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比较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和美洲世界区，我们发现，普遍的历史趋势——人类社会迈向大型的、最终也更复杂的社会共同体——在两个地区都出现了。我们在两个世界区发现，社会复杂性带来了许多相似的现象，即便它们在时间选择上会有所不同。
我们可以在其他任何有人类社会存在的地方找到这种趋势吗？乍看起来，太平洋和澳大拉西亚世界区的历史似乎不符合这种论断。这两个地区都没有发展出大型农耕文明，因此，前面几章以及本章论美洲部分所讨论的趋势，大部分都没有在此显现出来。难道这两个地区的历史反映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吗？当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时，就会发现，表面上的深刻差异有点误导性，因为许多可以在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世界区找到的复杂性趋势，也存在于这两个地区，即便它们的发展程度没有那么高。如果我们暂且不管那些长期变化在时间上体现出来的重要差异，也不管许多具体的文化差异，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些地区观察到相似的长期趋势：对资源更多的控制、更庞大的人口、更密集的共同体、正在扩大的交换网络以及程度更高的社会复杂性。
太平洋世界区
旧石器时代开始的全球殖民进程，结束于人类对太平洋许多小型和不那么小的岛屿的拓殖。太平洋地区经历了两次大型移民潮。第一次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许可以看做拓殖萨胡尔（Sahul）的移民潮的组成部分。萨胡尔是一块冰川时代的大陆，包括新巴布亚几内亚、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它们构成澳大拉西亚世界区。人类在开拓澳大利亚不久，就到达了菲律宾和西美拉尼西亚群岛，包括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有时候被称为“大洋洲附近”）。他们使用的或许是相似的航海技术。现代人类在 4000 年前就到了所罗门群岛。不过，对太平洋的探索被延缓了好几千年，原因或许在于，向更远处航行所需要的航海技术，直到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后才发展出来（参见地图 9.5）。
地图 9.5 向第四个世界区即太平洋世界区的移民。
（1）从俾斯麦群岛到太平洋中部岛屿，如斐济、汤加和萨摩亚；（2）到波利尼西亚人的“家园”，即现在的西波利尼西亚；（3）从西波利尼西亚到波利尼西亚中东部；（4）从波利尼西亚中东部到夏威夷、拉帕努伊岛和奥特亚罗瓦（Aotearoa）；（5）从菲律宾群岛到密克罗尼西亚西端；（6）按照移民的主要路线北上密克罗尼西亚，然后向西穿过这片地区
大约 3500 年前（公元前二千纪中期）以来，一轮新的移民潮把人类送到太平洋更远处，送入“遥远的大洋洲”。这次浪潮的动力，是东南亚出现的各种远航文化，它们的成员所说的语言，属于现代语言学家所谓的南岛语族（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group）。南岛语族似乎发源于中国，更确切地说，发源于中国台湾。我们发现的证据表明，自公元前二千纪中期以来，东南亚出现了广泛的移民活动，这些移民群体使用黑曜石，掌握了复杂的捕鱼工具，驯化了狗、鸡和猪，使用绘制独特图案的圆形陶器，即考古学家所说的拉皮塔陶器。这些是拉皮塔文化（Lapita cultures）的重要特征。到公元二千纪中期，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和俾斯麦群岛等地区也发现了这些族群的证据。东南亚广大地区的这种移民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快速的移民潮之一。
此后几个世纪，新的移民携带这些文化的代表性物件进一步深入太平洋更远地区，他们似乎并没有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量定居下来，这种现象或许表明，他们在有意识地寻找很容易殖民的、无人居住的岛屿。这些移民与大约同一时期的腓尼基和希腊移民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太平洋地区的移民走得更远。最终，拉皮塔文化传播到大约 5000 千米之遥的地方。有证据表明，到公元前 1000 年，拉皮塔文化的传播者已经到达瓦努阿图（Vanuatu）、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甚至斐济、萨摩亚和汤加。东密克罗尼西亚的拓殖者可能不是来自亚洲，而是来自南部的美拉尼西亚，或许来自所罗门群岛，甚至可能来自斐济或萨摩亚。所有这些深入西太平洋的移民，必定体现了航海和航行技术的巨大进步。这些技术肯定达到了很高级别，因为有证据表明，黑曜石从斐济传到了新不列颠和婆罗洲，因此，我们现在谈论的，可能不是一个单向的殖民之旅。尤其是，这些移民肯定使用了三角帆，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借强劲的东南风航行，因为只有这样，水手们才能够确保返航的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技术创新，可能要数能够提供稳定性的单舷平衡体和双舷平衡体的发展，这种创新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2000 年（参见图 9.8）。
图 9.8 波利尼西亚的船只。
