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我们种群出现的时刻呢？本章中间部分的内容会避开比较宏观的叙述，转而提出如下问题：什么让我们不同于其他类人猿（表 4.2 列出了其中一些特征）？什么让我们全然不同于其他所有大型动物？一旦找到答案，那么我们也就更清楚地知道，应当寻找哪些特征来判定我们自己种群出现以及人类历史真正开始的时刻。我们会留意到，尽管这是能够就人类历史提出来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它也是难以捉摸的。我们必须小心地处理它。
什么让我们显得如此不同？
从身体轮廓甚至基因来说，我们非常接近黑猩猩，甚至更接近我们的祖先，比如直立人或尼安德特人，因此，把我们与它们截然分离的做法似乎有点武断。不过，由前面的内容可知，我们可以轻松地列举一系列特征来彻底区分我们与最近的亲属以及地球上其他所有大型动物。
我们断定，当微小的变化引发一系列进一步的变化，即它们创造了新的突现属性时，又一道门槛被跨越了。如果我们所属物种的出现确实算得上一道重要门槛，那么，我们应当能够找出一些微小而深刻的变化，它们促使这一物种的历史走上新的道路。我们可以避开这个问题的哲学复杂性，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探究它，不去关注单个的人，而是关注整个物种，以及这一物种在地球上出现以来是如何变化的。这个历史问题揭示了人类和其他所有大型动物物种（包括我们的人亚科原人亲属）的深刻差异。
只要比较一下现代人类社会与当今黑猩猩或者任何其他大型物种的社会，上述差异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差异是巨大的。最大的差异在于我们与环境的非凡关系。大多数物种具备一些独特的行为，不过，自这些物种在地球上存在以来，这些行为变化不大。当不同的社群以稍微不一样的方式适应环境变化时，可能会发生一些细节上的变化。不过我们不要想着会找出根本性变化。例如，我们知道，不同的黑猩猩集群以稍微有区别的方式生活，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黑猩猩的行为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时间里发生过重大变化。它们都没有像我们物种那样的“历史”。
相反，自我们物种首次出现以来，人类的行为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是激烈的变化。当最早的人类在最近 25 万年的某个时刻出现时，他们的数量不可能比今日黑猩猩的多很多。他们无疑是食物采集者，可能在热带草原环境中进化。就当时而言，很难说这些社群为一个新物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富有想象力的简·古多尔考察了 25 万年前的人类，它们似乎只是在细微方面与它们的近亲有所不同。不过，从今天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不同之处。人类学会了如何开发新环境，从林地到海滨再到热带丛林和北极苔原。到 13000 年前，人类遍布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每一次迁徙都需要新的行为和新的对待环境的方式。其他大型生物都无法如此有效地适应这么多不同的环境，迁徙范围也不可能如此广阔。由于有众多不同环境可供使用，我们祖先在数量上可能增长到了好几百万。
1 万年前以来，变化的速度加快了。人类开始重塑他们的环境，以便增加他们能够食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的动植物产量（玉米、小麦、绵羊和牛），同时消除他们无法使用的动植物（杂草和老鼠等）。我们将这种变化称为农业（农业是第 5 章的主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类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也增加了；他们使用的能量和资源也增加；人口数量同样如此，今天几乎达到 70 亿，我们现在正在重新安排生物圈和改变大气。在不到 25 万年时间，我们成为地球上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型生物体，也是地球历史上对生物圈进行如此控制的第一个物种。事实上，现代科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指出，我们造成的冲击如此之大，以至于地球进入到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Anthropocene），或者说人类主导生物圈的时代（参见第 12 章）。
