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罗斯福罹患脊髓灰质炎
医生表示，罗斯福乘坐专列从芬迪湾坎波贝洛岛回到本地医院接受治疗。
1921年9月16日，《纽约时报》这篇封面故事想必让读者深感震惊。脊髓灰质炎是一种新疾病，只在5年前有过一次大流行；而且按照通行的说法，它的易感人群应该是贫民窟里的移民儿童。那么，富兰克林·D.罗斯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他已经39岁了，精力充沛、体格强健，而且血统高贵、姓氏显赫。
回头去看，罗斯福的患病其实没有看上去那么偶然。对他来说，1921年的夏天十分难熬。前一年他代表民主党参与副总统竞选，结果遭遇了失败，这场竞选让他筋疲力尽；然后他突然发现，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抓住他在1919年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期间的桃色丑闻大肆发难。丑闻的细节十分劲爆，据说他支持一项秘密计划，利用潜伏的间谍诱惑海军训练中心的年轻水手，目的是搜集同性恋行为的证据。虽然罗斯福矢口否认这些指控，但为了澄清自己，他不得不在1921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返回华盛顿。故事的结局十分糟糕，他既痛苦又沮丧。“F.D.罗斯福海军丑闻：细节难以启齿”，《纽约时报》这样写道。1
离开华盛顿前往坎波贝洛岛的夏季别墅之前，罗斯福在海德帕克家族庄园附近参加了一次童子军的大型活动。在一张令人心酸的照片里，他和几十位身着制服的孩子一起游行，这是他最后一张行走自如的照片。活动结束后，他和朋友一起扬帆前往坎波贝洛岛，途中波涛汹涌，大雾弥漫。“我觉得他离开的时候看起来很累。”他的秘书米西·莱汉德写道。2
坎波贝洛岛坐落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南岸的芬迪湾，离缅因州不远。罗斯福家的别墅有15个房间，占地10英亩，岩石地基，面朝大海，这是他的母亲送给他和埃莉诺的结婚礼物。1921年8月7日，罗斯福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家人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月。他决意忘却烦恼，全身心投入各种娱乐活动中——游泳、划船、狂饮至夜深人静。
和平常一样，第二天一早全家人一起划船出海。回家的路上，罗斯福注意到附近一座岛上起了火，于是他花了几小时灭火。回到坎波贝洛岛后，孩子要求跟他比赛。“他欣然同意了，”长女安娜·罗斯福回忆道，当时她15岁，“比赛的内容是跑过一条横穿岛屿的2英里的小道，然后游过一片狭长的淡水湖，再潜进芬迪湾冰冷刺骨的水里，最后原路返回别墅。”整个黄昏罗斯福都穿着湿淋淋的泳衣阅读报纸，回复邮件。这时候，一种奇怪的感觉攫住了他——混合了麻木、严重的肌肉疼痛和可怕的颤抖。“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他回忆道。3
罗斯福筋疲力尽，坐立不安，于是他上楼去换衣服。“没过多久，”埃莉诺说，“他开始抱怨（不舒服），然后决定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了，早点去床上暖和一下。”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罗斯福浑身疼痛、发烧、左腿无力。“我努力走过去刮胡子，”他回忆说，“试图说服自己腿部无力只是肌肉的问题。”4
当地医生前来出诊。他的诊断是物理疲劳带来的“复合症”，这让人深感安慰，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在瘫痪症状出现之前，哪怕是最严重的脊髓灰质炎也可能被误诊为普通的流感。但是对罗斯福来说，事情如螺旋般急转直下。疼痛越来越严重，发烧徘徊不退，左腿的无力向右腿蔓延。他的皮肤也变得十分敏感，难以忍受睡衣的摩擦甚至微风的轻拂。后来他承认说，当时他感觉到了一种无声的恐慌，类似濒死体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他反反复复地说，“我真的不知道。”5
第二位医生如约而至：威廉·基恩，他是费城的一位资深外科医生，当时正好在附近的缅因州巴尔港度假。基恩至少知道罗斯福出现了某种瘫痪，他认为原因是“（膀胱感染形成的）血栓进入脊髓下部，导致运动能力暂时丧失，但还有感觉”。这个诊断看起来不错，基恩告诉埃莉诺，她的丈夫只需要几周就会完全康复，并推荐病人经常按摩、多多活动以刺激虚弱的肌肉。几天后，他送来了一张600美元的账单——罗斯福一家觉得“相当贵”。6
到了周末，罗斯福腰部以下完全丧失了运动能力。埃莉诺试图遵照医嘱按摩他的腿，但罗斯福受不了那样的疼痛。一位亲戚写信力劝她再找一位医生看看。他说，虽然基恩“是个不错的老伙计，但对这种病不太在行，相信他的诊断太不明智了”。很快就有一位专家来到了坎波贝洛岛：罗伯特·洛维特，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矫形外科教授。当时他的新著《小儿麻痹症诊疗》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7
