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医学史上，1954年的索尔克疫苗试验占据着特殊的，甚至是值得敬仰的地位。哪怕是在30年后、40年后乃至50年后的今天，最近的文章也采用这样的标题来描述它：“创造历史”“响彻世界的一枪”“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试验”。“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的实地试验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它开启了现代疫苗评估的大门。”一篇文章这样说。还有一篇说：“脊髓灰质炎疫苗实地试验……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受公众瞩目的临床试验。”1
在1954年，人们和现在一样怀着目击历史的激动心情。全国都紧盯着这场疫苗试验，虽然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春天，新闻里还有许多别的大事件——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陆军-麦卡锡听证会，还有奠边府的陷落。索尔克的肖像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知道实地试验项目的美国人比知道“美国总统全名”的人还多。有人估计，截至1954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人曾经向一毛钱进行曲捐款，700万人曾奉献过自己的时间。此前，美国人从未对任何医学研究或者说科学研究投以这么多的关注。2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实地试验分为三个部分：作业规划、疫苗生产和统计评估。第一部分的工作堪比战争动员。梅尔文·格拉瑟（Melvin Glasser）受命协调这个庞大的项目，他写道：“我们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要把每组三剂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对照溶液送到大约65万名学龄儿童手里……同时对整个试验过程进行精确的记录。”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尝试，他们没有先例可循，没有企业界的协助，也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这是一片全新的领域，历史上最大型的医学赌博。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有人觉得这样的局面简直令人绝望。3
当然，巴塞尔·奥康纳早已预见到了现在的状况。他觉得脊髓灰质炎是基金会自己的地盘，极力反对其他组织的“外界力量介入”，尤其是政府；他警告说，政府会让脊髓灰质炎圣战陷入官僚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泥潭。美国癌症学会和美国心脏病协会非常支持政府资助癌症和心脏病研究，但国家基金会和他们不一样，基金会一直极力游说，反对政府资助脊髓灰质炎研究，根据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的回忆，基金会说这样的资助是“共产主义式的，不符合美国的……风格”。基金会的宣传不遗余力，基金会的声音不容置疑，所以其他人只好让到一旁，让基金会如愿以偿地孤军奋战。那个年代，政府支持科学和医学研究日渐普遍，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国会：“多年来我们一直觉得，既然基金会以这样的规模支持脊髓灰质炎研究，那么对我们而言，把其他重要领域的资源抽出来投入脊髓灰质炎研究，或许不是什么明智的事情，要知道那些领域得到的支持力度并不如脊髓灰质炎。”那是1953年，在那一年，基金会大约花了200万美元资助脊髓灰质炎研究，而国立卫生研究院只花了不到75000美元。4
奥康纳从未怀疑过基金会组织这场大型疫苗试验的能力，也从未怀疑过公众支持试验的决心。他觉得动员志愿者很容易，钱也会弄到手的。事实的确如此。1954年1月，一毛钱进行曲史无前例地募集到了5500万美元，此外，为了满足试验项目不断膨胀的预算，他们还在8月首次开展夏季募捐，又募到了2000万美元。这样的行为招来了一些批评，部分城市拒绝为一毛钱进行曲发放募捐许可证，因为他们觉得基金会胃口太大，这些钱原本可以用于其他有价值的领域。当然，奥康纳不为所动。他会说，慈善捐款是个人的选择。“如果有一天，美国人民觉得不应该把钱给我们，让我们去完成那个目标，那么我们自然会关门大吉！这就是民主的机制。”5