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何以能够发生呢？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就界定了以智人出现为标志的那道门槛。
我们祖先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与技术有限的其他物种不同，他们不断寻找新方式来适应自己的环境。结果，他们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能量和资源。大多数物种拥有一套固定的技术和方法适应环境，而人类似乎有一个无穷无尽的生态技巧库，这个技巧库似乎还在不断扩大。即使我们的人亚科祖先——比如直立人或匠人——拥有智慧和许多技巧（包括使用火的能力），但是，它们的技术也是有限的；它们的工具阿舍利文化石斧在 100 万年内几乎毫无变化。如此显著而强大的，正是人类不断以新方式适应环境的惊人能力。我们不断发现新方法来适应环境以及适应彼此的能力，乃是人类历史的基础，也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力量之源。
团队合作
这种惊人的生态和社会创造力的源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团队合作。人类非常善于协同工作。这不仅仅是指男女共同养育幼儿（尽管这已经是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的一个巨大差异）。人类还能够在不同社群和代际之间进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合作，他们能够比其他所有大型生物更出色地做到这一点。
你可能会记得，在前面内容中，我们看到了有点类似的事情。事实上，所有的复杂形式中都存在某种合作。我们一再看到，当曾经独立存在的实体以新方式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突现属性时，就会出现新层级的复杂性。当原子以新方式结合时，就有化学反应发生。当复杂的化学物质在 DNA 控制下组合起来，进而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环境时，生命就出现了。当单个原核细胞结合形成更大、更复杂的细胞时，真核细胞就进化出来。当真核细胞结合形成巨大的有机体（每个细胞含有相同的 DNA，从而形成一个统一体）时，多细胞有机体就出现了。白蚁和蚂蚁之类的群居昆虫表明，单个有机体也可以汇聚形成超级有机体。我们物种似乎也发生过类似现象。当我们祖先开始以新方式合作时，人类历史就开启了。
在何种意义上，我们的物种是独一无二地善于协作呢？毕竟，我们似乎也很擅长冲突，这两种能力肯定相互抵消了。不过，即使把现代人类社会的政府体制、贸易、生产和遍布全球的信息交换与最庞大、最复杂的黑猩猩社群做一简单比较，也足以证明以上观点（人类善于合作）。我们能够在极其复杂的团队中进行合作。当然，在这些团队中，也存在大量冲突，其中一些冲突对个人来说是残忍的和痛苦的，而且单个个体只能控制团队很小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合作的最终结果——即使对一些个体来说是痛苦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导致了一种惊人的集体能力，即为了我们自身利益而控制环境的能力。甚至战争也依赖精密合作！
符号语言
与生物学上最近的亲属相比，人类为何能够更加有效地合作呢？现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物种的革命性事件是新的、更有影响力的语言形式的出现，这种形式的语言让人类能够比地球上其他物种更高效地分享信息和思想。这样，人类通过分享已经学会的信息来进行合作。值得指出的是，这种现象非常不同寻常。许多物种能够交流：猫头鹰可以，黑猩猩也可以。但是，它们信息交流量受到巨大限制。尤其明显的是，其他物种不能非常高效地交流，从而让分享的信息一代代积累和增加。美国灵长目动物学家雪莉·斯特鲁姆（Shirley Strum）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种局限性。斯特鲁姆研究了一群倭黑猩猩，她称之为“泵房帮”（Pumphouse Gang）。这群倭黑猩猩不太一样，因为它们善于狩猎，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狩猎信息在这群动物中得到分享。不过，斯特鲁姆也指出，狩猎的头领是一位尤其擅长打猎的黑猩猩。当它死后，这群黑猩猩高效的狩猎能力也随之消失。它们曾经掌握的信息很容易再次逐渐消失。①
我们可以确信一点，即这种文化泄漏现象（cultural leakiness）是其他所有物种的特征，因为如果存在一个能够更有效保存信息的物种的话，那么，它的成员肯定会积累越来越多的信息，包括如何控制它们环境的新信息；它们的数量也会增加，最终会产生重大影响，并反映在考古记录中。简而言之，它们的行为很可能有点类似于我们物种。