洛维特作出了确凿无疑的诊断：脊髓灰质炎。不过他对病人的预后持谨慎乐观态度。“我坦率地告诉他们，”他说，“没人知道病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但病人的情况明显不属于最严重的类型，部分或完全康复……是有可能的。”8
洛维特是矫形康复领域的先驱。他认为脊髓灰质炎患者应接受渐进式的康复疗程，先卧床休息几周，多洗热水澡，轻柔拉伸以预防肌肉退化。在他看来，基恩的建议危险得离谱，因为会增加无谓的疼痛，还会进一步损伤过劳的肌肉。洛维特鼓励罗斯福一旦情况稳定就返回纽约，以便接受恰当的康复疗程。9
虽然坎波贝洛岛上有不少佣人，但繁重的护理工作仍由埃莉诺·罗斯福承担，她几乎寸步不离丈夫身边。瘫痪症状暂时性地蔓延到了膀胱和直肠，这项任务越发繁重恶心。她在丈夫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小床，给他洗澡、导尿、灌肠，喂他止痛药，再小心地把他送回床上。埃莉诺担心这种病会传染给5个孩子，所以不允许孩子走进病房，只让他们从门缝里跟爸爸打招呼。“妈妈叫我们不要议论脊髓灰质炎，因为太多人害怕这种病，”安娜·罗斯福回忆道，“但流言不翼而飞，我们发现自己有很多朋友得到了别人的警告，叫他们别靠近罗斯福家的孩子，因为‘他们可能得了脊髓灰质炎’。”10
的确，那个秋天，罗斯福家的长子詹姆斯本应返回格罗顿中学，但校方却顾虑重重。尽管洛维特医生向校长保证詹姆斯不会传染什么病，但埃莉诺却不得不同意让詹姆斯“不穿在坎波贝洛岛穿过的衣服，换上新的内衣，先洗澡洗头再立刻离开别墅”。11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典型的易感人群吗？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童年时期他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受教育的环境相对孤立，所以在十多岁入读寄宿学校之前，他一直没接触过常见的儿童疾病。十多岁以后，他的病史简直就是一本传染病百科全书，包括斑疹伤寒、鼻窦肿大、扁桃体炎和胃病，还有无穷无尽的喉咙痛，有时候他不得不卧床休息好几个星期。1918年西班牙流感肆虐期间，他在一艘远洋客轮上生了病。“整个旅程他都躺在床上，意识模糊，浑身发抖。”还得了双侧肺炎，差点丧命。12
1921年，压力和疲惫掏空了罗斯福的身体，他在盛夏时分出席青少年的大规模聚会，这也是脊髓灰质炎的高发季节；然后又在坎波贝洛岛狂欢痛饮，其中包括在芬迪湾游泳。后来他形容说“水真冷，我差点冻僵了”。到确诊的时候，他已经接受了一系列极度痛苦的腿部按摩，这可能加剧了病情。
对罗斯福来说实在是祸不单行。今天我们有强力证据表明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脊髓灰质炎发作后进行物理刺激可能加剧瘫痪，而“寒冷”会进一步降低虚弱的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再加上罗斯福的病史和拜访童子军的糟糕时机，情况就很严峻了。虽然我们没法说谁一定会得脊髓灰质炎，但他面临的风险的确高于普通人。13
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出，罗斯福得的可能不是脊髓灰质炎，而是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这种疾病的特征是“渐进式对称瘫痪与灵活性丧失，通常从腿部开始”。文章作者表示，的确有强力证据表明罗斯福患的是脊髓灰质炎，因为当时这种疾病正在美国东北部流行，患病时间是夏天，而且出现在剧烈运动之后，伴有发烧（格林-巴利综合征没有发烧症状）。但是，作者又说，那年头罗斯福这个年龄段的脊髓灰质炎患者数量极少，而且他的部分症状十分符合格林-巴利综合征的特征。正如一位作者所说：“根据确凿的临床证据，我们认为罗斯福所患的更可能是格林-巴利综合征……我们没有检查过他的身体，但当时给他看病的是该领域的一流专家。”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罗斯福相信自己得的是脊髓灰质炎，同样相信这一点的还有他的家人、他的医生、其他脊髓灰质炎患者和美国公众。如果没有他，伟大的脊髓灰质炎运动永远不会发生。14
不过也有别的因素。在罗斯福那个年代，为了征服疾病，人们怀着宗教式的热忱净化环境，这种情况在美国尤为显著。有时候这样的圣战会赢得辉煌的胜利，而有时候则一无所获。具体说到脊髓灰质炎，它可能唤醒了一位沉睡的巨人。
今天，大部分美国人对清洁抱有一种狂热。他们对病菌、臭味和污垢极其敏感，痴迷于擦洗得干干净净的身体和一尘不染的环境；这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他们评判外部世界及接受外界评判的方式。对卫生的执着融入了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很容易忘记美国并非一直如此。对肮脏的厌恶不是与生俱来的，甚至可以说来得很晚。