疫苗试验将为国家基金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要恳求数以百万计的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参与一项可能有危险的试验，而且民众对这项试验所知甚少；要完成这项任务，宣传普及基本知识、减轻民众的恐惧非常重要。郡卫生官员和学校当局必须出面，同样必须出面的还有医学协会、新闻报纸和家长教师联谊会。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必须接受训练。整个项目的“策划和实施需要极度谨慎”，格拉瑟回忆道，“我们估计，大约需要14000位学校负责人，50000位一线教师，20000位医生和40000名护士参与项目。此外还需要20万～25万名非专业性的活跃志愿者。”6
为了准备这次试验，参与项目的211个郡都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工作坊。医生和护士接受疫苗临床使用的简单培训；学校负责人和老师学习如何记录数据、联系家长；分会志愿者学习公共宣传事宜，包括如何鼓励“黑人”参与。目前为止，最微妙的问题是该以什么样的力度征召儿童参与试验。或者用一毛钱进行曲“讨论指南”里的话说，“该向父母施加多大的压力，让他们签署申请表？”7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上面觉得，各地分会应该能够轻松地完成名额指标。从一方面来说，考虑到人们普遍恐惧这种疾病，在1954年，征召儿童参与试验不是什么大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要让父母知道，试验没有危险，或者说风险很小，与回报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最后，这是一场恐惧与信仰的战斗。多年来美国人一直在支持基金会，试图终结脊髓灰质炎的威胁。对基金会的信任是否足以让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上战场？
在一封写给父母的公开信里，奥康纳把参与试验描述成了一项高尚的壮举，受益的不光是志愿者本人，还有未来数代。“这是医学史上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他写道，“它的成功要靠各位家长的配合。我们确信，您肯定希望自己的孩子参与其中。”通过这样的宣传，志愿参加试验被描述成了赐予青少年的特权，这些特别的孩子还将得到光荣的称号：“脊髓灰质炎先锋”。在为父母准备的许可函上，原本常用的句子“我在此许可”被改成了“我谨此要求”，这样的改动意味着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被选中的幸运儿。8
基金会也宣传了潜在的风险，不过人们很快就把这些风险置之脑后。听起来让人不适的“人体试验”被“疫苗实地研究”取而代之，这个新的表述更加温和，带着学院派的风味。家长们被告知，灭活病毒溶液“不会引发脊髓灰质炎”，而且“已经有超过5000位志愿者安全地使用了这种疫苗，其中包括索尔克医生本人、他的妻子以及3个年幼的儿子”，至于安慰剂，那是一种“无害的溶液，只是不能预防脊髓灰质炎”，注射过程“只有一点点痛”，“没有负面影响”。基金会甚至自信地宣称，“疫苗的安全性已经得到了证明”，本次试验唯一的目的是“确定疫苗是否能提供足够的保护，对抗瘫痪性脊髓灰质炎”。9
在1953年秋天离开国家基金会之前，哈里·韦弗以私人身份做了一笔交易。当时，疫苗实地试验刚刚进入策划阶段。在多伦多，康诺特实验室正在利用一种名为199培养基的特殊溶液大量培育脊髓灰质炎活病毒；在匹兹堡，乔纳斯·索尔克和他的团队忙着改进疫苗。问题在于，索尔克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设备来制造实地试验所需的大量疫苗。这样大规模的疫苗生产需要商业资源。
1953年春，韦弗联系了底特律的派克-戴维斯药厂，问他们是否有兴趣生产索尔克的脊髓灰质炎疫苗。选择派克-戴维斯顺理成章，美国内战刚刚结束，这家药厂就成立了，多年来他们做出了不少成就：首次分离出纯肾上腺素，这也是人类成功分离的第一种纯激素；向市场推出第一种抗组胺药苯海拉明，首次通过化学合成法生产抗生素氯霉素。更重要的是，这家药厂对病毒性疫苗和细菌性疫苗的研发很有兴趣。韦弗与派克-戴维斯达成的默契对双方都没有正式的约束力。这只是一个口头协议，基金会仍有权寻找其他厂商。10
