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者将自己认可并接受的部分论证和步骤纳入了发表的文章中。在卡文迪什关于重力的论文中，记录下来的论证是来自于实验设计、辅助性测量及理论和经验假定基础上的计算。但是，很多内容并没有被囊括在发表的文章中，尤其是在近代物理学中，大型探测器同加速器一同使用的情况下，这一情况尤为多见。但早在18世纪的工作台实验中，最终的实验论文中就曾省略了实验条件和步骤的一些重要特征。这些未写入文章的信息中包含着实验者对实验结果产生信任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尝试重现这些理论假说、试验、测量步骤及仪器的异常。未发表的内容无论是传统形式（如笔记和书信等），还是大型粒子物理实验催生的新形式（如资助申请和计算机程序等），对于这一重现均具有帮助作用。
此外，若想发现这些未记录的内容，还有另一个方法。长期以来，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已被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历史学家们证实，对于对科学史并不了解的历史学家而言确实大有用处。这些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在现在看来是“错误”的，甚至在同时代人眼中也具有争议性，但若不是出于此种关注，这些内容可能仍被深埋。一位文学史家将此种关注描述为“那些偏离常规的表达方式被标出来，但从整体角度来看它们又具有某种一致性”。[1]在物理史中，这种“偏离常规”的表达可能是在提醒我们一种新类型物理学的诞生，如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的文章中使用的对称论点。
科学史学家，特别是其中对观点的发展感兴趣的人们一直坚持称，若忽略那些曾被认作是错误的内容，则任何历史重构的说服力都是不足的。正如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在1939年所写：
花时间去研究那些错误有什么意义呢？重要的不是最终的成功和发现吗？难道是研究中可能会使人迷惑的曲折经过吗？……对于后代而言，实际的发现和发明才是重要的吧。虽然如此，但（至少对于历史学家、哲学家而言）陷入的僵局和错误……有时和成功的结果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它们具有启发意义，让我们可以了解（科学家的）不为人知的想法是如何演变的。[2]
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在相同时间内获得的加速度相同”的观点不同，列奥纳多（Leonardo）认为“自由落体在相同距离内获得的加速度相同”，柯瓦雷对这一“错误观点”进行了追溯。通过对列奥纳多提出的这一猜想进行原因重构，我们深刻地了解了早期科学思想的论证假设和论证标准。虽然当时柯瓦雷正在撰写的是关于伽利略的书籍引言，他仍查阅了关于那些明显错误的观点的记载，可以说沿袭了当代物理史学家基本的方法论概念。引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话：
在重构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应对研究对象曾出现的明显错误加以特别关注，这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也不是仅仅重复书写那些近代科学尚存留的研究结果或论证记录，而是为了更多地展示研究对象在工作过程中的思想。[3]
当柯瓦雷和库恩这些历史学家提到那些历史上的“错误”观点时，他们不是为了评价那些已经过时的理论，而正相反，他们是在寻找那些未被接受的理论性问题和答案，进而把它们变成现下重要规律的指引。在勾勒具有历史相关性的问题轮廓时，我们可以更加注重那些被遗忘的原始状态下的思想架构。同理而言，在对实验进行探讨时，就像地质学家寻找指示矿物一样，我们也寻找着历史性的“错误”，它和指示矿物一样都是具有深层力量的指示线索。
之所以研究这些教科书未收录、现在也不被接受的实验，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实验如预期一般继续，或是迅速在其他地方获得证实，它将被我们以及实验者同时代的人们认作是对自然中某种东西的必然认可。对研究成果的集中关心使得实验论证中的疑问、试验和推论过程都被归入了背景范围。当实验结果对基础物理问题造成影响、受到同时代的挑战时，社会的关注点就集中在了实验的早期阶段——一些具有决定性的想法和实践埋藏着的地方。当被广泛认可的理论受到怀疑威胁，新猜想得到较大程度的确认即便没有特定模型，或是观察到惊人的新实验成果时，质疑可能就会出现。面对矛盾，结束实验显然并不是无法逃避的决定。
在争议出现之时，实验者将不得不明确地发出询问：他们的哪些数据应该保留，而哪些应该抛弃？在这种情况下，若要了解某些“偏离常规”的结果应该如何处理，我们可以强行将这些与广受认可的结论共有的、隐藏着的理论和实践假说摆到桌面上来。为了和其他种类的假设区分开，可以使用更有辨识度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有助于理解为何实验可以在没有严格推论的情况下即具有说服力。
注释
[1] Spitzer，Literary History（1948），11.
[2] Koyré，Etudes Galiléenes（1939），77.
[3] Kuhn，“History of Science，”in Essential Tension（197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