美国人喜欢引用约翰·卫斯理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清洁近乎神圣”。事实上，在20世纪以前，“美国人”和“清洁”两个词语几乎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1900年，牙刷在美国还是稀罕物，除臭剂和洗发水更是闻所未闻。很少有人每周洗澡超过一次、每个月洗头超过一次。饭前便后洗手的人更少。随地吐痰差不多算是全民行为。旅行者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分享床铺。大部分房屋没有纱窗，天气一暖和，昆虫就成群结队地涌进屋子。水源未经过滤，食物冷藏条件很差，或者说完全没有冷藏。城市里臭气熏天，全是垃圾堆、马粪、屠宰场、制革厂和露天污水管的气味。15
但科学、技术和商业的巨大进步的确改变了美国。到19世纪70年代，研究者已经开始把看不见的媒介和特定的疾病联系起来，例如斑疹伤寒、霍乱、肺结核和淋病。当时的“病菌致病理论”让人们接受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理念：我们的社区、房屋甚至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都有看不见的超小型微生物，而且它们常常很危险。人们明白了自己的邻居可能携带致命的病菌，哪怕对方完全没有任何症状——伤寒玛丽【1】就是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事情很清楚：你看不见的东西可能会让你生重病。16
19世纪晚期，城市飞速成长，加上病菌理论深入人心，人们越来越重视清洁卫生。改革者积极敦促政府采取新的公共措施，例如给学童接种疫苗、对移民进行医学检疫、批准纯净食物及药物法案。水暖设备的革新带来了更多的室内卫生间和更安全的水源供应。识字率的飞跃让杂志的数量暴涨4倍，这些杂志越来越关注病菌带来的危险。看看那个年代的文章标题：“危险的理发店”“来自公共洗衣房的疾病”“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家蝇）。一位专家鼓励美国人在每次客人离开后给房间消毒，另一位专家甚至推荐喷洒氰化物，虽然这项措施十分危险，“喷洒后请飞奔离开房间并立即关闭房门”。17
20世纪初，把纸币看作危险品的潮流风靡一时。“今天大众认为，”一位记者写道，“（纸币）很脏，用手去碰它非常危险。”有流言说“借来的书”带有危险的疾病，纽约公共图书馆只好承诺用化学品喷洒书籍，直至“找不到一只活的病菌”。用《大众科学月刊》的话来说：“实际上这些有害的微生物无处不在——它们在我们的体内和体外寻找，呃，该怎么说呢，下一顿大餐。”18
所以，美国人开始相信清洁是好的，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会保障你的健康和生命。“为了让病菌无隙可乘，男人剃掉了胡子，女人剪短了裙子。”一位医学史家写道。更多的家庭用上了“白色陶瓷马桶、真空吸尘器和冰箱”。专家教育人们咳嗽、打喷嚏的时候要捂住嘴巴。“旅馆开始提供独立包装的小块肥皂，使用加长的床单，因为毯子上可能满是病菌，客人也许会把床单反叠回来盖住它。教堂给每个人发放专用的圣餐杯，城市里安装了卫生的水源。”19
随着消费主义经济的爆炸式增长和广告轰炸的日益成熟，改变一个接一个地发生。曾经的广告只是简单地提醒人们注意某件新产品，到20世纪20年代，这样的老法子已经让位于更激进的方式：主动塑造公众需求。毫无疑问，热衷于消灭病菌的人越来越多，广告功不可没，它创造了人们对臭味、污垢和疾病的新焦虑。
那个年代最成功的案例是玻璃纸的市场运作。1908年，杜邦公司发明了这种材料，起初它只是一种销量平平的工业产品，然后公司在女性杂志上刊登了大量广告，将它描述成了对付病菌的神器：“陌生的手，好奇的手，肮脏的手。触摸、感觉、检查商店里买回来的东西。此时此刻，你最安心的保护神……是坚韧、卫生、防菌的玻璃纸。”经过这样的狂轰滥炸，玻璃纸一夜成名，变成了家居必备物品。20
其他广告照葫芦画瓢。纸品公司利用人们对病菌的恐惧来推销卫生纸和一次性杯子（后者是为了避免“唾液交换”）。最大胆的市场运作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圣路易斯的兰伯特制药公司把一种老的消毒剂（李施德林，以19世纪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命名）包装成了治疗“口臭”的灵药，兰伯特公司的广告把这种毛病称为“不可饶恕的社交壁垒”。产品还是一样的产品，但它的年销售额从11.5万美元跃升到了800万美元以上。不久后，“口臭”这个词儿进了字典，定义为“呼吸带有酸臭味”。21
这些新广告巧妙地结合了社交恐惧和健康恐惧。李施德林不光能为口臭者解决社交问题——“万年伴娘，未披红妆”——还能消灭那些一听就很可怕的微生物，例如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伤寒杆菌。看到李施德林的成功，利华兄弟公司有样学样，推出了新的“生命航标健康香皂”，它气味芬芳，消毒杀菌——作用当然是消灭美国最新的社交烦恼：狐臭。1927年，美国领先的肥皂生产商联合成立了清洁协会，这家宣传机构的重点目标是儿童。清洁协会资金充裕，他们走进学区，向各个年级的学生灌输“肥皂和水”的课程——该洗几次澡，什么时候该洗手、换内衣，为什么肮脏的厕所会带来健康风险。“我们的目标不光是让孩子们保持干净，”该机构表示，“还要让他们爱上干净。”22
他们的宣传似乎很有用。20世纪30年代，一项针对全国消费者需求的调查显示，刚诞生了20年的肥皂已经名列所谓的生活必需品第三位，仅次于面包和黄油，但排在咖啡和糖的前面。美国人开始信奉清洁至上；而且为什么不呢？传染病正在消失。这些年里，随着个人卫生的改善和医学研究的进步，霍乱、白喉、斑疹伤寒、肺结核和黄热病都已灭绝或大幅减少。
