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克人可能率先创造了一座城市，不过，他们不是创造城市的唯一民族。各种起作用的因素——迫使人们迁往河谷地区的干旱气候、源自灌溉和犁耕的日益提高的生产力、冲积平原上肥沃的土壤、成功的生育和移民导致的密集人口——致使许多城市在纬度大致相同的其他地区（即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独立出现。大多数现代学者声称，其他那些城市是独立出现的，而不是像早先认为的那样，是（从苏美尔地区）扩散到那里去的。不过，新的证据可能会随时推翻这种理论。
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和努比亚
大约公元前 3100 年，埃及出现了一个王朝的统治，这仅仅比乌鲁克人创造国家晚几百年。直到晚近，埃及都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城市的文明”，不过，近来越来越多的考古挖掘表明，乌鲁克发展成为城市的时候，埃及可能已经存在重要的城市中心。这些中心的规模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一样大小吗？考古学家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大约公元前 9000 年，撒哈拉沙漠的温度比现在低，降雨也比现在多。草原上湖泊密布、河流纵横，野生谷物可以供养人们和野牛。在接下来 4000 年，这片草原上的人们驯化了牛，也开始独立地培育高粱、葫芦、西瓜和棉花。绵羊和山羊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许取代了已经被驯化的较小的绵羊和山羊。到大约公元前 5000 年，酋长制在这片草原上发展起来，它们的基础不是城市，而是繁荣的村庄，村庄的首领是那些已经被认为是神圣或半神圣的世袭酋长－国王。
随着气候变得更干燥，撒哈拉地区变成了沙漠，人和动物被迫迁徙，要么南下进入乍得湖周围，要么前往尼罗河流域（尼罗河发源于维多利亚湖，自南向北注入地中海）。尼罗河流域出现了两个繁荣的地区，它们之间被六大瀑布或者说无法航行的激流和瀑布所阻隔（参见地图 6.2）。一个地区被称为埃及，从地中海绵延 700 英里抵达阿斯旺附近的第一瀑布；另一个地区从第一瀑布延伸到第六瀑布，包括今天苏丹北部。它在公元 4 世纪之后被称为努比亚；此前被称为库什（Kush）。
地图 6.2 尼罗河流域，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
埃及比库什大很多。埃及国家拥有哪些地理优势呢？
当人们迁徙到尼罗河流域时，他们发现了极其肥沃的土壤，每年的洪水会在合适季节浇灌他们的庄稼。水利灌溉一开始似乎并无必要，不过，快速的人口增长迫使人们迁居冲积平原以外的地区；因此，就得修建水库和运河以提供灌溉。到公元前 4000 年，农业村庄在从地中海到第四瀑布的尼罗河两岸兴旺起来，它们相互之间定期贸易，在水利灌溉方面进行合作。埃及避免了土壤的盐碱化，因为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冲走了所有堆积起来的盐分。
大约公元前 3500 年，撒哈拉地区的降雨突然减少，埃及和努比亚的村落变成小型的酋长领地，尽管存在某种较大规模的组织机构和行政部门，不过，依然没有大型城市中心。当地的国王在组织他们的地区时使用了一种传统，其中包括让仆人为国王陪葬。不过，最近在上埃及定居点（科普托斯、涅伽达以及阿拜多斯）的考古发掘表明，那里的人口比早先认为的多很多，这意味着一些大型城市可能已经出现。
统一
公元前 3500 年之后，政治和经济竞争变得激烈，这或许是对更干旱的环境做出的反应。努比亚的塔塞特（Ta-Seti）王朝（公元前 3400－前 3200 年）将其疆域扩大到第一瀑布以北。与努比亚人相比，埃及人生活在更肥沃土地上，他们予以反击；上埃及的三大中心——涅伽达、希拉孔波利斯和阿拜多斯——第一次被统一起来。依据传说，大约在公元前 31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间，一位名叫美尼斯（有时候又称纳尔迈）的领袖统一了两个埃及，即三角洲地区的下埃及以及从三角洲到第一瀑布的上埃及。与国家控制相关的证据，主要是壶罐、印章和标记上刻写的第一王朝国王的名字，这暗示着，当时存在一种收取贡赋的国家体制。
这一时期，埃及最大的城市是上埃及（埃及南部）的希拉孔波利斯，人口大约 1 万。为了促进统一，美尼斯建造了孟菲斯城，它邻近今天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的开罗。当时，埃及已经出现极端的贫富分化（墓葬品体现了这一点），也发展出一种从三角洲延伸到第一瀑布的标准化物质文化。人们可以顺尼罗河北上，一周抵达地中海，也可以借强劲的南风溯流南下。
宗教信仰
埃及很早就确立了神圣的王权，其基础是这个地区早期农业社会的各种传统。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王被视为生活在尘世的神灵；他与荷鲁斯（Horus）或“那位高高在上者”联系在一起，也与象征荷鲁斯的金黄色隼或鹰联系在一起。国王的角色在于维持创造的平衡，在于确保世界按照应然的方式运转。埃及的意识形态强调过去的连续性，以及在睿智虔诚的国王统治下取得的稳定性和繁荣。
埃及的道德基于对普遍平衡的尊崇，女神玛特（Ma’at）就是这种平衡的化身，玛特是一位青春飞扬的少女，也是混沌的对立面，代表平衡、秩序和真理。埃及人从每年泛滥的尼罗河河水中获得保证，即神灵会带给他们稳定。
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人死后只是作为暗淡虚弱的近似生命生活在恒久的深渊（冥界），埃及人不一样，他们相信一种生动的来世生活，那完全是尘世生活的继续。埃及人创造的木乃伊艺术是这种信仰的组成部分，当然，这种艺术只存在于干燥的气候环境下。他们的国王，即法老十分喜欢以精致的陵墓保存自己的躯体，以此确保他们的来世生活。第三王朝第一位法老左塞尔（Djoser，大约公元前 2650 年）在塞拉加（Saqqara）建造了一座阶梯式金字塔，在世界上同等规模的石砌建筑中，这座金字塔最古老。大约 75 年后，三位法老修建了大型金字塔。这些陵墓现在位于开罗附近的吉萨。其中最大一座是胡夫金字塔，也被称为吉奥普斯金字塔，使用了 230 万块石灰石，每块平均重 2300 公斤，最大的一块重达 13600 公斤。建造这些金字塔需要有一种国家行政机关；据估计，大约 84000 劳力每年工作 80 天，耗时 20 年才完成这种工程；这还不包括工程师、监工、厨师及其家人。