相反，现代人类能够进行非常精确、快速和复杂的交流，从而让个体贡献出来的信息更加牢固地保留在群体记忆中。我们甚至能够谈论那些不在眼前的事物。我们可以讨论过去和未来；我们能够描述在大块岩石后面小溪出现的老虎（并且告诫你不能去那里）；我们甚至可以讨论并不存在的事物，比如粉红色的大象或者箭尾羊角怪物。这是因为我们拥有特伦斯·迪肯（Terrene Deacon）所说的符号语言。我们不是用声音或姿势来指称一个特定事物，而是把声音当作概念集合，用来谈论整个思想和事物范畴。另外，通过句法，或依照语法规则对词汇进行仔细排列，我们就能够表达不同人物、事物和思想之间多种可能的关系。（我们可以区分“我踢了你”和“我被你踢了”两种表述之间存在的差异。）这样，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社会共享的信息总量在一代代人中间不断积累。这种共享知识的持续增长，乃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好似一个普遍的准则，它会确保后代比前辈拥有更多知识，他们的行为也会在时间长河中慢慢改变。这些缓慢的行为变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
符号语言也解释了我们通过集体学习而达到的出众的合作能力，或者通过符号语言详细而精确地分享个体学会的知识的能力。我们与那些无法如此高效交流的物种之间的差异，有点类似于未联网计算机与联网计算机之间的区别，前者只能利用它们内存所存蓄的信息，后者可以使用储存在其他几百万台计算机中的信息。正如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说的，在可以高效分享信息的物种中：
一个群体能够储存其成员来之不易的发现，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最终，他们会比独居的动物更聪明。狩猎采集民族积累关于制造工具、控制用火、智取猎物以及祛除植物毒素的知识，能够以这种集体的创造性为生，即使个体无法从零开始重新创造这些技巧。通过协调他们的行为（比如，驱赶猎物或在其他人外出采集食物时轮流照看幼儿），他们就可以像一头巨大的多头、多肢体的野兽那样活动，并且得到顽固的个体无法取得的业绩。众多相互联系的眼睛、耳朵和头脑的组合，比个体（具有他自身的一些缺点和特性）更加强大。②
这种绵延了大约 20 万年之久的积累过程，就是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何将集体学习作为理解第 6 道门槛的关键（参见第 6 道门槛概述）。
门槛
成分 ▲
结构 ▲
金凤花环境 ＝
突现属性
智人
与其他生命一样+高度发达的控制、感知和神经能力。
由人类 DNA 控制的非常具体的生物结构。
进化的漫长预备期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控制、感知和神经能力。
集体学习，即精确和迅速分享知识的能力，这样，知识能够在社会和物种层面上积累，最终引起长远的历史变化。
智人出现于何时、何地？
我们物种何时第一次出现？当前所有证据表明，我们物种出现于考古学家所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即大约 25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开始）到 5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之间某个时间。
我们能够更精确地确定人类历史开始的时间吗？
回答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或许在于确定符号语言和集体学习最早出现的时间。但是，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口头语言很少留下直接痕迹。可能存在人类使用符号语言相互交谈的间接痕迹吗？毕竟，人类语言要求许多不同的技巧：需要大量脑力；需要快速有效的方式来处理如何发出和聆听声音；需要直观感知交谈对象内心活动的能力。很不幸，这些技巧也没有留下什么直接证据。许多这些能力可能有限地存在于我们的近亲即人亚科原人身上；现实的实验已经证明，一些技巧存在于类人猿身上，一些类人猿在经过训练后，能够十分有限地说话。不过，某种事物显然恰好把所有这些能力结合为一种很有效的交流形式。事情在最近 20 万年相对突然的变化表明，汇聚过程从进化角度而言非常迅速，或许只花了几万年时间。