美国人没有预见到的是，这场杀菌革命带来奖赏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整个国家都干净了，新问题却滋生出来。现在，人们在幼年时接触危险微生物的概率降低了，但幼年时发生的感染比较轻微，而且母亲留下的抗体会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具体到脊髓灰质炎，结果便是更频繁的爆发，受害群体也更广泛。富兰克林·罗斯福不再孤单。
9月末，罗斯福一家离开坎波贝洛岛前往纽约。为了隐瞒富兰克林的情况，他们精心安排了行程。他们用担架把富兰克林从专用船只上搬到专列上，记者被挡在安全距离外。“每一次颠簸都让他疼痛不已。”埃莉诺回忆说。媒体只能透过火车车窗看见笑容满面的罗斯福，靠着枕头坐在床上，叼着标志性的烟斗，轻抚爱犬。大部分报道相当乐观。虽然他们提到罗斯福的确得了“小儿麻痹症”，但文章里描述说他“微笑着”，“感觉十分舒适”，而且最重要的是，“正在康复”。“他绝对不会瘸，”罗斯福的某位医疗顾问保证，“不必担心任何永久性的后遗症。”23
这些故事意味深长，标志着罗斯福和他周围的小圈子开始在公众面前隐瞒他的严重残疾。毫无疑问，他之所以这么做，有一部分是因为上流社会推崇的坚韧美德，这样的理念从出生那天起就深植在他心中：隐忍痛苦，笑对艰难。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觉得丢人，作为一个强大的成年人，却被一种所谓的儿童疾病击倒了。“无论谁来问，我都告诉他们，你是因为‘游泳过多’得了严重风湿，”1921年，一位近亲向罗斯福保证，“对你来说，得了什么‘小儿’病实在太傻了。”24
尽管如此，这些编造出来的故事的主要目的是掩盖此类残疾带来的巨大耻辱。那个年代很多人把瘸腿当成精神上的失败、内心虚弱的象征和人格的缺陷，所以瘸子不容于正常社会，有时候甚至有人建议干脆把腿截掉。（当时一本权威的医学教科书中写道：“如果一条腿完全失去了作用，譬如说它无法前后摆动，那最好从股部将它彻底截除。”）缺医少药的残疾者会被一股脑地送往一些可怕的机构（这样的地方通常顶着“残废儿童之家”之类的名头），以免拖累别人，同时也避免出现在大众的视线内。25
罗斯福的财富和地位让他逃离了最悲惨的命运，但很多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蛋了。“他才39岁，”朋友们私下里议论纷纷，“这时候得了这种病，都不知道该说太老还是太年轻。他在威尔逊手下干（海军助理部长）的时候真是前途无量，后来民主党还提名他竞选副总统，那几周他简直光芒万丈。现在呢，他成了个瘸子——这辈子还能怎样？”26
他可以按照母亲和部分家人的意思，一直蜷缩在他们搭建的庇护所里当个病号。重回公众视野的路途更加艰难，环境也没那么宽容。要踏上这样一条道路，罗斯福也许能鼓起勇气、坚定意志，但光有这些还不够。要在外面的世界里取得成功，他不得不掩饰自己的病情。是，他得了病，但不算什么大事儿：可能有点麻烦，但没有残疾；简而言之，不能让人看到明显的缺陷。
这种行为不算稀罕。公众人物在职期间总会隐瞒自己的健康情况，美国有几位总统都这么干过。1790年，乔治·华盛顿险些死于肺炎。“我们险些失去了这位总统。”他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向朋友坦承。1893年，格罗弗·克利夫兰【2】冒着生命危险做了手术，切除下颌的巨大恶性肿瘤；当时白宫表示这只是个牙科小手术，病因是牙齿感染。“上帝啊，”虚弱无力的克利夫兰从麻醉中醒来后说，“他们差点杀了我。”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3】严重中风，但在他次年去职之前，没有放出任何确切消息。27
罗斯福的任务比他们更艰难，因为他的残疾明白可见，而且是永久性的。所以，他变成了一位掩饰的大师，尤其是重返政治世界以后。他和媒体达成了君子协议，不得拍摄他坐在轮椅里或无助时的照片。他把腿部支架藏在长长的斗篷和毯子下面。他发表演讲之前，特工处会搭建便携式坡道并在讲台上安装扶手。这些准备工作如此精妙，一位总统学者写道，“对布景和支撑装置的掌控堪比真正的剧院”。有人相信现代美国总统的宣传造势之风可直接追溯到罗斯福身上。28
这些策略大获成功。没有多少美国人知道，罗斯福要站起来、在演讲时保持站立、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同为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的休·加拉格尔表示，“关于罗斯福的政治漫画成千上万，但没有一张画出了他的身体残疾。事实上，很多漫画里他是个活泼好动的人——跑跑跳跳，干这干那。”加拉格尔称为“罗斯福的绝妙骗局”。29
1922年秋天，罗斯福重返工作岗位。“我也有过挺惨的时候，”一位对他的不幸知之甚少的朋友生病时，罗斯福安慰说，“在床上躺了6个月（以后），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腿完全不听使唤。但是，我的腿逐渐恢复了，虽然慢，但的确在好转；虽然我还佩戴支架，但我的身体康复情况非常良好。”30
事实上，他的腿几乎一直完全不听使唤。为了重新站起来，他进行了无穷无尽的康复训练，结果手臂、肩膀和上背变得异常强壮，但曾经有力的腿部肌肉却基本完全萎缩了。现在他佩戴着从臀部延伸到脚踝的支架（用钢和皮革制成），只是为了在别人的搀扶下蹒跚走上几步，而且就连这个动作也需要手杖的支撑。