最初的几个月里，派克-戴维斯独占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生产。每周康诺特实验室都会开出一辆满载着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的旅行车，穿过加拿大边境前往底特律。派克-戴维斯在底特律建立了一家工厂，他们按照索尔克提供的方法，在这里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过程相当复杂，问题很快出现了。时间紧迫，派克-戴维斯迫切希望加快脚步。于是产品出了问题，药厂责怪索尔克的方法有问题，索尔克又反过来指责药厂。更糟糕的是，索尔克还在进一步改善产品，这意味着他向派克-戴维斯提供的方法总是在变动。“病毒类型、甲醛用量、温度、灭活时间、酸度……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改进我的产品，确定什么样的条件组合制造出来的疫苗最适合实地试验，”后来他说，“但我发现……韦弗答应了对方，让我来协助他们生产疫苗。”11
出现问题几乎是必然的。由于缺乏适当的监督，派克-戴维斯发现自己无法可靠复现索尔克的成果。早期好几个批次的疫苗中出现了脊髓灰质炎活病毒，于是基金会很快调整了计划。1953年秋，奥康纳邀请其他药厂参与疫苗生产，其中包括礼来制药公司、惠氏公司、沙东公司、卡特实验室和皮特曼-摩尔公司。虽然派克-戴维斯并未出局，但它短暂的垄断时代结束了。12
但奥康纳发出的邀请颇有风险。制药企业必须修建昂贵的厂房，实地试验很可能失败，而且在试验进行期间，他们生产的疫苗必须无利润出售。当然，如果一切顺利，实地试验大获成功，政府同意为索尔克疫苗发放商业生产许可，那么未来这些公司会得到丰厚的投资回报。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里。
同时基金会也采取了更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每一批疫苗都要经过三重测试，分别由药厂、索尔克实验室和公共卫生局进行，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和效果。此外，奥康纳和托马斯·里弗斯还督促索尔克制订一套固定的技术规范供药厂实施。“你必须把每一件事阐述清楚，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当然，”里弗斯回忆说，“因为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你没法跟那些药厂说，‘鬼知道你们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啊’。每一件事都必须白纸黑字地写下来，包括字母i上面那个点，t中间的一横。”13
但索尔克却迟迟没有写出这份指导书，各种自相矛盾的要求让他不堪重负。几周之后又过了几个月，政府方面的两位病毒学家，乔·斯马德尔和威廉·沃克曼接下了这份工作，利用索尔克提供的笔记来起草技术规范。大家都松了口气。“你们帮了我的大忙，”索尔克对他们说，“我没法兼顾技术规范和实验室里的工作。”14
最后，1954年实地试验中采用的所有脊髓灰质炎疫苗由两家药厂提供：礼来制药和派克-戴维斯。有了更详尽的技术规范和更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派克-戴维斯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其他4家公司（惠氏、沙东、卡特和皮特曼-摩尔）准备等到第二年，政府向索尔克疫苗发放商业许可后再进入市场。
那年秋天，索尔克在自己39岁生日那天收到了一封电报，发报人和他一样为试验项目殚精竭虑。“再老一岁，你才会理解生活，”电报里开玩笑说，
在那之前，你还得靠百老汇120号里的智者和阿尔伯特（不是爱因斯坦）的照拂，才能安然度过这段青春期。再过20年，这段时光将变成有趣的回忆，你也将成长为男人。到那时候，我也将回归我的正常工作。最美好的祝愿，来自过来人——巴塞尔·奥康纳。15
与此同时，负责评估本次试验的人正在密歇根大学搭建自己的舞台。医学院的老妇产医院是一幢摇摇欲坠的砖结构建筑，几个街区外的新医院早已接替了它的使命；1954年2月，托马斯·弗朗西斯在这座被废弃的医院里建立了疫苗评估中心。对乔纳斯·索尔克来说，这个地点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制造疫苗是为了挽救孩子们的生命，而他的两个儿子（彼得和达雷尔）正是在评估中心现在所在的这幢房子里出生的。