我们掌握了一些关于语言之门如何开启的有趣线索。英格兰有这么一个家庭，其中许多家庭成员似乎不能正确地使用语法，对这个家庭的研究表明，该家庭所有成员都有一个基因发生了突变，这个基因叫作 FOXP2。这个基因在人类身上呈现出来的特殊形式，不同于它在我们亲属即类人猿身上的呈现。事实上，据估计，人类的 FOXP2 基因是在最近 20 万年出现的。所有这些强烈地暗示了一点：符号语言很可能相当突然地出现在进化时间表上。然而，很少有人宣称这个基因足以解释我们独特的符号语言能力，尤其当一些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的 FOXP2 基因形式与人类的一样时，更是如此。这个故事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梳理。
如果我们不能直接探测人类语言的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用不太直接的方法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求助于两个很有前景的选项：化石证据和遗传证据。不幸的是，考古记录很零散，在非洲地区尤其如此，与欧洲相比，对非洲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逊色许多。事实上，我们会认识到，这也是存在众多不同解释的原因之一。
我们物种从哪里进化而来？
就最近 100 万年而言，我们掌握了许多不同的人亚科种群出现的证据，它们显然都源自直立人。不过，我们物种即智人何时与这些物种分离的呢？当下主要有两种关于智人起源的解释。第一种通常被描述为非洲起源说，第二种被称为多地域起源假说。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主要以整个亚欧大陆的化石遗存为依据，提出各种直立人或匠人经过漫长时间在非洲-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缓慢进化为我们自己的物种。这就是多地域起源假说。它认为，整个欧亚大陆的人亚科种群之间存在的联系如此之多，以至于从遗传学而言它们还是一个物种。
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考古学和遗传研究领域的新证据往往支持另一种理论，即非洲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现代人是最近 25 万年到 20 万年间在非洲进化而来的。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从尼安德特人的遗骨提取足够多的 DNA 变得切实可行，由此可以证明它们不是我们自己物种的一个变种，而是截然不同的一种物种，这两个物种肯定在大约 50 万年前从晚期直立人那里分道扬镳。尽管近来更多的证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少量的杂交（参见图 4.4）。遗传研究也指向其他两个重要结论。首先，从遗传学角度来说，所有现代人都非常相似，因此，在最近 20 万年，他们可能拥有一位共同祖先。其次，非洲存在不同寻常的遗传多样性，这有力地暗示非洲是我们物种首次出现的地方，因为微小的遗传差异在那里有足够多的时间积累起来。
图 4.4 尼安德特人头骨素描。
从身体上来说，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在好几个方面存在差异。就头骨而言，他们的特征为：更突起的眉脊、更宽更扁平的鼻子、中面部突出、下巴短或者根本没有下巴。尼安德特人在欧洲以及西亚和中亚生活了大约 20 万年。遗传研究表明，欧洲和亚洲血统的民族的 DNA 有 1%～4% 与尼安德特人相同。8 万年前到 5 万年前，当现代人从非洲迁移到欧洲时，他们与尼安德特人之间可能有过杂交。在 35000 年前到 30000 年前这段时间，尼安德特人灭绝
最近的化石发现进一步巩固了支持非洲起源说的遗传证据。例如，20 世纪中期在埃塞俄比亚奥莫河谷（Omo）发现的头骨，与现代人的头骨完全一样，根据最近的年代测定，他们差不多生活在 20 万年前，这比最初认为的早许多。现在，非洲已经发掘出许多骨骼残骸，年代大约为 125000 年前，它们显然属于我们自己这个物种。也就是说，它们在一系列的骨骼特征上与我们物种相关。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以下列举了古生物学家在现代人头骨中找到的一些主要特征。
颅容积常常超过 1350 立方厘米（尽管这个数值有变化）
相对垂直的额骨（前额）
颅穹窿高而扁平
圆枕骨区域（后脑勺）缺少一个显著的水平隆起部分（枕骨圆枕），有一个相对平坦的颅底角………
非连续性眉脊，男性更明显
相对扁平的、不突出的面部，“隐藏”在脑壳正面前突部分下方
独特的下巴③
这些新的证据形式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我们物种是最近 25 万年某个时候在非洲进化出来的。不过，在如何以及何时进化问题上，大家争论不休。主要的困难在于，骸骨证据和遗传证据似乎指向一个方向，而人造工具的证据却指向另一个方向，因此，人类的行为似乎是在人类的躯体之后出现的。