不过残疾也有积极的方面。肢体的残疾至少让他有了借口放弃律师生涯，当时他的业务主要是信托和财产方面的，罗斯福对这些事务厌烦不已；他宣布自己没法爬上曼哈顿事务所所在那栋大楼前面陡峭的阶梯，因此必须退出。这一举动虽然他个人十分满意，但却带来了一些财务上的风险。家族信托基金和一家大型关系事务所的闲职依然能为罗斯福提供丰厚的收入，但也顶不住他一如既往的挥霍无度。他要养的有几幢房屋、一艘游艇、一套私人班子、5个上学的孩子和一堆糟糕的投资项目，包括一座囤满龙虾待价而沽的仓库（结果龙虾没涨价）和氦气飞艇空运项目。
有一天，罗斯福难得地出现在百老汇120号的关系事务所里，正好遇见了在这幢楼里工作的年轻律师巴塞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他们两人以前见过。奥康纳的哥哥约翰是纽约坦慕尼协会【4】会员，在1920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约翰曾介绍他们认识。传说在两年后的这一天，一次看起来更加命中注定的相遇出现在百老汇120号的大堂里，也有人发誓说自己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当时被司机扶着的罗斯福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一脚踩滑，重重地摔倒在地，巴塞尔·奥康纳就是帮忙扶他起来的人之一。31
一对搭档诞生了。32岁的奥康纳正在寻求大展宏图的机会，罗斯福的名望和关系当然能够助他一臂之力；与此同时，罗斯福希望成立一家“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而不是后面”的事务所。他一方面希望停留在公众视野内，另一方面希望这个位置富有弹性，让他有足够的精力继续对抗脊髓灰质炎。新事务所名为“罗斯福和奥康纳”，前者提供一般性的法律建议，后者负责实际工作。
乍看之下，这两个人几乎毫无共同点。奥康纳属于白手起家的类型，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天主教工人小镇汤顿长大，父亲是一位锡匠。奥康纳矮小而瘦削，毫无罗斯福那种从容的魅力，靠着在舞会乐队里拉小提琴，他进入了达特茅斯大学。学校里传统的兄弟会迟迟不肯接受他，于是他自己创办了“σφε兄弟会”，并担任了三年会长。他是学校里的最佳辩手，同学们公认他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离开达特茅斯以后，奥康纳前往哈佛法学院迎接新的挑战。他学习十分刻苦，甚至出现过暂时性的失明——这毛病需要治疗，但却没有拖慢他的脚步。靠着让同学帮忙把作业读给他听，奥康纳以优异的成绩如期毕业。32
离开法学院后，奥康纳就职于波士顿的一家事务所，随后又创办了自己的事务所。他专注于石油领域，在采油厂和炼油厂之间牵线搭桥。百老汇120号奥康纳的小办公室似乎从不下班，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雇用了两位秘书轮班。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奥康纳最鲜明的特质是无与伦比的执着，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如果说罗斯福是一位年轻的王子，”一位观察家表示，“那奥康纳就是最称职的家臣。”33
在他们的合作下，征服脊髓灰质炎的战斗即将变成全国性的运动。
1924年夏天，罗斯福收到了乔治·福斯特·皮博迪（George Foster Peabody）的一封信。皮博迪是佐治亚人，他在信中告诉罗斯福，他的家乡有个人战胜了脊髓灰质炎，而且那个人的病情本来十分严重。罗斯福和皮博迪是老朋友了，他们在哈佛的时候就是老同学，毕业后则分别高调地进入了政界和商界。皮博迪是著名的慈善家，他的资助对象十分广泛，从南方的黑人大学到聚居在雅朵【5】的波西米亚艺术家；1920年罗斯福竞选副总统的时候，皮博迪也是主要的资助者。34
信中提及的佐治亚人刘易斯·约瑟夫罹患脊髓灰质炎的时间和罗斯福基本相同。不过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约瑟夫的年纪比罗斯福小，他只有二十多岁，瘫痪的程度也没有那么严重。约瑟夫说，在温暖舒缓的水里游泳修复了他受损的腿部肌肉。他的腿重新变得强壮，在手杖的帮助下，他又能行走了。35
罗斯福对此大感兴趣。虽然经过了三年的密集治疗，他的康复程度却无法与约瑟夫相比。他看过了所有专家，做过了所有运动，考虑过所有“奇迹疗法”，从电刺激到充氧帐篷（据说它可以通过“增加大气压”来刺激肌肉生长）。此外，和其他脊髓灰质炎患者一样，罗斯福也痴迷于水疗，也就是用水来治疗疾病和残障。
水疗法和医学本身一样古老。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曾采用水疗法治疗各种肌肉和关节疾病。到19世纪，美国人成群结队地涌向温泉和矿泉水疗中心，寻求治愈和舒缓；最受欢迎的地方包括纽约的萨拉托加温泉、阿肯色的热泉和西弗吉尼亚的白硫温泉。遵照洛维特医生的建议，罗斯福已经开始在文森特·阿斯特家（这是他在哈德逊谷交的朋友）的恒温泳池里游泳锻炼。“我的病起源于水，”罗斯福告诉家里的仆人，“也必将终结于水。”36