基金会按照承诺提供了资金，弗朗西斯开始干活了。他的预算实际上是无限的，包括薪水支出、设备购置、物资补给、差旅、通信、统计工作、编辑与编码、装订与制表、改建工程以及大学的间接支出。基金会曾经预见到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并相当傲慢地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没过多久，弗朗西斯就发现自己正面临这个问题。人们看到新闻报道或是听到流言，说索尔克疫苗有“隐藏的危险”，质疑声潮水般涌向评估中心。加州几个卫生部门表达了对灭活过程的担忧。弗朗西斯能确保疫苗中没有残存的活病毒吗？也许他可以亲自跑一趟，解决人们的顾虑。（弗朗西斯真的这样做了。）纽约州伊利郡的卫生官员担心“可能出现其他病毒”，这些不可见也无法测试的小家伙，也许会通过生产过程中采用的猴子肾组织进入疫苗。（弗朗西斯给他们寄去了灭菌程序的资料。）密歇根官员听说“疫苗制备时曾出现过类似结核菌素的反应”，真有这回事吗？（“我告诉他们，”弗朗西斯表示，“你们说的是啥意思，我们似乎都听不懂，根本就没人想到过还会有这种事。”）16
没人怀疑弗朗西斯评估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但是，有的卫生官员认为弗朗西斯和基金会的关系太过紧密，他们希望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也就是说跳出索尔克周围的小圈子。犹他州一位官员联系了两位可能提供帮助的人：萨宾和恩德斯。“我们即将开展免疫项目，”他写道，“您曾通过非正式渠道宣称这种疫苗可能有危险。能请您向我们提供一些信息吗？”17
不出所料，萨宾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牵涉到数万儿童的大规模试验”，索尔克疫苗使用了剧毒的马奥尼病毒株，他怀疑美国政府压根儿就不会为这样的疫苗发放许可。恩德斯的疑虑同样深重，但他表达的方式要圆滑得多。他认为，疫苗试验应“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直至全部技术程序实现标准化，保证绝对的安全”。恩德斯私下里说的话比这更进一步。一位朋友写信询问他这件事是否进展太快，他回答说：“当然，你提出的问题正令我们所有人深受折磨。”18
毫无疑问，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活病毒疫苗的信徒，索尔克不属于这个阵营。但是正如弗朗西斯发现的，这么大规模的试验，各种不安已经浮上水面，必须设法解决。成千上万的孩子要注射一种人们知之甚少的疫苗。如果对质疑者置之不理，忽略所有抱怨和反对的声音，整个项目可能出现危险。
不过，最沉重的打击来自谁都没有想到的地方。1954年4月4日，名流八卦之父沃尔特·温切尔在热门的周日晚间广播节目中发起了对索尔克疫苗的攻击，后来温切尔的传记作者形容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鲁莽的一次攻击”，在温切尔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这么猛烈的攻击并不多见。“各位，请注意！等会儿我要报道一种新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它可能会要人的命！”他的开场白一如既往地夸张短促。广告之后，温切尔回来了：
晚上好，美国的先生女士们，以及海上的所有船只……各位医生，所有家庭，请注意：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计划本月给100万名儿童接种一种新疫苗……美国公共卫生局测试了10个批次……（有人告诉我）他们发现，其中7个批次的疫苗含有活的（不是死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几只猴子因此死亡……这种疫苗名叫索尔克疫苗，以匹兹堡大学的乔纳斯·索尔克博士命名。19
温切尔的信息来自保罗·德克吕夫，这位畅销科学作家20世纪30年代曾在巴塞尔·奥康纳手下干活，后来随着帕克-布罗迪疫苗的失败，他也丢掉了这份工作（见第3章）。德克吕夫显然居心叵测，温切尔大概是想要劲爆头条。于是，他们共同发起了对疫苗试验的猛烈攻击。