埃及人使用一种每年 365 天的历法，每年 12 个月，每个月 30 天，每个月又分为 3 周，每周 10 天。每年剩余的 5 天时间用来祭祀他们最重要的神灵。
文字
在早期埃及，陵墓显得十分重要，这个文明被恢复的最早文字残片之一，就是从一座陵墓出土的一个标识符，其年代为公元前 3100 年之前某个时候。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样，在埃及，发明文字的动力主要来自计数的需要。到美尼斯时代（大约公元前 3100 年），富有特色的埃及文字已经得到充分使用。目前，我们对这种文字的缓慢发展历程知之甚少；晚近在阿拜多斯的发现，可能揭示了文字在埃及的出现早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就像美索不达米亚人那样，埃及人一开始也使用简单的象形文字，不过，他们很快就补充了代表声音和观念的符号，最终发展出几千个符号。埃及人以刻写的符号来装饰包括神庙在内的建筑，以至于希腊造访者称之为“神圣的铭刻”，或象形文字（hieroglyphs）。这些符号也书写在莎草纸上面，将尼罗河两岸繁茂的纸莎草内径切成薄片，然后将它们胶结起来，就可以制成莎草纸；莎草纸记录因埃及干旱的气候而得以保存下来。
大约公元前 2800 年到公元前 2600 年间，一种简化的手写体象形文字被书写在草纸上，这就是“僧侣体”（hieratic）；后来又出现一种更简化的地方文字，即“世俗体”（demotic）。埃及的书记官享有一种特权生活。我们从一小段被称为“行业讽刺”的文字中了解到这一点，根据描述，一位身为书记官的父亲逼迫儿子努力学习以便成为书记官，因为其他所有行业都伴有某种痛苦（参见第 7 章）。然而，即使这些拥有特权的书记官，也没有创作出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那种丰富而多样化的文学传统。
埃及象形文字的使用一直持续到公元 4 世纪，此后被阿拉伯文字所取代。它们的意义随之成为谜团，1824 年，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an）公布了他对罗塞塔石碑的破译（参见图 6.4）。
图 6.4 罗塞塔石碑。
罗塞塔石碑是一块不规整的玄武岩石头，1799 年，拿破仑的士兵在亚历山大附近的城镇罗塞塔（今日的拉希德）发现了它。碑文是由祭司起草的诏令，旨在确认对年方 13 岁的托勒密五世的崇拜。碑文以象形文字、世俗体和希腊文刻写，从而使得商博良能够解读象形文字。石碑目前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努比亚人也使用象形文字，不过，他们最终将这些符号转变成一种字母文字，这就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即麦罗埃语（Meroetic），该语言以他们的首都麦罗埃（今天苏丹的贝格拉维亚）命名。他们的碑文也保存了下来，但是学者们无法理解这种与其他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
贸易与联系
埃及人以某种方式从苏美尔人那里借鉴了他们的文字吗？由于语言和文字基本上没有相似性，因此，学者们认为，埃及文字很可能是独自发展起来的。不过，埃及人很早就与苏美尔建立了联系。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发现了滚筒印章和美索不达米亚式建筑装饰，它们大约为公元前 35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间的产物，尽管确切的贸易路线至今仍不为人知。
与南方的贸易更容易得到探究。由于黄金、象牙、乌木和宝石产自努比亚，因此，埃及人想方设法控制那种贸易。公元前 3100 年到公元前 2600 年间，埃及国王对努比亚至少发动了五次军事征服活动；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400 年间，他们征服了第一瀑布到第二瀑布之间的大片土地。到公元前 2500 年，努比亚领袖建立了强大的库什王国，其首都是第三瀑布附近的凯尔玛（Kerma）。相互交流在继续：努比亚男性大量加入埃及军队，也通过与埃及妇女结婚而融入埃及社会。
衰落
大约公元前 2200 年以后，埃及经历了差不多两个世纪更加干旱的环境以及洪水水位的下降，尼罗河流域由此出现饥荒。国王的中央权力萎缩，地方酋长权力增大。经由叙利亚的贸易衰落；邻邦入侵；直到大约公元前 2020 年才重新完成统一。这种马尔萨斯循环短暂地中断了埃及文明显著的稳定性。此后，一种独立的埃及文明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
最近对古埃及产生的强烈兴趣在于，埃及人的皮肤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在美国，埃及人常常被描述为闪族人（来自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不是黑皮肤的非洲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一些观点认为，埃及人主要是非洲黑人，这是一种必要的修正，也是一种夸大其词，尽管在公元前一千纪早期的一个世纪里，埃及法老都是黑皮肤的努比亚人。
在对这个问题做出诸多研究之后，学者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埃及相当于非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座桥梁，这种地位赋予它独具特色的特性。埃及人是各种肤色和发型的民族的混合。对埃及人的自我形象做出的研究表明，他们认为自己介于非洲黑人和皮肤较白的亚洲人之间。埃及的早期法律并没有限制外来移民的条款；不但努比亚人来了，闪族人也来了。埃及人——他们意识到了民族差异，也表现出宽容态度——似乎更关注外来移民在文化上能否表现得像埃及人。