皮博迪写给罗斯福的信其实不算坦诚。事实上，佐治亚州有一家温泉度假村（正是这家度假村让刘易斯·约瑟夫战胜了脊髓灰质炎）举步维艰，皮博迪拥有它的部分股权。1924年，这家度假村的生意每况愈下。它的主建筑梅里韦瑟旅馆是一座摇摇欲坠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有46间入住率很低的客房。度假村里还散布着15栋急需修复的小木屋。这处地产的独特之处是地底冒出来的温泉，富含矿物质，水温恒定在华氏88度【6】。如果运作得宜，它的确有潜力成为水疗胜地——就像萨拉托加温泉一样，不过这里天气更好，而且带有南方气质。要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亲自到访，再配以恰当的宣传，铁定会增加这里的客流。
佐治亚的沃姆斯普林斯（Warm Springs）有过好时光。它坐落在梅里韦瑟郡的松树林里，位于亚特兰大西南约75英里处，这片土地最初属于克里克印第安人，传说他们会为前来寻找治愈之水的人让出安全通道。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年代，不少南方权贵（例如约翰·C.凯尔宏【7】和亨利·克莱【8】）都曾坐着马车来到这里，试图治疗消化不良、风湿和肝肾膀胱方面的慢性疾病。内战和战后重建期间，客人销声匿迹，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佐治亚中部铁路经过这个小镇，沃姆斯普林斯重新迎来了辉煌。梅里韦瑟旅馆就是那时候开张的，它占地一千英亩，拥有网球场、男女水疗浴池和巨大的温泉游泳池。37
然而好景不长。糟糕的管理使得梅里韦瑟旅馆负债累累。与此同时，汽车的发明让游客能够跨越更远的距离，去那些更著名的温泉度假。这里就“荒废了下来”，一位游客回忆说，“灌木爬上了通往沃姆斯普林斯度假村的公路，到1919年……不复从前的优雅”。38
罗斯福不太在乎美学。1924年10月，他怀着治愈脊髓灰质炎的希望来到了布洛切斯维尔的小火车站（很快这里就更名为沃姆斯普林斯站），陪伴他的是埃莉诺、米西·莱汉德和非裔美国籍贴身男仆欧文·麦克达菲。周围的景象没有让他泄气：裸露的泥土路、摇摇欲坠的窝棚、“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标志无处不在。“真是美丽的村庄。”他说。
埃莉诺可不这么认为。对她来说，沃姆斯普林斯无非是富兰克林康复的幻梦。梅里韦瑟旅馆简直一团糟。她回忆说，那里的私人木屋太不结实了，“墙板上的缝隙都能透光”。南方乡村生活看起来“艰难、贫困而丑陋”。种族主义甚嚣尘上，当地人虽然友善，但在她看来却太原始了。“我记得有一天我开车出去……买几只鸡，”她在自传中写道，“他们告诉我，我只能自己把活鸡抓回去，没人给我杀鸡拔毛，我简直吓坏了……在沃姆斯普林斯，那些鸡在我们的院子里跑来跑去，直到厨子在一片咯咯的叫声中把它们的脖子拧断再扔到锅里。不知道为什么，我连吃它们的胃口都没了！”39
埃莉诺很快离开了，富兰克林和其他几个人多待了几周。虽然度假村在冬天已经关闭，但游泳池依然开放。罗斯福急着开始自己的疗程，他会见了刘易斯·约瑟夫，这是个拄着手杖的瘦削青年，走路缓慢而沉稳。“你完全不用支架？”罗斯福问道。“现在不用了。”约瑟夫回答，他告诉了这位名人自己在沃姆斯普林斯的全部经历，最后传授了腿部康复的程序。40
温泉里没有魔药，它的特殊之处实际上是恒温和高矿物质含量（钙和镁）。这些矿物质增大了水的浮力，因此脊髓灰质炎患者能在相对轻松的状态下保持平衡，在池子里待更长时间。罗斯福能感觉到，热量舒缓了他的肌肉，矿物质托起了他的身体。“真棒，”他喊道，“我觉得我再也不想出去了。”41
约瑟夫提了个建议。“为什么不试试走两步呢？这里的水很独特，你很容易浮起来。”站在齐肩深的水里，罗斯福抓住泳池边缘，试着抬起比较强壮的右腿。腿微微动了一下——这既证明了他的意志力，也证明了水的天然浮力。罗斯福欣喜若狂。他的医生曾告诉他，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改善了。他们说，如果前6个月里看不到进展，那将来也没什么希望。但刘易斯·约瑟夫已经证明了这套理论的谬误，罗斯福希望奇迹同样发生在自己身上。在那几周里，他吹嘘说，“我在4英尺深的水里走来走去，既不用支架，也不用拐杖，就好像我的腿完全没问题一样。”42
初次造访佐治亚，罗斯福对康复的乐观情绪达到了顶点。他永远不会放弃再次行走的梦想——虽然他后来对康复的信念再也没有此刻这般强烈，但在这一刻，一切皆有可能。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康复地点，罗斯福带着对未来的美好（但病态的）愿景离开了。“我要和乔治·福斯特·皮博迪先生好好谈谈，”他写信告诉母亲，“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小儿麻痹症及类似疾病的疗养中心。”43
在沃姆斯普林斯停留期间，罗斯福和《亚特兰大日报》的记者共度了几天。这位记者打算写一个热门故事，描述名人如何勇敢对抗可怕的疾病。积极的故事还有利于佐治亚的经济，报方深知这一点。题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游向健康》的文章出现在《亚特兰大日报》的周日增刊和全国各大媒体上，故事把沃姆斯普林斯描述成为残疾者的麦加圣地，充满阳光、希望和治愈的力量。
