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到了这栋房子里最危险的部分。实际上，无论在哪里，这都是最充满险情的环境之一：楼梯。谁也不知道楼梯到底有多危险，因为说来也怪，这方面的记录很少。大多数国家只记录摔倒造成的伤亡情况，但不提是什么原因摔倒的。因此，比如在美国，据知，每年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的大约是12000人，但到底是从树上摔下来，从屋顶上摔下来，还是从后阳台上摔下来，那就不得而知。2002年以前，英国比较认真地记录了在楼梯上摔倒的人数，然而，之后贸易和工业部认为，记录这些东西开支太大，该部再也负担不起。考虑到摔伤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这似乎是一种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的省钱方式。最后一组数字表明，那年有多达306166名英国人在楼梯上严重摔伤，需要医治。因此，这显然不是一件小事情。
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A.坦普勒就这个题材写了一部（必须指出，几乎是唯一的一部）权威性的学术著作《楼梯：险情、摔倒及更安全的设计之研究》。他在书中指出，不管怎么说，摔伤的人数很可能是被大大地低估了。然而，据最保守的统计，在造成偶然死亡的最常见的原因当中，在楼梯上摔倒排在第二位，落在车祸后面，但遥遥领先于溺死、烧死和其他可怕的不幸事故。要是你想一想，摔倒使社会损失了多少工时，给卫生系统增加了多少压力，而却没有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你会觉得很怪的。政府把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用于防火、防火研究、防火法规和火灾保险，却几乎分毫不花在了解和防止摔倒方面。
人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在楼梯上摔倒，有人计算过，你每使用22222次楼梯就会有一次失足，每使用63000次就会受一次轻伤，每使用734000次就会发生一次摔痛的事故，每使用3616667次就会需要上一次医院看医生。
托马斯·马尔顿的“楼梯透视图”
在家里死于在楼梯上摔倒的人，有65%是65岁或以上的人。这与其说是因为老年人上下楼梯不够小心，不如说是事后老年人不容易康复。幸亏，孩子们在楼梯上摔死的只是极少数，虽然有小孩子的家庭的受伤率是最高的，部分原因是使用楼梯的频率很高，部分原因是孩子们把吓人的物品留在梯级上。与已婚的人相比，未婚的人更可能摔倒，而以前结过婚的人摔倒的可能性要超过前面两种人。身体好的人跟身体差的人相比，前者更经常摔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走路蹦蹦跳跳，下楼不像胖的人和残疾人那样小心，靠边走的次数也不如他们多。
你以前是不是经常摔倒，这是对个人风险的最好说明。在楼梯摔伤流行病学家中间，“易出事故症”是个稍有争议的领域，但实际情况似乎就是这样。10个在楼梯上摔伤的人当中，大约有4个人以前已经在楼梯上摔伤过。
不同国家的人摔倒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更可能在办公室、百货商店或火车站的楼梯上摔伤。这倒不是因为日本人使用楼梯时比较莽撞，而完全是因为美国人不大使用公共场所里的楼梯。他们依赖舒适而又安全的升降机和自动扶梯。在美国，在楼梯上摔伤的事故绝大部分发生在家里，家几乎是许多美国人唯一经常使用楼梯的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从楼梯上摔下来：她们比男性更经常使用楼梯，尤其在家里，那是摔倒事故最经常发生的地方。
要是我们在楼梯上摔倒，我们往往会责怪自己，通常把摔倒归因于不小心，注意力不集中。实际上，要是你走路不是蹦蹦跳跳的，那么你在楼梯上会不会摔倒，会摔伤到什么程度，楼梯的设计起着很大的作用。光线暗淡，没有扶手，梯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竖板高低不一，梯面宽窄相异，平台打乱上下楼步子的节奏，这些都是设计方面的主要毛病，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据坦普勒说，楼梯的安全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问题：“要避免引发事故的情况出现；要设计这样的楼梯：万一发生事故时，能把伤痛降低到最小程度。”他说，在纽约市一个火车站（他没有说哪一个），梯级边缘铺了一层防滑垫，上面的图案使人难以看清梯级的边缘。在6个星期里，有1400多人——确实是个很惊人的数字——从这楼梯上摔下来。到这个时候，问题才得以解决。
楼梯涵盖3道几何题：级高、梯段和斜度。级高就是梯级之间的高度；梯段就是梯级本身（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两个相邻梯级的前缘或凸沿之间的水平距离）；斜度就是楼梯的总体陡度。人对于不同斜度的忍耐力的限度较小，从超过45度的任何东西往上走都会觉得不舒服，很费力气；从低于27度的任何东西往下走都会感到乏味，嫌慢。要是梯级的斜度不够，走起路来特别困难。因此，我们觉得走起来很舒适的范围是很小的。一个与楼梯有关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楼梯要从两个方向安全地输送人员，而运动力学却要求在不同的方向采用不同的姿势（你上楼时把身体俯向梯级，但下楼时把身体重心后移，就像使用刹车那样）。因此，上楼时安全和舒适的梯级，下楼时就不一定那么理想，反之亦然。首先，突缘从梯面向外突出的程度，可以极大地影响到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在一个完美的天地里，楼梯会根据用者是上楼还是下楼稍稍作些调整。在实际生活中，每座楼梯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
