需要而来。至于成为艺术品,还是第二步。这也正和我们蚕桑发明一样,如《尔雅》叙述,古代曾经有个时期,为驯化这种蠕虫,桑、柞、萧、艾等不同草木均曾经利用过。后来野生蚕只有柞蚕,家养蚕以桑蚕为主,同样是经过人民长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可能是某某一人忽然凭空发明。漆的发明过程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觉得,在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商代,还不会使用漆器,漆工艺还不能得到相应进展,是说不过去的。它的发明与应用只能早于青铜工艺成熟期,而不可能再晚。

商代这种圆泡状蚌饰,大致有两种不同式样,一种作式,一种作式,形状不同由于应用不同。前者多平嵌于方圆木漆器物上,或平板状器物上,后者则嵌于青铜钺上。现存故宫和其他博物馆这类蚌器,在当时使用,大致不出这两个方面。这是目前所知道的较早螺甸。

这个工艺在继续发展中,从辛村卫墓遗物得知,圆泡状蚌饰还在应用,另外且发现有嵌成长方形转折龙纹的。又这时期当作实物使用的蚌锯、蚌刀已较少,只间或还有三寸长蚌鱼发现,和玉鱼相似,或直或弯,眼部穿孔,尾部做成薄刃,有一小切口,还保留点工具形式,事实上只是佩戴饰物。玉鱼到春秋战国转成龙璜,蚌鱼便失了踪。失踪原因和其他材料应用有关,和生产进展有关。

文献中材料涉及螺甸较重要而具体的,是《尔雅》“兵器”部门释弓矢,说弓珥用玉珧为饰。考古实物似尚少发现。从其他现存残余文物中,也未见有近似材料可以附于弓珥的。事实上蚌类器材饰物在春秋战国时已极少使用,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生产进展,工艺上应用材料也有了长足进展。金属中的黄金,在商代虽已发现薄片,裹于小玉璧上,到这时,却已把这类四五寸阔薄片,剪成龙凤形象,捶成细致花纹,使用于服饰上。又切镂成种种不同花纹,镶嵌于青铜器物上,较早还只在吴越特种兵器上出现,随后则许多地方都加以应用,大型酒器也用到。人民又进一步掌握了炼银技术,作成半瓢形酒器,或和黄金并用,产生金银错工艺。又学会发明了炼砂取汞的技术,因此发明了鎏金法。并能把金银做成极细粉末,用作新的彩绘原料。雕玉方面则由于发现了高硬度的碾玉砂,不仅能切割、刻镂硬度较高光泽极美的玉石,且能把水晶、玛瑙等琢磨成随心所欲的小件装饰品。到战国以来,由于商品交易扩大范围,中原封建主为竞奢斗富,不仅能用南海出的真珠[13]装饰于门客的鞋上,并且还可以由人工烧造成各种彩色华美透明如玉的琉璃珠,作为颈串或镶嵌到金铜带钩及其他日用器物上去。有的且结合种种新发现材料,综合使用,做成一件小小工艺品,如信阳辉县等地发现的精美带钩,见出当时崭新的工艺水平。相形之下,蚌类器材在装饰艺术中,可说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失去了原有重要位置,由此失踪就十分平常而自然了。