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考古遗址明确表明，从大约 5 万年前以来，也就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以来，出现了技术革新。工具变得多样化，有针和鱼叉之类的精细器具（有时候是按照标准模式制造的）；也有用象牙和骨头之类的新材料制造的工具；艺术品也出现了，包括有雕花的贝壳、骨骼以及岩洞壁画；有更多证据表明物品（包括有用的石头）交换正发生在广大地区；也有证据表明了对更多动植物物种的开发利用；人类开始进入更艰苦和更难接近的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人口也开始增长。
以上正是我们想要从一个具备集体学习能力的物种中看到的各类证据。似乎突然间，技术变得更加多样化；种群开始在广大地区交换物品（大概还有基因和信息）；创新加速了；当人类学会了处理更多样化的环境之后，他们的数量也增加了。艺术品的出现同样至关重要，因为艺术活动表明这些人类在使用象征性思维，这或许也意味着，他们正在以符号语言交谈。这一系列发生在大约 5 万年前的变化，被考古学家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许多考古学家——比如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声称，尽管看起来很像我们的生物在 10 万年前就进化出来了，不过，旧石器时代晚期为那些行为举止也像我们的生物提供了最早的证据。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萨莉·麦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和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在一篇长文（它占据了 2000 年《人类进化研究》杂志的全部篇幅）中指出，显著的人类行为的出现，是一种更加缓慢的过程，或许在 20 万年前起源于非洲。④ 她们提供的细致证据表明，我们这个物种确实在 30 万年前到 20 万年前就出现了，不过，关于他们特性的更加强有力的证据，很久后才会出现在考古记录里。（这解释了她们文章的题名为何是《非革命的革命》。）她们声称，主要的问题在于，非洲地区的考古研究相当少，这样一来，证明人类行为独特性的证据不是被遗漏了，就是被忽视了。因此，她们的文章对考古证据做了详细评述，最后得出结论：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中几乎所有的变化，都能够在非洲记录的更早时期找到。图 4.5 概括了她们的证据。
图 4.5 非洲中石器时代的行为革命。
在这幅图中，两位非洲考古专家标出了一些行为形式（似乎是人类独有的）可能出现的最早时间。这些数据表明，这些行为的大多数似乎是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意味着，通过集体知识分享和交换信息以及使用符号语言之力量的过程，可能始于 20 万年前的非洲，即使革新一开始十分缓慢
如图 4.5 所示，人类早在 28 万年前很可能已经使用了赭土颜料，即一种含有氧化铁的黄色或红色土壤。这些颜料被用来创作人体画，而人体画又是一种艺术形式，她们由此断定，这种现象间接证明了非洲在几乎 30 万年前就存在象征性思维，或许存在符号语言。数据也表明石器工具和食物的更广泛应用在很早就出现了，也出现了跨地区交换，如此等等。一些重要的非洲考古遗址——比如南非的布隆伯斯洞（Blombos cave）——有力地证明了一点，即我们物种进化得更早，时间为旧石器时代中期，而不是 5 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之际。
我们现在可以概括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内容。首先，我们不断开发新行为形式和与环境相联系的新方式的能力，让我们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物种。这种生态的、技术的和艺术的创造力解释了为何只有我们拥有一种长期变化的历史。其次，这种创造力的根源似乎是人类语言的特殊效力，即我们能够很好地分享思想，因此，它们可以保存在集体记忆之中，并且慢慢积累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学习。第三，大多数古生物学家认为，我们这个物种或许在最近 25 万年从非洲某处进化而来。自大约 10 万年前以后，这类证据变得更有说服力，即我们祖先不但看起来像现代人类，而且行为举止也像他们（换言之，它们正通过集体学习来适应环境）；自大约 5 万年前以后，这种证据已经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