他在水里游动，不时扎个猛子，有时候会用到游泳圈和水面上漂浮的气垫，最后爬到水泥墩上晒了一小时太阳浴。然后他穿好衣服，在美丽而阴凉的门廊上休息了片刻，下午又（开车）去欣赏他深爱的乡村风光。
文章总结道，对富兰克林来说，“沃姆斯普林斯的样样东西都‘很好’‘不错’‘棒极了’。这样的精神让他在人生的前40年里达到了辉煌的高度，同样的精神会让他的身体和精神恢复到最佳状态，迎接未来的政治和财务挑战。”44
反响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罗斯福回到梅里韦瑟旅馆，发现这里已经有6位脊髓灰质炎患者，而且还有几十个病友正在赶来的路上。问题来了，旅馆没有相应的设施接待这些人，而普通的客人又吓坏了。有人觉得这些病人不雅观，有人害怕“染上”脊髓灰质炎。“普通客人会像看怪物一样盯着我们，”一位病友说，“他们集体要求（把我们）从旅馆和度假村里赶出去。”45
罗斯福尽了最大努力把这两群人隔离开来。他让脊髓灰质炎患者入住空置的独立木屋，在旅馆地下室里给他们安排了专门的餐厅，督促旅馆方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修建了小游泳池。与此同时，他还告诉皮博迪自己打算买下这片地产，虽然埃莉诺·罗斯福和奥康纳强烈反对这个主意，他们都觉得这项投资风险太大并直言相告，这深深伤害了罗斯福的尊严。他“觉得……自己正在努力做一件大事，既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又能从医学和慈善两方面帮助小儿（麻痹症）患者，但我们却挑起眉毛，给他泼冷水，”埃莉诺写信告诉朋友，“我们无能为力，只好假装赞成，尽力在他面前掩饰（消极的想法）。”46
但是对罗斯福来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1926年4月，他签署了购买地产的合同。“我（和皮博迪一家）进行了愉快的会面，”他告诉自己的母亲，“看起来我似乎买下了沃姆斯普林斯。”这笔买卖包括旅馆、木屋、温泉和周围的土地，一共花了他2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他个人财富的三分之二，也是几年前皮博迪购入价格的两倍。埃莉诺没有干涉，她知道这件事对她丈夫有多重要。正如一位传记作者的描述：“富兰克林平生第一次完全彻底地投入了一件事，他相信这件事对他自己和别人都有好处。”47
在巴塞尔·奥康纳的建议下，罗斯福把沃姆斯普林斯改成了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并命名为佐治亚沃姆斯普林斯基金会，这样它就有了资格接受免税的礼物和慈善拨款。从那以后，这家基金会成为了罗斯福毕生关注的焦点。他数十次造访这里，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后来这所房子被称为“小白宫”；1945年4月12日，他在这里因中风而逝世。他如此深爱着沃姆斯普林斯，埃莉诺相信，要不是他1928年当选了纽约州州长，他肯定会做这家机构的全职经理人。48
只有在这里，罗斯福才能展现出真正的自我，周围的人和他经历相似、感受相通、拥有同样的梦想。在这里，他不必隐瞒自己的脊髓灰质炎，也不必有任何的伪饰。对那些病友来说，他只是“罗斯福医生”，他可以坐着轮椅在庭院中散步，靠膝盖匍匐前进，把残疾的腿亮出来晒太阳，却不必感到耻辱。那些年他的信件里满是对病友的拳拳关爱，从详尽的医疗建议到鼓励的话语。1925年，罗斯福的医生请求他“考虑一下让我取一些（你的）血样，以便制造血清来治疗病情严重的小儿麻痹症患者，”并补充说，“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我完全理解你的决定。”罗斯福答复说：“你当然可以抽我的血。别的医生抽我的血比你狠多啦，所以你完全有权利这样做……放血后要喝多少鸡尾酒才能补充血液循环？”49
全美国的病人涌向沃姆斯普林斯——1927年是106人，1928年151人，1929年218人。他们在这里得到的益处远不止理疗这一项。正如一位观察家的记录：“沃姆斯普林斯让患者有机会认识陌生人、参加社交活动、结交朋友、约会、陷入爱河……新患者受到团体的欢迎。残疾不会让他们显得反常而孤单，在这里，残疾才是正常。”50
不过也有问题。比如说，他们的收费是每位患者每周42美元，这不足以覆盖基金会的运营支出，对宏大的扩张计划更是杯水车薪。另外，罗斯福对沃姆斯普林斯的狂热开始挤压他生命中的其他事情。“从1925年到1928年，富兰克林不在家的时间超过一半——4年一共208周，他有116周不在家。”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他竭尽全力想找到康复的良方。在这116周里，埃莉诺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只有4周，而他的母亲只和他共处了2周。”51
巴塞尔·奥康纳和他的会面也减少了。那些年里，他和罗斯福的会面绝大部分都安排在沃姆斯普林斯，为此他得从纽约出发，坐上24个小时让人筋疲力尽的火车。有一次，奥康纳送了一张纸条给这位失踪的合伙人，哀求他偶尔回百老汇120号看看。这将表明“你真的拥有一家法律事务所并且真的在里面工作，”他还补充说，“事务所里真的很忙，我保证你的熟人一定对这里的繁忙印象深刻。”最后，奥康纳谨慎过度地在纸条边缘写道：“请不要误解，无论如何，我的建议不代表我有任何不满。”52
