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谈谈托勒密了之三
在托勒密身后的历史时期中，他作为天文学家和作为星占学家，究竟哪个名声更大，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不过至少在中世纪晚期，他的名声首先是和他的星占学巨著《四书》联系在一起的。
《四书》四卷，在西文中常写作Tetrabiblos，系自希腊文转写而来，拉丁文则作Quadripartum，都是“四卷书”之意。《四书》的写作，在139—161年之间，大致在完成《至大论》之后，而在撰写《地理学》之前。经过近代西方学者考订校释，《四书》已有希腊文和英文的现代版本可供使用。
托勒密本人将此书视为《至大论》的姊妹篇，在《至大论》中，他只是致力于让人们能够预先推算出任何时刻的各种天体位置。而在《四书》中，他试图详细阐述这些天体在不同位置上对尘世事务的不同影响，他认为这两方面是不可偏废的。托勒密坚信天体对人间事务有着真实的、“物质上的”（physical）影响力，他从太阳、月亮对大地的物质影响出发，由类比推论出上述信念。当然，托勒密并非宿命论者，他承认左右人世事务的因素有多种，天体的影响力只是其中之一。
《四书》第一卷可以视为星占学的预备知识。集中讲述日、月、五大行星运动以及恒星的视位置等数理天文学知识——这是任何一个入流的星占学家都必须掌握的。
在第二卷中，托勒密试图为星占学确立一些理论基础和法则。托勒密论证说：既然太阳、月亮可以通过季节、潮汐来直接影响地球上的人类生活，那么五大行星又何尝不能影响尘世的事务呢？托勒密认为星占学可以应用于两个领域：国家（民族）和个人。不过对于前一领域，托勒密主要研究天象对大地的一般性影响，包括依据天象进行气象预报。这是所谓“星占地理学”（astrological geography）和“星占气象学”（astrological meteorology）的内容，与发端于巴比伦的军国星占学（judicial astrology）有所不同。
星占学之应用于个人，也即“生辰星占学”（horoscope astrology），则是《四书》后两卷全力探讨的内容。托勒密在这两卷中的论述，集此前这方面学说之大成。
托勒密先谈到获取精确出生时刻的困难，而这是以后一切推算的基础。至于准确得知受孕时刻自然更为困难。确定这些时刻都要依靠天文观测，使用星盘（astrolabe）和时计，被特别提到的是水钟（water clock），但托勒密认为精确程度不够。虽然受孕时刻和分娩时刻都应注意，但托勒密认为分娩时刻更重要。
《四书》第一卷可以视为星占学的预备知识。集中讲述日、月、五大行星运动以及恒星的视位置等数理天文学知识——这是任何一个入流的星占学家都必须掌握的。
1535年在希腊出版的《四书》（Tetrabiblos）内文
接下来详细论述算命天宫图的构成与排算。托勒密认为一个好的星占学家能够从中发现许多信息，这些信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人的体质特征。例如当土星位于出生时刻天宫图东侧时，这个婴儿将来会是：
黄肤色、好体格，黑色卷发，宽阔而坚强的胸膛，常规眼睛，身材匀称，气质是湿与冷的混合。
一生的疾病也能从天宫图中看出，但更玄妙的是对其人心灵、思想倾向和特征的预言。这类预言依据的重点是黄道十二宫的“主”、“定”、“移”三类宫的位置。例如四“主宫”（白羊、巨蟹、天秤、摩羯四宫）的作用是：
通常倾向于使心灵对政治感兴趣，会使其人投身于公共事务或动乱；好大喜功；醉心于神学；同时，其人是机巧的、敏锐的、好奇的、别出心裁的、深思的；还会致力于研究星占学与占卜术。
《四书》后两卷集中讨论的生辰星占学，并非托勒密首创，早在好几百年前就已发源于巴比伦，传入希腊化世界（包括埃及在内）也已很久，所以托勒密当然不能不在大体上与旧有的星占学原则相一致；然而在这两卷中他还是经常有所创新和发展。
至于同样发端于巴比伦的“军国星占学”（专论王朝军国大事，如战争胜负、年成丰歉等），《四书》中完全未涉及。这一点正标志着西方星占学史上潮流的转换——军国星占学随着巴比伦文明的衰退，在西方世界（包括中东等地）很快走向沉寂，而后起的生辰星占学则登场成为主流。
《四书》集希腊化时代星占学之大成，它在西方星占学史上的地位，确实可与《至大论》在西方天文学史上的地位并驾齐驱。《四书》在托勒密生活的时代即已产生广泛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他身后持续了许多世纪。好些有名的星占学家，如希巴恰斯（Hipparchus，底比斯的），保罗（Paul，亚历山大城的）以及尤里乌斯·菲尔米库斯（Julius Firmicus）等人，都引用《四书》，并将此书视为最基本的第一手星占学资料。《四书》为此后一千九百年间西方星占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标准模式。
托勒密在《至大论》中几乎完全未讨论星占学（只有卷二、卷六等少数几处与星占学有间接关系），此外他的《恒星之象》（Phases of the Fixed Stars）仅第二卷存世，专论一些明亮恒星的偕日升与偕日落，列出这些星象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兆意义。这种把现代意义上的气象学与星占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从古希腊一直持续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托勒密的《谐和论》（Harmonica）三卷，系数理乐律学著作，根据各个不同传统的希腊体系，讨论各种音调及其分类中的数学音程等问题，但其中也谈到一些星占学概念，特别是卷三的第16节，谈论各行星的星占学性质及属性之类。
托勒密在历史上既以星占大师著称，难免发生一些后世星占书伪托在他名下的现象。其中特别有名的例子是《金言百则》（拉丁文作Centiloquium），这是一部星占学格言集，共100则，本是通俗之作，没有什么数理内容，古时被归于托勒密名下流传，但学者们早已确认是出于伪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