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工业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 21 世纪早期，尽管还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不过，数量惊人的人口逐渐享受到物质繁荣带来的好处，在人类历史上一切更早的时代，人们只能够把这种生活当作一种理想而已。
农民的衰落
1994 年，伟大的英国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写道：“20 世纪后半期最显著的、影响最深远的社会变化，也是把我们与过去世界永远区分开的变化，就是农民的消亡。”③
在整个农业时代，大多数人是农民，社会资源的绝大部分由他们生产。如果你恰好出生在那个时代，那么，很有可能的是，你生活在一个农民家庭，家庭成员的食物来自封建领主提供的一小块土地，你的家庭需要向这位领主缴纳贡赋或服劳役或缴纳现金。晚至 1800 年，大约 97% 的人口仍旧生活在不足 2000 人的定居区，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但是，事情很快会发生变化，因为无处不在的工业化摧毁了农民阶级，农民无法与商业化的农场主竞争，只得出售他们的土地，被迫成为乡村或蓬勃发展的工业城市的工资劳动者。决定性转变发生在 20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只有不到 75% 的人口住在不到 2 万人的定居区，到 2000 年，只有一半人口住在小型共同体中，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出现。我们已经成为城市物种。农民的生活方式——在此前 1 万年大部分时间，它塑造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经历——正在逐步消亡。
对于被赶出土地的农民——他们通常进入贫穷、危险、肮脏和污染严重的城镇和城市环境中——来说，变化是破坏性的和残酷无情的。然而，对于他们的子孙后代来说，变化最终会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因为城市会变得更富裕、基础设施会扩大、干净的水和电会得到供应、医疗卫生和教育变得更容易、工作机会也会越来越多。慢慢地，城市——它们一度是农民工的死亡陷阱——提供了比乡村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为了了解其中的原因，首先考察一种新型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消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无助益。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马克思之类的社会主义者宣称，资本主义在劫难逃，因为它通过不断残酷地剥削工资劳动者或无产阶级来创造它自身的财富。社会主义者声称，有购买力的工人越来越少，而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产品却越来越多，由于卖不出去，也就没有利润，因此，资本主义体系最后会轰然坍塌。社会主义者还认为，随着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恶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会变得更具有革命性。资本主义永远不能让工人富裕起来。
在某种意义上，上述观点背后的思维是农业时代的残留物，与促使欧洲列强激烈争夺殖民地、原料和市场的思维相似。两个群体都认为，可用资源如此有限，以至于不同阶级或国家必须为此展开争夺。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到的，生产力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极大提升，逐渐削弱了这种传统思维模式，同时把亚当·斯密的如下梦想变成了现实：商业竞争带来的发展最终惠及越来越多的人。
20 世纪，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事实证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资本家和政府的财富依然在增加，另一方面，财富也扩及更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群体。在美国，这些变化在 20 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曾经被视为奢侈品的产品，比如汽车，现在价格低廉，足以进入普通工人的家庭，尤其当银行愿意提供宽松信贷，而工资在工会活动的压力下得以增加时，更是如此。消费资本主义是一种如此多产的资本主义，以至于它能够向创造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工人阶级出售价格低廉的产品。当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提高时，消费品市场也扩大，而工人阶级的异化和敌对情绪在减少，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魅力也在减弱。这个公式让如下事情成为可能：在 20 世纪晚期，持续的增长和政治稳定性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结合在一起。