不过有趣的是，这一段康复期为罗斯福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好处。当时的民主党内发生了激烈争执，罗斯福得以置身事外，同时他也避开了与正处巅峰的共和党争夺白宫。在这段闲暇时间里，他大量写信给民主党的忠实信徒，提供建议和支持，以政治家式的中立态度保住了自己的声望。与此同时，埃莉诺成了罗斯福的“公开发言人”，作为一位社交大师，她代表丈夫表态的同时也发挥了自己的独立性。53
1928年，罗斯福的机会来了。那一年，纽约州州长阿尔·史密斯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面临的是一次艰难的——有人说是无望的——竞选。在之前的两次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且他们这次提名的候选人赫伯特·胡佛是一位广受尊崇的商业领袖兼公仆。国家处于和平时期，经济形势稳健，而作为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史密斯必然会遭到宗教界投票者的抵制。他知道，如果在自己的家乡州纽约都无法得到支持，那他不可能赢得全国选举；他需要一位有魅力的人物代表民主党竞选纽约州州长——这个人就是罗斯福。
罗斯福勉为其难地参加了竞选。时机很糟糕，史密斯几乎必然在1928年落选，而且很容易拖累别人。干嘛要去冒这样的风险？而且，罗斯福不想干扰到自己的理疗，也不想离开沃姆斯普林斯。他自己计划的是1932年再重返政界，那时候他的腿应该好转了一些，佐治亚基金会的情况也会更稳固。
不过形势逼人。民主党领袖发出了公开的邀请，并且私下里保证提供财务支持。罗斯福告诉他们自己需要时间来完成康复疗程，结果对方回答只要他能赢，会有别人替他干州长的活儿；他抱怨说自己的资产都套在了沃姆斯普林斯基金里，结果收到了一张25万美元的私人支票，支票来自身家巨万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J.拉斯科布。罗斯福退无可退，最终答应参选。54
这次竞选短暂而惨烈。10月初，罗斯福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对手是时任纽约州检察总长的阿尔伯特·奥廷格；接下来的4周里，罗斯福四处募集选票。共和党的策略很简单：一方面强调全国的繁荣形势，另一方面打击罗斯福的残障。按照大老党【9】的说法，绝望的阿尔·史密斯不顾医生的建议，逼迫一位高尚的残疾朋友重返政治角斗场——甚至可能危及这位朋友的生命。共和党报纸在同一天开火，把罗斯福的参选描述成“可悲的”“无情的”“对罗斯福先生不公平”“对本州人民也不公平”。阿尔·史密斯的回应后来成为美国政界的经典传说：“州长不是杂技演员，我们选他当州长，不是为了让他表演后空翻或者前手翻。州长的工作是脑力劳动，毋庸置疑，（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能力足以胜任。”55
拉票也是个问题。对罗斯福来说，重点不在于他的健康情况或耐力，而在于从某个地点前往下一个地点的后勤工作。每件事都得随机应变，随时可能出错。他的巡游车里装了一根钢杆，让他能够保持站立姿势，把腿部支架固定好。参加集会时，他需要靠别人的搀扶走完通往讲台的最后几步；他拄着手杖摆动臀部，大汗淋漓地走上讲台，然后跟公众开开玩笑自我解嘲。如果集会场所有楼梯或是空间狭窄，需要别人把他抬上去，罗斯福也泰然处之。选举日到来之前，他发表的演讲、参加的拉票集会都比对手多。“赫基默、方达、格洛弗斯维尔、阿姆斯特丹……斯克内克塔迪……还有……特洛伊【10】，”他对欢庆的人群说，“这位不幸的病人真是太可怜了，是吧？”
1928年，罗斯福以极微弱的优势当选纽约州州长。与此同时，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史密斯连纽约州的选票都没保住。选举日那天，罗斯福在司机的陪伴下前去投票，记者全都围了上来。“不要给我拍照，孩子们。”他大声呼喊，摄影师们都听话地放下了相机。56
这场“绝妙的骗局”已经根深蒂固，罗斯福即将卷土重来。
注释
【1】Typhoid Mary，本名玛丽·马伦（Mary Mallon）。爱尔兰人，1884年独自移民至美国，是美国第一位被发现的伤寒健康带原者。玛丽是一个厨师，并因此造成49人感染、3人死亡。
【2】Stephen Grover Cleveland，第22任和第24任美国总统。
【3】Thomas Woodrow Wilson，第28任美国总统，他担任总统期间罗斯福曾任海军助理部长。
【4】Tammany Hall，1786年建立，最初是美国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来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并且成为民主党的政治机器。
【5】Yaddo，纽约著名艺术村。
【6】约为31摄氏度。
【7】John C. Calhoun，1782—1850，生于南卡罗莱纳，美国著名政治家。
【8】Henry Clay，1777—1852，弗吉尼亚人，美国参众两院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与演说家之一。
【9】GOP，Grand Old Party，美国共和党的别称。
【10】均为纽约州地名，代表罗斯福取得胜利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