二、螺甸工艺的进展

螺甸工艺在美术中重新占有一个位置,大致在晋南北朝之际,而成熟于唐代,盛行于唐代。特别是在家具上的使用,或在这段时期。直延续到晚清。

照文献记载,则时代宜略早一些,或应在西汉武帝到成帝时,因为用杂玉石珠宝综合处理,汉代诗文、史传中均经常提起过。宫廷用具中如屏风、床榻、帘帷、香炉、灯台和其他许多东西,出行用具如车辇、马鞍辔……无不有装备得异常奢侈华美价值极高的。出土文物中,也发现过不少实物可以证明。例如故宫所藏高过一尺、半径过一尺的鎏金大铜旋,器物本身足部和承盘三熊器足,就加嵌有红绿宝石和水晶白料珠子等。其他洛阳各地出土器物,镶嵌水晶、松绿石和珠玉的也不少。前几年,江苏且曾发现过一个建筑上的黑漆大梁板,上嵌径尺青玉璧,璧孔如嵌一径寸金铜泡沤,上还可承商代斧钺衔璧制度,联系近年洛阳西汉壁画门上横楣联璧装饰,可以对于《汉书》中常提过的汉代宫殿布置“蓝田璧明月珠”叙述,多有了一分理解,得到些崭新形象知识,为历来注疏所不及。汉代官工漆器物中,除金扣黄耳文杯画案外,又还有剪凿金银薄片成鸟兽人物骑上舞乐,平嵌在漆器上的。金银、珠玉、松绿石、红宝石、水晶、玛瑙,以及玳瑁,均有发现,惟蚌片实少见。主要原因不是原料难于技术加工,可能还是原料易得,不足为奇。

杂宝嵌工艺在晋南朝得到进展,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出于政治排场,晋《舆服志》《东宫旧事》《邺中记》《南齐书·舆服志》,即有一系列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二、出于宗教迷信,由《三国志·陶谦传》到《魏书·释老志》《洛阳伽蓝记》和王劭《舍利子感应记》,及南北史志传中许多记载,都提到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南北统治者愚昧无知,谄佞神佛,无限奢侈靡费情形,魏晋时托名汉人遗著几个小说,和时代相去不多的《神仙传》《拾遗记》,内容所载人物事迹虽荒唐无稽,美而不信,但记载中有关服食起居一部分东东西西,却和汉代以来魏晋之际物质文化工艺水平有一定联系,不是完全子虚乌有,凭空想象得出。

三、为豪门贵族的竞奢斗富的影响。如《世说·汰侈篇》及南北史志传记载,和当时诗文、歌咏,无不叙述到这一时期情形。

西晋以来,工艺方面进展的重点似均在南方。如像绿色缥青瓷的成熟,绿沉漆的出现,纺织物则紫丝布、花、红蕉布、竹子布,无不出于南方。北方除西北敦煌张骏墓的发掘,传说曾出现过大量玉器,且有玉乐器、玉屏风等物出土,此外似只闻琉璃制作由胡商传授,得到新的进展,大有把玉的地位取而代之之势。夹纻漆因作大型佛像,也得到发展。其余即无多消息。关于雕玉,南方更受原料来源断绝影响,不仅无多进展,且不断在破坏中。如金陵瓦棺寺天下闻名三绝之一的玉佛,后来即不免供作宫廷嫔妃钗鬟而被捶碎。加之由于神仙迷信流行,用玉捣成粉末服食可以长生的传说,成为一时风气,葛洪启其端,陶弘景加以唱和,传世玉器因此被毁的就必更多!(这也就是这一时期南北殉葬物中均少发现玉器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琉璃已恢复生产,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由珠子和小件璧环杯、碗而作成屏风,和能容百余人的“行殿”,也可说即由于代替玉的需要而促成。当时豪族巨富如石崇,虽说聘绿珠作妾,用真珠到三斛。另一妾翾风,则能听玉声,辨玉色,定品质高下。但和王恺斗富争阔时,提及的却是紫丝布、珊瑚树一类南方特产。且力趋新巧,以家用待客饮食器物,能够全部是琉璃作成为得意(这种琉璃碗有时又称云母碗,专为服神仙药而用。近年在河北省景县封氏墓曾出土两件)。

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许多杂宝名目虽然已经常在汉代辞赋中使用,至于成为一般人所熟悉,还是从佛经译文中反复使用而来的,六朝辞赋中加以扩大,反映虽有虚有实,部分大致还是事实。例如常提到的兵器、鞍具、乐器和几案、屏风的各种精美镶嵌,大致还近事实。使用材料且扩大到甲虫类背甲、翅膀,日本收藏文物品中,就还留下个典型标本。蚌片镶嵌,既有个工艺传统,且光彩夺目,原料又取之不尽,且比较容易技术加工,和漆工艺结合,并可得到较好艺术效果,螺甸重新在工艺品中占有一个位置,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

它产生、存在,而实物遗存可不多,大约有三个原因:

一、由于和日用漆木器结合,保存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