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研究一次摔倒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下楼就是一次处于控制之下的摔倒。你在把身体向外和向下推进，要不是你完全控制着一切，这么做显然是很危险的。对于大脑来说，问题是要能辨别出下楼时突然失去控制、开始出现某种不祥的混乱的那个时刻。人的大脑对危险和混乱做出反应很快，但仍需要一丁点儿时间——说得确切一点，190毫秒——来等待开启反应能力，等待脑子吸收快要出事的信息（比如，你刚刚踩到了一只冰鞋），清除障碍准备巧妙落地。在通常情况下，身体在这刹那之间会继续往下移动7英寸—— 一般说来，这个距离太大，不大可能再平衡落地。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最下面的梯级上，你只是在落实地时不愉快地震动一下，无非冒犯了一点你的尊严，并无大碍。但是，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较高的梯级上，你的两只脚就完全不可能恢复漂亮的常态，你最好能抓住扶手，或者希望那里确有扶手。195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楼梯上摔倒的全部事故中，有3/4是因为在快要摔倒时没有扶手可抓而造成的。
上下楼梯的时候，有两个时刻需要特别小心：开始和结束。在那两个时刻里，我们似乎很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在楼梯上摔倒的所有事故中，多达1/3发生在第一级或最后一级上，2/3发生在最初的和最后的3级上。最危险的情况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只有1级楼梯。几乎同样危险的是只有4级或少于4级的楼梯，这种楼梯似乎容易让人显得过于自信。
下楼要比上楼危险得多，这是不足为怪的，90%以上的摔伤事故都发生在下楼的时候。在直通楼梯上发生“严重”摔倒事故的可能性为57%，而在双折楼梯上发生这类事故的可能性只有37%。平台的大小也要适当—— 一个梯级的宽度加上一大步的宽度被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只要不打乱使用者的步子节奏，混乱的节奏就是摔倒的前奏。
很长时间以来，已经认识到，人们重视能以某种节奏上下楼梯。这种本能可以用这种办法很方便地得以满足：短的楼梯可以采用宽的梯面，陡的楼梯可以采用较窄的梯面。然而，建筑学方面的经典作家在楼梯设计问题上的看法少得可怜。维特鲁威只是建议，楼梯的照明要好。他关心的不是降低摔倒的风险，而是防止从相反方向走来的人互相碰撞（这一点也使我们想到，在有电灯之前的世界是多么黑暗）。直到17世纪末，才有个名叫弗朗索瓦·布隆代尔的法国人制定了一个公式，从数学的角度确定了竖板和梯面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提出，高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梯面的深度就应当减少两个单位。这个公式得到广泛采用；即使到了现在，在300多年之后，它依然存在于许多建筑准则之中，尽管它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有的楼梯不是太高，就是太低。
到了现代，在设计楼梯的问题上，态度最认真的要算是弗雷德里克·劳·奥尔姆斯特德，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虽然他的工作根本没有要求他这么做，但有9年时间，奥姆斯特德十分挑剔地——有时候是全神贯注地——测量竖板和梯面，试图得出一个公式，确保上下楼梯都舒适而又安全。他研究的结果由数学家欧内斯特·欧文·弗里兹转换成一对等式，它们是：
R=9-V7（G-8）（G-2）和G=5+V 1/7（9-R）2+9
人家告诉我说，第一个等式用在梯段固定的情况下，第二个等式用在梯段不固定的情况下。
在我们的时代，坦普勒提出竖板应当在6.3英寸到7.2英寸之间，梯段不得小于9英寸，但更应当在11英寸左右。不过，要是你朝四下里看一眼，你会发现各个楼梯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一般说来，从每个梯面来看，美国的楼梯往往要比英国的稍稍高一点，欧洲大陆的还要高，但这个说法无法以数据来表示。
在楼梯的历史方面，能说的并不多。谁也不知道楼梯最初出现在何地或何时，哪怕是大概的情况。然而，也许你可以预计到，最早的楼梯很可能不是旨在把人往上输送到上层，倒是可能往下把人输送到矿里。2004年，在奥地利霍尔斯塔特的一个青铜器时代的盐矿里，在地下100米深处发现了迄今最古老的木楼梯，它可以追溯到大约3000年以前。矿井有可能是使用楼梯的第一个环境，因为仅仅用脚就能上下（相对而言，爬梯子还得用手）在那里是个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有利条件，那样两只手就可以腾出来拿上笨重的工具。
顺便说一句，在语言方面，有个古怪的现象值得注意。upstairs（楼上）和downstairs（楼下）作为名词，是在相当近的时候才增加到语言里的。直到1842年，upstairs才有了记录（它最初出现在一个名叫塞缪尔·洛弗的人写的小说《心灵手巧的安迪》里）；而downstairs的第一次露面是在次年简·卡莱尔写的一封信里。在这两个例子里，上下文都清楚地表明，这两个词已经存在——简·卡莱尔绝不是个会造字的人——但至今没有发现比这更早的书面记录。结果，人们在多层建筑物里至少生活了300年，而又一直没有一种方便的方式来加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