印度河流域
印度河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从高山奔腾而下，形成大片冲积平原，它有时候完全偏离原有河道，从冲刷出的新河道注入大海。另一条河流，即瑟勒斯沃蒂河（也被称为克格尔－哈克拉河）原来与印度河并行，其支流因喜马拉雅山区的地震而汇入印度河，它也因此干涸。这两条河流的古老冲积平原大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面积之和，覆盖现代巴基斯坦大部以及印度北部大片土地。在那些地区，印度河的冲积平原创造了由高地、沙漠和海洋环绕的丰富的农耕土地（参见地图 6.3）。
地图 6.3 印度河文明，大约公元前 2000 年。
比较印度河文明的规模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规模。什么样的环境和技术使得印度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贸易成为可能呢？
与其他两处文明相比，我们对印度河流域城市和国家的早期兴起所知甚少，因为当地最早的物质遗存现在被水淹没了。沉积的淤泥抬高了土地的海拔，地下水位也随之升高。现在可以接触到的最早遗迹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2500 年；那时为止，城市结构已经建立起来，不过，我们似乎没法了解它们在更早时期的发展。
另一个难题在于，印度河流域的文字还没有被解读出来。现在已经发现了数千件黏土印章、铜板以及其他有铭刻的物件，其中一些为公元前 3000 年的物品，但是这种语言已经消失了。大家对这种语言莫衷一是；所有碑文都不超过 26 个字；也没有发现罗塞塔石碑那样的双语文本。基于这些原因，许多学者相信，这些文字很可能无法被解读，尽管人们一直在努力破解它们。
到公元前 7000 年，印度河流域的谷物栽培稳固下来，这或许是美索不达米亚影响下的结果，尽管在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和附近高原也发现了所有早期驯化谷物（小麦除外）的野生种。小麦、大麦、小扁豆和粟在洪水退去之后的秋天播种，春天收割。印度河流域的农民照看着家牛、水牛、绵羊、山羊和小鸡。在公元前 5000 年之前，他们已经种植棉花，留下了世界上种植棉花的最早证据。
到公元前 3200 年，印度北部的哈拉帕（喜马拉雅山麓附近）和南面约 402 千米处的摩亨佐－达罗出现了最早的城市。有证据表明，公元前四千纪（公元前 3999－前 3000 年），气候变得日益干燥，这意味着印度次大陆的人们涌向河谷地区，就如同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可能会采取的举措那样。当地似乎发生了向城市化的快速过渡；据估计，在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600 年间，那里的人口增加了两倍。
大约公元前 2500 年到公元前 1900 年间，摩亨佐－达罗达到全盛期，其人口数量大概为 35000 到 40000 人，哈拉帕的人口稍微少一点。这两座城市都修建了城墙，有一个坚固的堡垒，一座巨大的仓库，以及一个收集和重新分配谷物税款的场所。城市街道呈格子型，体现出了良好的城市规划，还修建了市场、小型神庙和公共建筑。住宅各不相同，有兵营式建筑的单间，也有房间众多、庭院几处的深宅大院。几乎所有房屋都有室内沐浴设施（摩亨佐－达罗有一座大型浴场），街道下面埋有下水管道排放污水，这是对公共资源的重要投资。很显然，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标准化：度量衡、建筑风格以及砖块尺寸。专门化的职业包括金匠、陶工、织工、建筑师、宝石匠以及商人。
印度河流域的人们与其邻居的贸易非常活跃。他们从今天的伊朗得到金、银、铜和次等宝石。他们以玛瑙珠子、象牙和木材换取苏美尔的羊毛、皮革和橄榄油。到公元前 2300 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印度河流域的船只已经停靠在苏美尔港口。到公元前 2000 年，哈拉帕人与中亚早期城市进行贸易，这些城市中的居民还不具备完全的读写能力，尽管他们与印度北部、苏美尔以及中国有联系。到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印度河文明的人们与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和非洲东海岸的民族进行贸易，换回熏香、高粱和粟。
我们对印度河流域人们的宗教思想了解不多，因为他们的文字还没有被解读出来。从一些画像来看，那里的人们似乎特别尊崇与创造和生育联系在一起的男性和女性神灵；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印度河流域与印度教丰产神灵之间的相似性，他们的一些神灵在后来的印度教万神殿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古老的瑜伽活动或许可以回溯到印度河文明时代，哈拉帕的少数几件瑜伽塑像暗示了这一点。
印度河流域城市的兴起有何不同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即印度河文明没有提到武器、战争、国王、宫殿或大型神庙？政治等级制度或中央政权似乎并不存在。印度河流域看上去就像一块没有大规模冲突的乐土。它的艺术未曾描述士兵或战争；一些箭头、矛和匕首已经被发现，不过，没有找到剑、狼牙棒、战斧、头盔、盾牌或战车等物件的踪影，尽管与以往人们所认为的相比，最近的考古挖掘展现了更多的军事堡垒和经济分化。