细说起来，温切尔的故事并非全然杜撰。通过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内部的消息源，德克吕夫得知，派克-戴维斯和礼来制药最近生产的疫苗有4个批次检出了活病毒，猴子注射这些疫苗后出现了脊髓损伤，很可能是脊髓灰质炎。作为生产技术规范的作者之一，威廉·沃克曼十分担心，他建议推迟实地试验，用他的话说，直至疫苗“安全性达标”。对基金会来说，这简直是噩梦成真。如果实地试验不能在1954年的脊髓灰质炎季节到来之前全面展开，那他们就必须再等一年，此前的所有努力都将付诸流水，全国的孩子也会面临危险。20
NIH在位于贝塞斯达的总部召开了为期一周的紧张会议。奥康纳和汤姆·里弗斯代表基金会出席，NIH院长威廉·西布雷尔和他的首席助手詹姆斯·香农代表政府。索尔克和世界一流的脊髓灰质炎病理学专家戴维·博迪恩都收到了邀请。仔细查验证据之后，博迪恩作出了判断。“那个不是脊髓灰质炎，”他说，“这个也不是，还有这个，但最后这个可能是脊髓灰质炎。我们最好再测试一下。”21
博迪恩的发言意义重大，最终拯救了试验项目。所有人一致同意，派克-戴维斯和礼来制药出现的问题是可以修正的，但还是需要更好的安全措施来确保疫苗产品的一致性。NIH的代表希望大幅增加测试样本的数量，每批疫苗应该用几百只猴子来测试，而不是现在的几十只。基金会代表爆发了。“350只猴子？”奥康纳反击道，“每一批？全国都找不出买得起这种疫苗的人。”里弗斯的反应更加激烈。“我一辈子都在搞疫苗，”他恶狠狠地瞪着詹姆斯·香农，“要我说的话，你不如把你的笔和本子塞进自己的屁股里。”里弗斯回忆说，就因为这句话，奥康纳把他赶回了纽约。22
在博迪恩的斡旋下，双方达成了妥协。三重测试继续保持，不用牺牲更多猴子，现有的技术规范保持不变。但是，现在生产商必须连续制造出11批安全的疫苗，才能将其中一批投放给公众使用。如果11批中哪怕有一批疫苗未能通过组织培养测试，或是在猴子身上引发了脊髓灰质炎，那么其他10批也必须一并销毁。此外，沃克曼坚持让索尔克在匹兹堡地区对5000名儿童进行一次快速的实地试验，确保商业性疫苗可用于大规模试验。等到这次试验的结果出来以后，NIH和基金会疫苗顾问委员会再做最后决定。
几天后，温切尔的节目播出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各地卫生官员开始重新考虑实地试验项目。密歇根州医学学会建议抵制索尔克疫苗，“直至我们得到进一步的担保……确认它不会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任何损伤”。托马斯·弗朗西斯打电话给学会表示抗议，别人告诉他，温切尔的节目“让人们十分困惑，很多人打电话来说很怀疑项目能否继续进行……公众意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3
基金会发起了反击。没错，他们承认，有几批商业生产的疫苗没能通过“科学能做到的最严格的安全测试”。但这是个好兆头，说明三重测试的确非常有效。索尔克已经给匹兹堡地区的几百个孩子注射了疫苗，包括他自己的三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出问题。现在，他正在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以保证疫苗的绝对安全。媒体要求索尔克就此事件发表意见，索尔克说温切尔是个“隔岸观火的家伙”，并补充说：“他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对风险的理解也不对。如果他当时给我打个电话，我本来可以向他解释。但这家伙只想制造轰动。”24
4月中旬，索尔克报告了匹兹堡小型实地试验的结果。初步结果显示，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出现“超乎预期的反应”。4月25日，基金会疫苗顾问委员会一致同意开展更大型的实地试验。几小时后，公共卫生局也达成了一致。看起来大部分家长都准备好了走出下一步。大部分，但不是全部。后来，基金会估计，温切尔的广播节目和相关报道大约让15万名儿童退出了这次试验，约占总参与人数的10％。25
4月26日，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的富兰克林·谢尔曼小学，6岁的兰迪·克尔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昂首挺胸露出微笑。一位护士卷起他左边的袖子，理查德·马尔瓦尼医生给他注射了疫苗。“几乎没有感觉，”美国第一位脊髓灰质炎先锋自豪地表示，“还没有打青霉素疼呢。”26