Hōkūle’a 是传统的波利尼西亚双体独木舟复制品，由波利尼西亚航海协会于 1975 年建造。1976 年，Hōkūle’a 用波利尼西亚的传统航海技术航行到塔希提岛，这是它在太平洋进行的十次重要航行的第一次
太平洋世界区的其余部分是波利尼西亚，那里的殖民者似乎来自美拉尼西亚东端的汤加和萨摩亚。大约公元 400 年至 1200 年间，人类最终在波利尼西亚定居下来。这些航行覆盖的距离很远，其中大多数或许是单程的。美拉尼西亚的移民定居在包括塔希提岛在内的学会群岛（Society Islands，库克船长为了纪念皇家学会而命名），然后前往东部皮特卡恩岛和复活节岛；在北面，他们在夏威夷群岛定居；最后，大约公元 1000 年到 1250 年间，他们开拓了西南方很远处的新西兰。风的类型解释了为何对新西兰的拓殖如此之晚。正如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指出的，如果你自北向南航行的话，新西兰就是“航海上的黑洞”，由于盛行风而难以被发现和达到。这些航行依赖几千年以来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航海知识和技术知识。波利尼西亚航海家能够通过星星、风向甚至对大洋浪涌的感觉来操控船只。他们也使用牢记在心的大量地理知识，其中包括覆盖太平洋几千英里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s）。
四个不同世界区的存在提供了一种自然的历史实验，波利尼西亚的拓殖同样如此，那里的拓殖者面临千差万别的环境，因此，他们很快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适应能力有时候导致文化的简化而不是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和技术复杂性。拉皮塔文化特有的陶器似乎止步于萨摩亚，未能传播得更远。这给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提醒，即“适应能力”并非总是意味着逐渐增加的复杂性或对资源的更多控制；在某些环境中，要想长久生存下去，可能需要简化社会和技术资源。
新西兰的历史很好地证明了不同地区进化模式的多样性。在气候温和的南岛（South Island）的许多地区，拓殖者——他们带来了农耕技术和适应热带气候的农作物——回到采集生活方式，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欧洲人到来。新西兰东部查塔姆岛（Chatham Island）是一个更加显著的简单化例子。那里的移民转向采集技术，因为当地环境无法种植波利尼西亚人的热带作物。他们放弃农业，转向采集或猎取海洋资源，包括海豹、有壳水生物以及海鸟。共同体的规模缩小，有组织的战争也无影无踪，因此，查塔姆岛的居民很容易成为 1835 年毛利人大举侵犯的牺牲品（贾里德·戴蒙德以详细的图画形式描绘了这次入侵）。新西兰北岛——岛上可以种植热带农作物——完全不一样。波利尼西亚拓殖者在那里发展出了复杂的农业酋邦，以及数量较大的人口、严格的等级制和有组织的战争。
波利尼西亚地区环境多样、极度封闭，那里也出现了相似的对比。复活节岛或许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最遥远的一座岛屿，岛上出现了小型村落，建造了不可思议的重达 27200 公斤的石像（Ahu，阿胡），复活节岛就是以这些石像著称。这里也独立发展出了一种文字。鼎盛时期的复活节岛人口总数可能达 7000 人，后来或许因为砍伐森林而导致衰落。没有木材，就没有供暖的燃料，也无法建造用于捕鱼的船只。在衰落之后，幸存者又回到原始的采集生活。夏威夷群岛的西部岛屿有高山以及能够创造肥沃土壤的溪流，那里人口较多，集约化灌溉农业也成为可能，芋头产量可达 54000 公斤/公顷，另外，猪和鱼的集约化养殖也成为可能。当地人口密度高达 115 人/平方千米，酋邦或王国规模堪比苏美尔早期城邦，统治人口多达 3 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塔查姆岛，岛上人口密度仅仅为 2 人/平方千米。
太平洋世界区非常清晰地说明了一点，即环境差异从许多方面塑造了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
澳大拉西亚世界区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在最后一次冰川期，较低的海平面意味着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连接在一起，它们是一个大陆的组成部分，这个大陆有时候被称为萨胡尔。这块大陆的一个地区，即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独立发展出了农业。然而，部分因为高原地区相互阻隔的地理环境，也因为块茎作物无法大量储存，这里的农业似乎永远也没有创造出比单个村落更庞大的政治结构。不过，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沿海地区的社会相比，这些社会更复杂，也创造了丰富的艺术传统以及各种复杂的战争和礼仪形式。
就澳大拉西亚南端的塔斯马尼亚而言，海平面上升之后该岛与大陆的联系被切断，留下大约 4000 居民生活在完全与其他人类社会隔绝的状态。有许多迹象表明，这里的社会发生了倒退，变得更小更简单。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大约 1000 年时间里，岛上曾经存在的一些技术，比如针和其他骨制工具的使用或者捕鱼活动，似乎都已经消失了。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对于小规模的封闭人群而言，创新甚至保存新技术更困难，因为集体学习必不可少的协同作用更有限。不过，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变化标志着技术的衰落，它们也有可能体现了对气候变化和社会隔离现实的有效适应。比如，放弃捕鱼和专注于脂肪含量更丰富的食物（海豹和海鸟），很可能是一种合理的生态选择。