没有人知道印度河流域社会的凝聚力是什么。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社会堪比一个国家。另一些人则相信，非集权化的政务会肯定在实施统治。还有人猜想，印度后来富有特色的种姓制度肯定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公元前 2999－前 2000 年）就发展起来了。种姓制度——人们按照出身严格地组织在不同等级的群体中——可能解释了印度河文明如何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传播到如此广大的地区。人们只能在自己所属种姓内通婚，不过，由于地方社区往往很小，安排婚姻的人只得将眼光投向其他社区，由此将相距甚远的城镇联结在一起。
不管印度河文明的凝聚力是什么，它最终失败了。在公元前 1900 年之后的某个时间，河谷进入衰落期；到公元前 1700 年，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人们放弃这些城市，前往小城镇；到公元前 1500 年，整个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几乎完全衰落，它们丧失了城市特征，回归到地方性传统。
衰落可能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大约公元前 2200 年的气候变化，导致了长期干旱，虽然这场干旱似乎在公元前 1900 年至公元前 1700 年间就结束了。为了清理土地和获取柴禾而进行的森林砍伐，似乎带来了水土流失和降雨减少，尽管学者们对此提出质疑。前面已经提到，瑟勒斯沃蒂河在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间干涸，因为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地震致使其支流汇入印度河。当污水污染饮用水时，疟疾和霍乱可能在城市肆掠。随着食用稻米和粟，印度河流域的农民可能迁徙到别处，因为这些谷物在夏天而不是冬天种植，它们不适合在夏季被洪水淹没的地区生长。
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相比，印度河文明最引人关注的特征，或许在于那里没有暴力和军事活动，也在于它更加平均地分配财富。在有文字记载的印度历史中，非暴力和尊重生命一直是印度宗教和哲学的主题；以此作为印度河流域早期城市的遗产是不是有点离谱呢？研究印度农业文明的一位学者（麦金托什）认为，这种联想肯定有一定道理。其他一些人（比如科宁厄姆）断定，印度河流域的人们经历的暴力与苏美尔人一样多，只不过他们不以同样的方式来颂扬或膜拜而已。
中国：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
由于科学考古在中国只有几十年历史，因此，那里浮现出来的，还只是早期国家形态的大致轮廓。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几十年有更多考古发掘。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和史学家都认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兴起于黄河流域，因为考古工作是在那里进行的。长江流域的发掘工作只是晚近才展开。这些考古挖掘出土了大型城市和精美的墓葬品，因此，考古学家现在声称，中国农业文明在相同时期独立出现于这两条伟大的河流地区。
黄河流域
黄河是指“黄色的河流”。之所以这么称呼它，乃是因为河水夹带的粉粒状黄土让它变成了黄色。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山，向东蜿蜒 4700 千米注入黄海。与印度河一样，黄河也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定期泛滥甚至改道，从而带来巨大破坏，因此也被称为“中国的悲伤”（参见地图 6.4）。
地图 6.4 夏商周三朝，公元前 2200 年到公元前 256 年。
注意每个朝代如何在岁月更替中扩大其疆域。如何解释中国这些早期国家之规模的扩大呢？
大约距今 15000 年到 12000 年之间，冰川将岩石磨成尘土，冰川退却之后，黄土在中国平原上沉积下来；来自戈壁沙漠的狂风把这种土壤吹到黄河流域。这种黄土有许多好处：富含各种有机物质、不怎么需要犁耕，能够保存稀少降雨中的水分。
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了解到，到公元前 7000 年，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栽培粟，这种谷物耐旱性强，营养价值高，比硬质小麦含更多蛋白质。到公元前 5000 年，大量村庄在黄河流域涌现，它们以粟的种植为基础，到了公元前 2000 年，又栽种小麦和大麦，这两种作物或许传自美索不达米亚。除了粟之外，当地人们还培育大麻来缝制衣服，种植油菜和大豆来压榨食用油，驯化猪（它们以人类的垃圾作为部分食物）来获取肉产品。
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 3000－前 2000 年），黄河流域出现了向城市生活的重大迈进。到公元前 2700 年，有证据表明，人们学会了从他们驯养的一种吐丝蚕虫的茧中抽取蚕丝，学会了将蚕丝织成衣服。到公元前 2500 年，围墙环绕的定居点和转轮制作的陶器出现在考古遗存中。很显然，大多数年份的降雨足以满足作物生长，不需要复杂的灌溉体系，不过，人们还是会疏浚河道、开挖运河来控制洪水泛滥。这一时期，精美的陶器和玉器装饰品以及冶金术都出现了，这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专业化工匠。社会差别变得明显，战争也随之增多。
在那段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更加寒冷干燥。有证据显示，公元前 2500 年到公元前 1500 年间出现了最干燥的气候。随着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附近地区的人们迁居到河谷地带，在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间，黄河流域的人口数量增加到原来的 3 倍。