接下来的几周里，这一幕还将重复数万次。每所参与试验的学校都成立了疫苗小组，由5名成员组成：一位负责注射疫苗的医生，一位护士，一位临床记录员，还有两位临床助手。孩子们被带到指定区域等待，几位志愿者（通常是学生的母亲）负责维持秩序。然后，孩子们一个个地在老师的带领下进入注射室，确认身份。临床记录员录入注射日期，找出家长的申请表格，检查疫苗批号。接下来，临床助手帮助孩子做好准备（“卷起左袖，露出肱三头肌；用无菌棉球蘸上消毒剂擦拭注射点”），护士打开装着樱桃色液体的小药瓶，用注射器抽取液体（“5毫升的注射器可接种5剂”），每注射一次就换一根新的针头。接种疫苗之前，医生会向记录员复述疫苗批号。另一位助手负责处理用过的注射器、针头和纱布片。孩子走出去的时候，志愿者会给他一根棒棒糖。
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几十个孩子来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但他们没有家长签名的表格。一位目击者表示：“外面狂风暴雨，但这挡不住人们的脚步。4位母亲穿上防水鞋套和雨衣，攀过小山，穿过乡间小径，挨家挨户地找到了这些孩子的父母，拿到了他们的申请表。”在纽约，为了安抚移民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志愿者用他们的母语向他们解释试验的来龙去脉。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黑人孩子们在一所白人公立学校的前院里接种索尔克疫苗，按照南方的种族礼仪要求，别人只能叫他们的名字，不能叫姓，而且他们不能使用学校里的洗手间。“他们似乎不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反而习以为常，”一位基金会官员回忆道，“这才是最糟糕的地方。他们觉得事情理所当然就是这样的。”27
试验过程中，哪里一切顺利，哪里出了错，托马斯·弗朗西斯的日志一一记录在案，这份日志里有辉煌的成功，也有痛苦的挫折，还有无穷无尽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有个孩子第一次接受注射，护士不小心给他接种了两剂疫苗。那下一剂的注射需要取消吗？（不用，照原计划执行。）有个孩子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却漏掉了第二剂，她还要再接种第三剂吗？（要，两剂总比一剂强。）有个孩子搬到了另一个郡，父母希望让他继续接种疫苗，但谁也不知道他接种的是真正的疫苗还是安慰剂。能不能把编码告诉地方官员？（绝对不行，编码是最高机密。）
有的问题没法解决。在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护士无意中误用了一具留有残液的注射器，“给一个应该注射安慰剂的孩子注射了大剂量的疫苗”（或者反之）。在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有个校长的办公室没上锁，全校的疫苗注射记录都被偷走了。在北卡罗来那州的吉尔福德郡，医生“拿走了疫苗的小药瓶，打算留给自己家和密友家的孩子”。28
每当有接受过注射的孩子生病，质疑声就会响起。安慰剂是否含有杂质？针头和注射器是否经过严格消毒？疫苗是不是引发了过敏反应，甚至引发了脊髓灰质炎？出现明显脊髓灰质炎症状的每一个孩子都会由一位医生和一位理疗师进行检查，血样和便样被送往地区性实验室，实验室再将检查结果火速送到安娜堡的评估中心。一旦出现死亡病例，弗朗西斯就会接到电话通知。比如说，5月31日，弗朗西斯接到通知，“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参与了注射试验的7岁男孩莱恩死亡”。前一天，莱恩因为“严重头痛、剧烈呕吐”而入院，几小时后死亡。弗朗西斯花了几个小时拼凑事件全貌。他打电话询问了男孩的医生、当地的卫生官员和解剖尸体的病理学家。由于病理学家怀疑小男孩的死因是头部创伤，所以他没有采集死者的便样，也没有提取脊髓以供分析。现在，“要去找这些证据已经太晚了”，弗朗西斯痛苦地写道。男孩的尸体已经做了防腐处理。29
但弗朗西斯抓住了其他线索。他发现，解剖尸体时在场的人相信莱恩死于“脑部水肿”，而且当时男孩佩戴着颈部护具，因为他几周前受过伤。弗朗西斯认为，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证据很有说服力。儿童死亡的原因很多，他们经常会生病。弗朗西斯发现，这份工作最困难的地方，也许正是如何判断孩子到底是死于疫苗，还是其他普通疾病。俄克拉荷马州有个孩子死了，爱荷华州又有个孩子死了，西弗吉尼亚州还有一个。这些孩子都参与了注射试验，都曾接受过第一剂和第二剂注射。他们的死亡与接种疫苗有关吗？30