尽管澳大利亚大陆比塔斯马尼亚岛大很多，不过，它很大程度上也脱离了其他人类社会。农业在这里从未发展起来，尽管昆士兰北部的居民似乎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居民之间有定期联系。（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第 5 章。）以下假定是合理的，即那里的农耕显然没有采集生活那么有利。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土壤贫瘠，人口密度很低。当欧洲人在 18 世纪末到达澳大利亚时，这块大陆只不过区区几十万人，尽管一些地区尤其海岸地带的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内陆。一个很偶然的事实是，与美索不达米亚不一样，澳大拉西亚没有进化出容易驯化的植物物种。澳洲坚果（夏威夷果）是现代驯化的唯一一种当地植物，尽管还存在一些潜在的可驯化物种，包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得到种植而澳大利亚人只是采集的各种山药和芋头。
然而，以下看法是错误的，即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陷入某种旧石器时代时间隧道中的社会。原因之一在于，考古学研究已经发现了一种以创新方式适应变化（包括气候变化）的漫长历史。3 万年前到 2 万年前的岩画艺术向我们展示的生活方式，后来因为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反应而发生深刻改变。比如，在阿纳姆地（Arnhem Land），随着上升的海平面将一度干燥的地区转变为海岸沼泽和礁湖，山药和有袋动物开始从岩画中消失，鱼类和海龟取而代之。我们也发现了那个时期第一幅描绘人们现在所称的彩虹蛇（参见第 1 章）的绘画，不过，这幅画描绘的，可能是一种尖嘴鱼。
此外，通过对过去几千年的考古发掘，许多迹象表明，澳大利亚一些地区——尤其降雨较多的地区、西南和东南角以及东部海岸许多地区——出现了各种集约化形式，它们类似于世界其他地区（比如新月沃地）农业出现之前的集约化。在第 5 章中，我们描述了集约化在澳大利亚呈现出来的一些显著形式，包括在墨累-达令河水系建造精致的鳗鱼池或者更多地使用野生黍的种子。考古遗址数量的增加表明，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最后 2000 年，人口数量可能增加了一倍或两倍。新的工具也出现了，比如由贝壳制作的鱼钩，尤其是在捕鱼变得更频繁的地区。另外，有更多证据表明了大范围内相互联系的逐渐加强。澳大利亚南部的遗址中出土了昆士兰南部生产的麻醉品以及来自伊萨山脉（the Mount Isa range）的石斧。西澳大利亚“赭石之地”（Wilgie Mia）巨大的赭石矿山开采了大量赭石，它们的开采似乎是为了满足跨地区的贸易需求而不是当地需求。因此，人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即如果多留几个世纪任由这个地区的历史自由展开而不受欧洲人的干预，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在那里观察到农业最初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时的那种发展（参见图 9.9）。
图 9.9 歌舞会。
在最近几千年，澳大利亚的创新速度在加快。创新和集体学习的一个动力，就是当地共同体举行的定期聚会，这就是著名的歌舞会（corroborees），在此期间，来自不同族群的礼物、人们、观念、礼仪和舞蹈可以相互交流，可以从一个共同体传播到另一个共同体
结论：澳大拉西亚和太平洋世界区
总而言之，正如贾里德·戴蒙德有力的证明，忽视地球上这些地区（农耕未能在那里发展起来）或者夸大农耕文明在演化速度上存在的差异的重要性，都是错误的。通过研究农业未能兴盛起来的地区，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研究农业独立发展起来的地区，我们只了解农业故事的一半内容，甚至农耕文明演化故事的一半内容。对不同世界区历史的系统比较分析表明，人口增长和集约化可能受到不利于它们的环境、地理和社会因素的严重阻碍，不过，对于未能独立发展出农业的许多地区而言，它们所处的进化轨迹表明，它们最终也会步履蹒跚地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农业，如果这些趋势没有被欧洲殖民者中断的话。
上述观点表明，前面几章所描述的宏大趋势大致是普遍性的，即使它们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不一样，即使它们导致了各种不同的文化、艺术和宗教风格。我们发现，创新以及技术和社会变化无处不在。差别仅仅在于，一些地区的创新碰巧发现了农业大创新，然后又导向农耕文明的另一个大创新。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其他地区最终似乎也能够发展出它们自身的农业形式。
尽管如此，这种进程中的时机和地理因素确实很重要。它们影响了人口以及权力和财富在全球的分配。因此，它们也有助于解释现代人类所控制的巨大财富在地理上极其不平衡的分布。
现在，我们必须讨论一系列大创新，它们创造了今日世界，一个与农耕文明时代完全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