到了大约公元前 1700 年至公元前 1500 年间，黄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叫作夏的王朝。对夏朝的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在中国考古学家看来，晚近二里头（洛阳附近）考古发掘表明，它很可能是夏朝首都。那里的考古发掘包括：一座宫殿、许多大小适中的房间、一家陶器厂以及一家青铜制造厂。二里头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大约公元前 145－前 86 年）对中国早期历史的叙述。
随着商朝的建立（大约公元前 1500 年），中国的城市生活和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商朝在黄河流域大大拓展了夏朝的疆域。商朝以现在河南省为中心，控制黄河下游大片土地，其国运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1045 年，它为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商朝统治期间，富有特色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北方出现。宣扬神圣血统的世袭国王实施统治，他们得到一个贵族集团的支持。迄今还没有发现任何法典；不过，国王们显然颁布了各种诏命或法令。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提供服务换取耕种的土地、安全和部分收成。他们应召入伍和参与公共工程。还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奴隶阶层，他们几乎全是战俘；在葬礼和城市祭祀期间，数百奴隶成为陪葬品或祭品。
商朝统治者垄断了黄河流域的青铜器生产；他们雇用工匠大量生产青铜斧、矛、刀和箭头；马拉战车的青铜装备也出现了。印欧语系的移民将这种战车传入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因为古代汉语中表示轮、轮辐、车轴和战车的词，都具有印欧语词根。
商朝国王们迁都五六次。在最后几个世纪，他们以殷（安阳附近）作为礼仪上的都城。众多城市之间连年混战；根据记载，军队人数多达 13000 人，俘虏士兵 30000 人，这或许是夸大其词。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不一样，这里很少留下与大型灌溉体系或国教有关的线索。
殷墟的发掘已经出土了一座王宫建筑、文字档案、住宅区、两家大型青铜工厂、工艺作坊以及 11 座奢华的陵墓，在其中一座墓葬中，300 人成为国王的殉葬品。1976 年发现的一座墓葬此前没有受到盗墓贼的注意，因为它位于宫殿而不是墓地。这座墓葬的主人是商王武丁（大约公元前 1189 年）的妻子妇好。墓葬中的文献表明，妇好管理她自己的领地，主持祭祀仪式，能够动员和指挥 3000 甲士（关于妇好墓的更多内容，参见第 8 章）。
在商朝，男人拥有公共权威，不过，直到商朝末期，他们都是经由母亲的家族获得这种权威；中国的精英社会是母系制的。与其他早期文明中的妇女相比，中国妇女似乎更加频繁地行使权力。然而，随着父权制家庭在商朝末年成为主导性制度，中国社会最终丧失了它的母系制特征。
在中国，规模越来越大的家庭变得很有影响，因为家庭都崇拜自己的祖先。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会进入另一个世界，并且能够在那里保护活着的家族成员，只要后代对祖先表示适当的尊敬即可。家庭团结的伦理包括对生者与死者同心协力的认识。有组织的宗教或官方祭司阶层并不存在；每个家庭最年长的男性主持仪式敬拜祖先的灵魂。商朝的文本和铭文表明，商朝贵族感觉自己在与祖先不断交流，不过，他们没有虚构干预人世事务的人格化神灵。
商朝商人从事广泛的贸易，尽管我们并不了解他们输出的物品是什么。他们从东南亚马来半岛输入锡，从缅甸和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输入贝壳——他们把贝壳当作一种原始货币使用。到公元前 2000 年，他们拥有装备了船桨的大型船只；商朝时期，一些船只去往朝鲜。我们不清楚这些船是否有帆。
沿着通往中亚的路线进行的贸易，是最笨重的，中国人从中亚获得珍贵的玉石。大约公元前 2000 年，中亚出现了许多贸易城市，这就是阿克瑟斯文明（Oxus culture），它与苏美尔、中国和印度北部都有联系，也与亚洲内陆的游牧民族有来往。我们可以把这种相互联系（当时已经是公元前 2000 年）称为非洲－亚欧大陆世界体系吗，换言之，可以称之为一种由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交往网络吗？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已。
在公元前 16 世纪早期的商朝，中国文字得到广泛使用。文字的起源或许早得多，但是留下来的证据很少。陶器上发现了被用作身份证明的单个字符，它们可以回溯到公元前三千纪，不过，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这些单独的字符并不是一种多字符文字体系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商朝（或许还有更早的统治者）在竹简和丝帛上记载重大事件，但是，在岁月更替中，这些物件会发生生物降解。
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中国最早的文字（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服务于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用来计数。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文字的一种媒介保存了下来，这种介质就是所说的甲骨，即公牛或绵羊的肩胛骨或乌龟壳，它们是进献给朝廷的贡品。大多数复原的甲骨来自王家档案，中国的文字也可能是为了经济或行政管理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不过，那些记录已经从容易腐烂的材料上消失了。