弗朗西斯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预防温切尔事件重演”。这是一份压抑而繁重的工作。参与1954年疫苗试验的儿童超过130万人，其中会有数百人死去——排在死亡原因第一位的是意外事故，然后是癌症、肺炎和脊髓灰质炎（占死亡人数的5％）。每当有悲剧发生，弗朗西斯就会接到电话。他埋头前行，挨个调查；弗朗西斯深知，如果出现太多无法解释的病例和死亡，那公众对疫苗试验的信心很容易被压垮。弗朗西斯从心底里坚信疫苗是安全的。索尔克毕竟是他一手教出来的，而且他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病毒灭活技术，包括脊髓灰质炎病毒灭活。不过，弗朗西斯回忆说，那时候他最怕的就是办公室的电话在深夜里突然响起，铃声里藏着无以言表的噩耗。31
春天过去，学年结束，脊髓灰质炎流行季节开始，实地试验也结束了。虽然试验遇到了很多问题，但取得的成就也相当辉煌。超过60万名儿童至少接受了一次注射，其中三分之二的孩子来自注射对照区，另外三分之一的孩子来自观察对照区。最让人震惊的是，这60万名儿童中接受了全部三次注射的比例高达95％，这表明密集的全国性宣传和各地社区的努力卓有成效，众多家长为这场激动人心的圣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如果疫苗效果不佳，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所以接下来，所有目光都转向了安娜堡的疫苗评估中心，这里一片忙乱，每天有两批鼓鼓囊囊的邮袋到达，弗朗西斯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采集、处理、编码、阐释送来的数据。拥有高速计算机的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工作有多繁重。参与试验的儿童共有1349135名，他们要为每一个受试儿童建立档案。每当有新的数据到达，档案就需要更新，然后反复检查有无错漏。为了建立分析模型，弗朗西斯从美国人口调查局征召了惯于处理大数据的统计学家。为了对数据进行编辑和编码，他以1.25美元的时薪雇用了几十位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有的数据以速记法记录下来，有的数据誊抄到穿孔卡片上，送往底特律的IBM公司，用“十进位制的磁鼓存储机器”将结果编制成表，当时的机器用的是一种新的编程语言，很快大家就知道了它的名字：FORTRAN。弗朗西斯总共雇用了120个人，员工薪水、制表费用和大学的间接支出花掉了一大笔预算。32
弗朗西斯一点都不急。他说，工作“该做完的时候自然就会做完”。他不打算开新闻发布会，也不打算定期汇报进展，更不会允许员工泄密。所有工作都应该静悄悄地完成，他必须不受干扰。33
虽然奥康纳同意了弗朗西斯提出的这些条件，但他从没想过彻底地置身事外。考虑到最终结果与他休戚相关，彻底将他排除在外不但很不公平，还会影响未来的计划。奥康纳想要的不多，只要弗朗西斯透点儿风声就够了。但他真的什么消息也没拿到。
不过，奥康纳对乔纳斯·索尔克充满信心。所以在那个夏天，他进行了一场豪赌，他认为疫苗实地试验一定会成功，他们会赢得政府的许可和公众的广泛支持。奥康纳召集6家医药公司参与了一场闭门会议，代表国家基金会向他们提供了900万美元的资金，让他们以正常的利润生产索尔克疫苗，如果一切进展顺利，1955年基金会手里就会有足够的库存。对医药公司来说，这是个双赢的方案。无论试验结果如何，他们都有利可图。6家公司都踊跃地签了字。34
对乔纳斯·索尔克来说，这几个月的等待更加难熬。作为一个天生的完美主义者，他不断改进疫苗。抱着日益增长的不安，他发现自己测试过的疫苗有几批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了效果。索尔克很快发现了原因。在试验正式开展的前夕，NIH的代表要求向疫苗中添加防腐剂硫柳汞，以预防细菌和霉菌的滋长。索尔克抗议说，产品长期存放才需要添加硫柳汞，现在这些疫苗很快就会用掉，而且更糟糕的是，硫柳汞可能破坏疫苗。但他的抗议无济于事。35
索尔克说的没错。现在看来，添加硫柳汞的确削弱了Ⅰ型脊髓灰质炎灭活病毒的效果。索尔克写给里弗斯和弗朗西斯的信越来越焦躁，他在信中列出了那几批他知道的效果可能被防腐剂大幅削弱的疫苗批号，希望弗朗西斯能考虑到这个因素，从最终结果中剔除这几个批次，或者至少在写报告时提到这个问题。但弗朗西斯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硫柳汞破坏了疫苗，”索尔克痛苦地回忆道，“如果不是他们硬要把硫柳汞灌进我的喉咙，那么实地试验中疫苗的有效率应该接近100％。”这个教训他会铭记很久。36
