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本章开始部分提到的三大创新驱动力的重要性在逐步增强：交换网络扩大、通讯和运输出现重大改善，竞争性市场在世界许多地区变得更重要。理论上来说，这些变化会带来创新的大幅增长以及影响深远的全球变化。确实这样吗？
创新的影响
令人奇怪的是，在一到两个世纪内，本章所讨论的这些变化，似乎并没有对技术创新的速度产生多大影响。欧洲航海家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使用的海运术、射击术和航海术的大部分创新早就存在，还有许多创新——比如三角帆——起源于欧洲之外遥远地区，并且在其他地方得到广泛使用。奥斯曼土耳其人、莫卧儿人和俄国人同样成功地让火药技术适应了不同的环境。在葡萄牙人到来之际，加农炮在印度洋地区已经得到广泛使用，印度洋上马穆鲁克大帆船和奥斯曼帝国舰队都在船首安装了加农炮，尽管无法媲美葡萄牙轻快帆船两侧和肋骨之间安装的协调性很强的炮火。
我们在这一时期所看到的，并不是革命性技术创新，而是不断扩展的交换网络如何使技术、农作物和组织方法更加有效地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只经历了微小适应和调整。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把这个时期描述为“曝光效应时代（age of exposure effects），技术变化的主要形式在于，首先不断观察外国技术和农作物，然后将它们移植过来”。④
或许，真正称得上创新的，乃是欧洲重新发现了金属活字印刷术——1453 年，由约翰内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由朝鲜人发明，用这种方法印刷的最古老书籍是 1377 年的一本朝鲜文佛经。不过，这种技术在使用字母文字的欧洲最兴盛，因为你只需要少数印刷字体即可，因此，印刷术在欧洲促进了断文识字，加速了信息传播。到公元 1500 年，236 个欧洲城镇拥有出版社，2000 万册图书得以印刷；一个世纪之后，图书印刷的数量达到原来 10 倍。印刷术逐渐让欧洲变成全球知识的仓库，就像伊斯兰世界一度是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的知识仓库一样。一开始在欧洲，随后在整个世界，印刷术将成为集体知识的一种强大动力。
然而，在这个时期，我们并没有看到创新的决定性增长。全球交换网络促进了技术、农作物和商业方法——其中许多早就存在于世界某个地方——的传播和利用。这样，不同世界区在 16 世纪的汇合加速了技术的传播。不过，新技术的真正大爆炸要到 19 世纪才会发生。
处于转型的边缘？
缓慢的创新解释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为何在 1700 年看起来仍然十分传统。大多数人依旧是农民；大多数政府还是以传统术语进行思考，以传统方式进行统治；能源自古典时代以来变化很小。创新的速度也没有出现显著增长。
公元 1700 年，信使依然是传播信息最快的途径；绝大部分货物依然使用马车或牛车或船只运输。农民自给自足的程度可能不如 2000 多年前。与过去相比，他们或许更多地与货币打交道，更频繁地在地方市场出售产品，或者更多地寻找工资工作。不过，大多数农民依旧生产大部分他们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纺织品。毫无疑问，市场的规模和重要性在不断增长，但是，它们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主导人们的生活。大多数生产者是农民，这一事实意味着，城市和较大城镇（尽管它们到处都在成倍增长）的居民只占总人口的少数，通常只有 10% 到 20%。可以说，最早的农耕文明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真正发生变化的，乃是现存的思想、货物、人口、农作物、疾病交换和交易的规模。交换和商业规模的这种增长，为 18 世纪晚期以来比较壮观的创新景象奠定了基础。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在一个又一个地区，社会开始遭遇资源极限：可用土地越来越少，木材和能源短缺更加常见，皮货越来越匮乏。到 1700 年，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发全世界的森林、耕地、河流和海洋，而采用的技术基本上非常传统。日益扩大的市场刺激了世界上许多不同地区的商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把更多商人、政府甚至农民吸引到市场交换之中。正如亚当·斯密（1723—1790）所理解的，更大的市场促进了专门化和与之相随的效率，这个过程在大西洋新兴种植园经济中尤为明显。
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时期，全球财富和权力开始出现深刻变化。1500 年之前，欧亚大陆大西洋沿岸的社会不重要，它们处于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庞大的交换网络的边缘。1500 年之后，大西洋社会突然发现自己位于前所未见的最大、最多样化的贸易网络的中心。在两或三个世纪里，沿着新发现的路线运输的货物，从价值和总量而言，还不如传统网络输送的货物——比如从地中海经由印度洋到达亚洲的网络——那般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一旦欧洲政府学会利用它们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一旦全球贸易总量增加，一旦欧洲知识分子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新信息潮流（流淌在欧洲的学院、大学和商务办公室中），欧洲位于这些网络的核心地位所带来的知识和商业利益，就会逐步增加。
尽管 1700 年的世界在许多方面看来很传统，不过，接下来两个世纪的创新大爆炸所需要的所有要素，正在汇集起来。变化或许最容易在新兴的大西洋枢纽地区被发现。
在欧洲，在这个由中等规模的国家组成的、竞争激烈的地区，全球交往网络带来的商业、经济和政治影响十分明显。商业受到统治者、银行家和政府的关注。全球市场的套利行为在 16 世纪维持着西班牙帝国的权力，也在 17 世纪早期支撑着它的竞争对手荷兰共和国的权力。我们由此看到了后来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根源。商业为两个政府及其精英创造了大量税收。许多贵族投资贸易，而政府则发现，当市场对一些产品——盐、酒、纺织品或糖——的需求增长时，这些商品就能够带来巨额利润。到 1700 年，英国政府的大部分税收来自关税和各种消费税。这解释了英国政府为何大力支持贸易：建设有能力保护海外帝国的庞大海军、成立英格兰银行以支持对新的商业冒险事业的投资。
在英国以及西欧其他地区，随着更多的人口依赖市场和工资，社会结构本身也正在快速发生变化。对英格兰早期统计学家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的人口研究做出的现代分析表明，到 17 世纪末，英格兰农村大约一半人口没有足够土地养活自己。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要么作为乡村劳动力为大农场主工作，要么到城镇寻找工资工作。金的数据显示，到 17 世纪末，英国国民收入一半以上来自商业、工业生产或租金和各种服务。如果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确实比商业化程度较低的社会更有可能出现创新的话，那么，这就是即将来临的变化的一个重要预兆。到 17 世纪晚期，英格兰及其主要竞争对手荷兰似乎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特征”，不但市场主导着它们的经济，而且政府和精英也参与到许多不同的商业活动中。
这一时期交换网络的覆盖范围和多样性，以及商业重要性的不断增加，或许是为创新大爆发——开始于工业革命时期的 18 世纪——奠定基础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