在 19 世纪最后几年，在安阳附近田间耕作的农民发现了骨头，他们称之为“龙骨”。他们把骨头卖给药剂师，后者将它们磨成药粉，这些骨头很快引起史学家和文学学者的关注。此后，被发现的此类甲骨超过 10 万片。2008 年，在中国的一场拍卖会上，20 块甲骨以 4800 万人民币（大约 700 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在公元前二千纪（公元前 1999－前 1000 年），中国的卜官将一些问题刻在甲骨上，它们基本上与朝廷有关：粮食会丰产吗？王后会生出王子吗？国王应当攻打邻国吗？接下来 10 天有灾祸吗？在把这些问题刻在龟甲或贝壳上之后，卜官将它们加热，直到有裂纹出现，然后根据裂纹回答，他们常常也将答案刻在骨头上。
甲骨上大约使用了 2000 个文字，大多数能找到可以识别的现代对应物。与楔形文字或埃及象形文字不同，中国早期文字被连续使用了 4000 年。它最初是一些图画（象形文字）；后来，图画结合在一起代表复杂或抽象的思想，比如，母亲和孩子的图画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好”。与绝大多数其他语言不一样，中国文字从来没有采纳字母或语音结构。有证据显示，在周朝（开始于公元前 1045 年）早期，文字扩展到文学领域。
长江流域
长江的长度超过黄河，它流经中国南部。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山区，总长 6300 千米，向东注入中国东海。中国南部属于亚热带气候，比北方更湿润、更暖和，稻子一年两熟。长江不会像黄河那样泛滥，不过，居民也需要在适当时候引长江水灌溉作物。大约到公元前 8000 年，稻谷就在长江中游的湖区得到种植，为那里庞大的人口提供了稳定的食物供给。
20 世纪 90 年代，城头山考古挖掘出了一座大约公元前 4000 年建有城墙的城市，出土的奢侈品暗示了社会分化。不过，最轰动的发现，乃是 1986 年四川省三星堆遗址的挖掘，那座带有围墙的城市建于公元前 1400 年。其中两个坑堆满了引人注目的玉器、金器和铜器工艺品，它们与商朝的器物处于同一时代，但风格迥异。三星堆还没有发现王室陵墓，不过，这个遗址的发现让考古学家相信，中国南方创造出了一种堪与安阳文明相媲美的文明；这种文化最近被称为长江文明。
公元前 3 世纪，秦朝和汉朝统一了中国，此后，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农业生产力一直支撑着大约 20% 的世界人口。农民在同一片土地上耕作了 4000 多年。在许多人看来，今日中国文化似乎源于 4000 多年前开始的文明，这种连续性与当代所有其他文化都不一样。
美洲的农业文明
美洲农业文明的启动远远晚于非洲-欧亚大陆，这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农业文明从未在北美形成，仅仅局限于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区。这些文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们的演进非常类似于非洲-欧亚大陆的文明，尽管它们的发展慢很多，因此，当非洲-欧亚大陆居民在 15 世纪末来到美洲时，那里的文明正处于发展中。
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主要讨论非洲-欧亚大陆。不过，我们在第 5 章中已经提到，大约 1 万年前以来，在最后一次冰期末期，海平面的上升将世界划分为四大互不相连的区域。这四个世界区如下。
1．非洲-欧亚大陆（非洲和欧亚大陆，以及英国和日本之类的近海岛屿）
2．美洲（北美、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一些近海岛屿）
3．澳大拉西亚（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以及一些邻近岛屿）
4．太平洋海岛社会（新西兰、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以及夏威夷）
在这四个世界区，人们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他们致力于自身的人类文化实验，直到 16 世纪早期世界被欧洲水手的航海活动联系在一起。
中美洲的实验
中美洲（Mesoamerica）是一个文化区，包括墨西哥中南部、巴拿马、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洪都拉斯部分地区、哥斯达黎加以及尼加拉瓜（参见地图 6.5）。这些定居的农耕社会大约形成于公元前 2000 年，其基础在于种植玉米、豆类和南瓜，除了狗和火鸡之外，没有其他驯化动物。在一些丰产的地区，不断增强的社会复杂性随之出现，生产力、集体知识以及人口增长的结合，再次成为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力。
地图 6.5 中美洲早期社会，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 1100 年。
描述中美洲这些早期社会不同的地理环境。地理和环境状况如何影响这些社会的发展？
到了大约公元前 1200 年，一个新兴社会——奥尔梅克文化在今日墨西哥湾低地出现，它也临近现在的韦拉克鲁斯。奥尔梅克人创造了纪念性建筑和辉煌的艺术；他们组织战争、贸易和贡赋网络，修建仪式中心和用作陵墓的高达 33 米的金字塔，这些是等级制度的恰切象征。（为何几乎所有早期农业文明都修建金字塔？或许对于能够承载自己重量的纪念性建筑而言，金字塔可能是最容易建造的形状。抑或他们试图通过人造大山更加近距离地接近神灵？）考古学家在奥尔梅克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种早期文字体系的痕迹，它不同于玛雅文明的文字，可能是中美洲人采纳的计算日期的体系。
奥尔梅克人留下了一些几近不朽的自画像：以大块玄武岩雕刻的巨型头像，一些石块超过 18000 公斤，它们来自 59 千米外的采石场。现在已经发现这类头像 17 个，其年代可能介于公元前 1400 年到公元前 400 年之间（参见图 6.5）。