为了支持消费资本主义，零售网点、广告业以及消费信贷（所有这些早已存在了许多世纪）开始向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服务。19 世纪 70 年代，第一家广告公司在美国成立。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第一家百货公司就已经在巴黎成立，到 19 世纪 50 年代，它们大量出现在俄国的城市，到 19 世纪 90 年代，它们也现身东京银座，10 年之后，上海也有了百货公司。它们一开始吸引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到 20 世纪，更广大群体成为百货公司的顾客。消费资本主义代表着一种伦理革命，因为它赞美消费和奢华，而不是鼓励克制和节俭，即农业社会的传统美德。
人口的变化
家庭是最亲密的人类共同体，它们在适应现代城市化工业社会时，也发生了改变。
在大多数农业社会，父母尽可能多生孩子是有道理的，原因在于，孩子是农民可以控制的一种生产性资产。孩子很有价值，因为父母可以在他们很小时就派他们去农场工作。不过，在所有农业社会，婴儿死亡率都很高，因此，为了让拥有三到四个孩子的机会最大化，妇女必须尽可能的多生小孩，因为大家都知道，其中一些会夭折。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这些规则带来的后果就是，在整个农业时代的大多数社会，妇女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用来生孩子，就是用来养孩子。孩童死亡率很高，生育率也不低。
19 世纪以来，得到改善的卫生、食物生产和卫生医疗，以及疾病免疫力的全球交换，提升了工业化程度较高社会的婴儿存活率。在许多农村地区，死亡率下降，随着更多孩童存活到成年，人口数量也开始飙升。最终，人口出生率即出生人数也开始下降。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在工业环境中，孩童对家庭预算的贡献较少，尤其当他们必须上学时，更是如此。随着小孩抚养费用的提高，以及他们存活几率的增加，多生养小孩的动机也减少。
新的避孕形式也有助于降低出生率。自 19 世纪 30 年代，工业生产的橡胶避孕套就出现了；20 世纪，又有了新的避孕工具，其中包括 20 世纪 60 年代首次使用的避孕丸。渐渐地，妇女可以选择她们生养孩子的个数，更多的妇女选择生养更少的小孩。19 世纪晚期以来，出生率开始下降，这种现象最初出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地区。然后在 20 世纪晚期，出生率再次出现下降，而且更具有决定性，也涉及世界更广泛的地区。这些变化即所谓的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创造了一个新的、低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人口世界。家庭的小孩越来越少，人口增长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达到顶峰）开始回落，到 2000 年，超过 30 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为零。根据人口学家的预测，在 21 世纪某个时刻，全球人口增长率会降为零，人口总数大约稳定在 90 亿到 100 亿之间。此后，全球人口或许会再次下降。
人权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
生孩子压力的减少、义务教育以及对人际暴力的日益敌视，改变了男女之间的关系。妇女找到了更多机会来承担家庭之外的角色：工资劳动者或者此前为男性主导的职业角色，比如教育、医疗甚至政治上的角色。在民主国家妇女先后获得选举权：首先在新西兰（1893 年）和澳大利亚（1902 年），然后在芬兰（1906 年）、俄国（1917 年）、英国（1918 年）以及德国和美国（1919 年）。到 20 世纪末，民主国家或伪民主国家的妇女都拥有了投票权。男女之间角色的截然区分——它塑造了农业时代的生活——开始瓦解，在工业化程度较高地区，这种现象尤为明显，然而即便在那里，妇女在 21 世纪早期的工资水平依旧低于男性。
对这本著作的大多数读者来说，我们已经描述过的长期趋势似乎是积极的。它们为更多的人增进了福利、财富和自由。然而，我们不可以夸大这种成功。正相反，今天的庞大人口意味着，与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生活在可怕的贫穷状态。2005 年，31 亿人口（即 100 年前世界人口数的两倍）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 2.5 美元。工业革命以来，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20 世纪更是如此。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富者愈富。据估计，在 1800 年，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穷国家的 2 倍到 3 倍；1900 年是 12 倍到 15 倍；2002 年为 50 倍到 60 倍。2005 年，世界最富有的 20% 人口占了所有私人消费的 77%，而最贫穷的 20% 人口只占 1.5%。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好消息告诉大家：过着中等舒适生活的绝对人口数量以及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比以往都有较大增长。从我们这个物种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巨大的技术、组织和道德成就。就提高世界人口的生活水平而言，20 世纪所做的似乎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