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时代这个观念是一种有力的方式，我们可以据此思考在 20 世纪所见到的加速变化的深层意义。我们在第 4 章和第 10 章已经讨论过，荷兰气候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认为，我们在 1800 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在这个时期，我们这个物种开始成为生物圈的主宰。2008 年，一群杰出的科学家声称，国际地层委员会（正式鉴定地质年代的机构）应当考虑在地质时间表上采用这个新的时期。他们宣称，人类世与此前全新世的显著区别在于，人类在没有充分理解自己所作所为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改变大气的化学成分；动植物的活动范围、多样性和分布；水循环的本质；以及侵蚀和沉降的重要进程。在近 40 亿年时间，我们成为第一个有能力独自改变生物圈的物种。
现在看来，人类很可能使用了通过光合作用进入生物圈的总能量的 25% 到 40%。换言之，生物圈全部能量预算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都按照一个物种的怪念头分配。所有这些意味着，我们物种的出现是一道门槛的标志，这道门槛不仅对我们很重要，而且对地球史也相当重要。约翰·麦克尼尔在他的 20 世纪环境史作品中宣称：“在不知不觉之中，人类已经在地球上进行了一次巨大的、不受控制的试验。我认为，这种试验终有一天会成为 20 世纪历史最重要的内容，其重要性超过二战、共产主义事业、大众识字率的增长、民主体制的扩大或者妇女的不断解放。”④
有人对以上数据做出了悲观主义解释，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启动了不再受我们控制的变化。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声称，一切已经太晚。事实上，拉夫洛克多年来一直主张，我们不能把生物圈当作消极的客体；它是一种复杂的、不断演化的超级有机体，它会对人类的行为做出反应，而采用的方式可能并非总是让我们感到高兴。用拟人化的方式来说，在必要时，它会保护自己、反抗我们。
如果悲观主义者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现在处于某种全球交通事故之中；事件发生得太快，政府、商业公司和消费者来不及对它们做出适当的反应，也来不及就如何做出反应达成全球共识。这意味着发展本身不再是可持续的吗？如果这样，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和印度之类的国家——它们的更多人口开始享受到现代革命的好处——需要对创造这种好处的发展做出限制呢？或者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即对这些生态问题负主要责任的国家，应当为此付出代价（甚至通过部分去工业化的办法）？或者整个世界都放弃现代革命的好处，返回农业时代——那时的可用资源十分有限，最有希望的“发展”形式就是通过战争夺取邻邦的资源？
另一方面，或许集体学习——我们物种的明确特征——使人类能够创造新技术和新策略来避免生态灾难。遗传工程允许我们生产直接将煤炭转变为天然气或将垃圾变成能量或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细菌吗，或者通过核聚变反应生产廉价能源吗？与工业革命创造的大型机器相比，纳米技术可以创造出更强大、运行成本更低的微型机器吗？政治家会提出新的全球合作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吗？会出现某种与人口转型（人口增长变慢）相应的“消费转型”（消费变慢）吗？
乐观主义者指出，与以前相比，人类现在拥有更好的知识和更好的装备来处理他们面临的问题。甚至在 50 年前，人们很少意识到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今天，这种意识已经遍及全球，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很清楚，全球合作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途径。这种合作的诸多困难尚有待克服，不过意识已经出现了。如果有一个物种可以解决我们制造问题的一部分，那么，它必定是地球上具备集体学习能力、能够在超过 70 亿人口的全球共同体中分享观念和知识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