图 6.5 奥尔梅克头像。
这尊头像的材质是玄武岩，年代为公元前 1000 年到公元前 600 年之间。这种头像激起了许多猜想。一些不大不小的头盔可能是球员戴的帽子；许多面孔上的嘴唇很宽、鼻子扁平，以至于研究非洲语言文化的史学家伊万·范·塞普蒂马（Ivan Van Septima）宣称，奥尔梅克文化曾有非洲人造访，或者起源于非洲，这种观点没有得到普遍接受。或许头像代表统治者或萨满－统治者；没有人知道
大型头像是奥尔梅克酋长行使权力的无可争辩的证据。这权力究竟属于哪一种？是象征酋长制的共识性权力呢，还是标志着农业文明（具备国家结构）的强制性权力？到公元前 800 年，奥尔梅克领袖能够通过协调的方式，在沿海沼泽的一座岛上建造壮观的拉文塔仪式中心。拉文塔遗址已经发现了一把御座、一座精美的陵墓和丰富的随葬品，这表明一位世袭的奥尔梅克领袖控制着人们和资源。
一些人认为，奥尔梅克社会是酋长领地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些人将其视为中美洲的“母体文化”；另一些人则认为，墨西哥存在众多地方性社会，它们快速地发展出更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奥尔梅克社会仅仅是其中之一。到公元前 300 年，奥尔梅克文化衰落，玛雅文化在滨海的低地兴起，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充分的农业文明（参见第 9 章）。
安第斯山区的实验
安第斯山区独特的地理，是该地区一切文明实验的主要挑战。太平洋底部纳斯卡板块向东移动，俯冲于南美板块之下，由此创造了两条平行的南北走向山脉，它们离太平洋海岸只有 96 千米（参见地图 6.6）。山脉高达 6705 米，它们阻挡东风抵达这片狭窄的海岸区，在大部分时间里，这块地区都是沙漠，年降雨量大约为 50 毫米，而且基本上来自雾气。大山东部是热带雨林，从海岸到雨林开始的地方，存在各种小气候。由于板块活动，那里时常发生地震。另外，人们还面临海洋表面温度的冷暖交替，即现在所说的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它们会导致暴雨，杀死鱼类或改变鱼类的供应。
地图 6.6 安第斯南部地区的早期社会，公元前 1000 年到公元 700 年。
注意它们与中美洲交往存在的各种困难。为何这些山区社会没有向东扩张？
在秘鲁南部的智利海岸，有一块地球上最干旱的地区，即阿塔卡马沙漠。一些地方根本就没有降雨的记载，尽管许多河流流经沙漠。当地部族新克罗人（Chichorro people）创造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早木乃伊，时间比埃及木乃伊大约早 2000 年。那里已经发现了约公元前 5800 年的 250 具木乃伊。尽管滚烫干燥的沙子可以很自然地把躯体制成木乃伊，不过，新克罗人还是以火烘干内脏，以木架固定脊骨和四肢，以彩色黏土涂抹躯体，以便更长久地将躯体用于仪式场合。
公元前 25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间，大多数安第斯山区的内陆地区——现在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已经从事耕作。海岸附近农民的主要作物有豆类、花生和甘薯，他们也种植棉花来织布和编织渔网。海洋生物补充了食物供应，有助于促成一种更复杂的社会。至少到公元前 2000 年，沿海共同体修建了运河和灌溉体系、制作陶器以及建造神庙和石砌金字塔，这些技能表明，当地已经发展出国家。公元前 2000 年之后，农业共同体在高原地区也能够生存，当地人们培育烟草和各种土豆。他们牧养美洲驼和羊驼，以便食用前者的肉和剪取后者的毛。如果食用足够量的话，土豆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
安第斯山区早期社会与中美洲社会同时期兴起，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它们之间有何联系。很显然，它们之间的地理障碍阻碍了传播和交流；两大社会都没有大量的驮畜或掌握一种航海技术。（即便到了今天，泛美铁路还未贯通巴拿马－哥伦比亚边境，推土机无法穿过沼泽和大山。）不过，还是存在一些联系，玉米和南瓜种植慢慢从中美洲传播到安第斯山区，金、银和铜冶炼术以及烟草向北传到中美洲。
大约公元前 1000 年，一个叫查文·德·万塔尔（Chavin de Huantar）的城镇开始出现在安第斯山区 914 米高的莫斯纳河（Mosna River）岸边；到公元前 300 年，这座城镇衰落了。在全盛期，城市居民大约为 2000 到 3000 人。它或许是一个宗教礼仪中心，有一些纪念性场所、货仓和半人半兽的雕像（人的一半变形为美洲虎或其他动物）。查文也是来自雨林地区的货物的分配中心，影响了安第斯山区其他定居点，它似乎因为规模太小而没有被当作一个国家。它消亡之后不久，几座人口 1 万左右的城镇出现在安第斯山区，它们建造了大型公共建筑、仪式性广场和广阔的居民区。
随着大型城镇的兴起，地区性国家也出现了，它们在从沿海到中部再到高原的广大山谷地区被组织起来。沿海地区提供鱼类、棉花和甘薯；中部地区有玉米、豆类和南瓜；高原出产土豆、美洲驼肉和羊驼毛。这种生态多样性足以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复杂的社会组织。
早期国家的其他实验
世界上一些地区只出现小型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太平洋岛屿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小国家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它们不符合标准的农业文明－－这些文明能够提供一些线索来说明完全文明的出现需要哪些必不可少的要素。
撒哈拉以南非洲
与安第斯山区的人们一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们也在与异常艰苦的环境做斗争。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分割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与非洲北部沿海地区。一半的非洲河流都没有流入大海，或者河流从高原奔腾而下，形成一系列不可通航的奔流，最后再注入大海。风沿着许多海岸线吹向海滨，航海变得困难。稠密的森林和布满瘴气的雨林覆盖大片地区；其他热带疾病也大量存在。
第 5 章已经提到，随着班图人从现在尼日利亚东部和喀麦隆南部向非洲其他地区的移民，农业缓慢地传播到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班图人种植薯蓣和油椰子，后来又种植粟和高粱，另外，他们也牧牛。大约公元前 1000 年，他们掌握了制造铁器工具和武器的技术。到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除了稠密的森林和沙漠地区之外，农业遍布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森林地带，巴特瓦人（Batwa people）——通常被称为俾格米人（Pygmies）——是丛林专家，他们以丛林产品与班图人进行贸易（参见地图 6.7）。
地图 6.7 班图人的迁徙，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 1000 年。
注意，铁器生产场址只有两处。为何撒哈拉以南非洲从未发展出早期农业文明呢？
公元 300 年之后，骆驼取代马匹和驴子，成为穿越撒哈拉沙漠的交通工具，由此也提供了一些贸易和交流，同时增强了一些游牧部落的力量。跨越撒哈拉沙漠的商队可能包含 5000 匹骆驼和好几百号人。为了避开炎热的高温，商队通常在夜间赶路，穿越沙漠需要 70 天时间，每天行走 24 千米到 40 千米。
到公元 4 世纪或 5 世纪，西非出现了一个小国家，即加纳王国。这个王国——与现代加纳没什么关联——位于塞内加尔河与尼日尔河之间，领土横跨今天马里和毛里塔尼亚的边界，当农耕者（向加纳统治者）寻求保护以免遭撒哈拉沙漠驼背上的游牧部落劫掠时，加纳随即发展成一个国家。
非洲跨大陆交流的唯一真正轴线，乃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条绿色走廊，这就是著名的荒漠草原，它东起东非，西至尼日尔河流域。公元 800 年，穆斯林商人通过这条路线来到加纳，加纳从而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向南部地区收集和征取黄金，并且提供象牙和奴隶。这样，加纳在 9 世纪到 12 世纪之间繁盛起来，即便如此，它的首都昆比萨利赫（Koumbi-Saleh）的居民也只有 15000 到 20000 人。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削弱了加纳，13 世纪早期，加纳王国瓦解。
马里帝国是加纳王国的后继者，从 13 世纪到 15 世纪晚期，它一直控制西非地区的贸易，并且从中抽取税金。总而言之，这种地区性国家以及大大小小的王国，也是公元 1000 年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特征。这块地区从来没有成为重要的农业文明中心。
太平洋岛屿
在世界上所有宜居的地区中，太平洋岛屿是人们较晚到达的地方；最东边一座岛屿，即拉帕努伊岛（复活节岛），直到大约公元 900 年才有人定居下来。（更多关于波利尼西亚人迁徙的知识，参见第 9 章。）波利尼西亚航海者有可能偶尔到过南美洲西海岸，然后带回甘薯种植。（智利发现了波利尼西亚的鸡骨头残骸，其年代为公元 1304 年到 1424 年之间，这证明波利尼西亚人在欧洲人之前到达了南美洲。）大约公元 1200 年，有人乘风破浪前往新西兰，即地球上最后一块较大的宜居地区，对于这些移民而言，甘薯尤其重要。这些移民发现，在热带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农作物（芋头、香蕉、椰子、面包果以及甘薯）之中，只有甘薯能够在新西兰寒冷的气候环境中生存下来，这也迫使他们主要以采集食物维生（参见地图 6.8）。
地图 6.8 太平洋群岛的早期社会，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 700 年。
想象一下这些航程所需要的航海技术（参见第 9 章）。为何太平洋岛屿是人类拓殖的最后一块宜居地？
到公元 12 世纪和 13 世纪，随着岛民学会开发岛上生态资源，太平洋群岛的人口也快速增长。拉帕努伊岛出现了居民无法解决的人口过剩问题。到公元 1500 年，当地社会堕落，变得嗜食同类，居民形成自相残杀、相互对立的派系（参见图 6.6）。
图 6.6 拉帕努伊岛的摩艾石像群。
摩艾石像是公元 1250 年到 1500 年间在拉帕努伊岛（复活节岛）雕刻的石头人像。最高的几乎达到 10 米，重 82000 公斤。它们如何被运到哪里的呢，这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或许岛上居民以树木为工具，把这些石像撬动到现在位置。这幅图展示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智利考古学家在 Ahu Tonariki 恢复的 15 尊石像中的 6 尊。这些石像都面朝内陆
其他太平洋岛屿经营得更好，它们组织社会的模式与我们在其他地区看到的一样。那里有统治精英和平民百姓，有一位强大的酋长，专门的工人也出现了。汤加和夏威夷的酋长可以征调劳动力、组织军事力量、与祭司密切合作，以及使用武力开疆拓土，但是通常都不太成功。
海岛土地狭窄、资源有限，也比较闭塞，它们无法提供人们能够用以创造充分农耕文明的庞大资源。即使如此，当地人还是创造出了多产的农业经济和组织良好的社会，它们的基本特色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并无二致。只要环境和人类的独创性生产出足够多剩余粮食来支撑日益增加的人口，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即相似的组织模式会遍布世界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