弗朗西斯的评估工作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1955年3月初，他告诉奥康纳，活儿基本干完了，他准备坐下来撰写最终的报告。弗朗西斯说，写报告大概要花一个月时间，不过他没有透露报告内容。
应该什么时候宣布结果？报告应该送往哪里？脊髓灰质炎季节很快又要来了。如果弗朗西斯的报告是正面的，而政府也能迅速发放疫苗许可，那么基金会或许能够及时发放储备的疫苗，济世救人。奥康纳给了弗朗西斯4个时间点，让他挑一个，其中两个日期在3月底，两个在4月初。弗朗西斯顺理成章地挑了最晚的日期。那是1955年4月12日，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十周年忌日。奥康纳说这是个巧合，批评者表示显然是宣传噱头，真相也许介于二者之间。
应该在哪儿发布报告，这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弗朗西斯希望能找个科学大会，或者医学大会，这样他可以直接向业内同行发布报告，不用面对外界的压力。奥康纳则希望把阵势搞大点儿，一方面庆祝科学成就，另一方面向一毛钱进行曲致敬。他觉得，没必要在这样的时刻保持低调。“就算汤米要在男厕所里发布结果，记者和摄影师也会冲进去的。这事儿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还重要。”37
索尔克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在华盛顿的国家科学院发布报告，弗朗西斯、约翰·恩德斯、约翰·保罗、阿尔伯特·萨宾和其他大部分脊髓灰质炎研究者都是这家精英机构的成员，除了索尔克自己以外。国家科学院在科学界享有盛誉，在这儿发布报告，各大媒体必定会蜂拥而至。如果弗朗西斯的报告是正面的，索尔克的院士之路也许会走得更快。匹兹堡一位同事说：“乔纳斯像个小男孩一样高兴得在实验室里团团转，笑得嘴都合不拢，他跟我们说，‘看来我们没准能进科学院’。”38
但没人支持他的意见。基金会官员觉得这主意太精英主义，不予考虑。然后索尔克又建议在匹兹堡大学发布，但弗朗西斯不肯。如果要在学术机构发布报告，那必须在弗朗西斯的主场，毕竟整个评估过程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密歇根大学的官员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推荐在拉克姆礼堂发布报告，这座典雅的建筑是研究生院主楼，会场大小足以满足基金会的任何设想。校方保证为媒体提供足够的席位，保持会场肃穆得体，于是发布地点最终花落安娜堡。
这些年来，唐娜·索尔克几乎没有跟丈夫一起外出旅行过。她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抽不出什么时间来。所以，当她的丈夫邀请她带着孩子一起前往密歇根，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风声，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完全两眼一抹黑——包括乔纳斯自己，”她回忆道，“我们就这么出发了，一对父母带着三个孩子第一次坐上了飞机。”39
索尔克一家住在英格利斯大宅，这幢房子位于密歇根大学附近，曾经是一座庄园，现在则是专供VIP的客房。这时候，关于弗朗西斯报告的小道消息已经满天飞了。《纽约世界电讯》言之凿凿地说索尔克疫苗“100％有效”，并（荒谬地）补充说：“在去年春天的全国性试验中接种了疫苗的孩子没有一个染上这种可怕的疾病。”在匹兹堡，记者约翰·特罗安得知，近期NIH的官员拜访过索尔克实验室，商讨疫苗许可事宜。“它并不完美——没有哪种疫苗是完美的，”特罗安声称，但“医药界人士表示该疫苗‘棒极了’”。40
4月12日清晨，与奥康纳、索尔克和其他人共进早餐的时候，汤米·弗朗西斯终于打破了沉默。他说，实地试验的结果是乐观的，我的报告你们肯定乐于接受。虽然索尔克对此并不惊讶，但他还是如释重负地长叹了一声。几个人握手之后一同前往拉克姆礼堂，那里有超过150名记者挤在三楼的临时媒体区里。按照计划，每位记者会在9点10分准时领到一份资料，里面包括弗朗西斯报告的摘要；根据双方的君子协定，在弗朗西斯的演讲开始之前，他们不得对外泄漏消息。回头去看，这样的要求简直就是奢望。密歇根大学媒体办公室的助手来得晚了一点，9点17分，他们到达现场，差点引起了骚乱。助手们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们跳到旁边的桌子上，把资料扔给下面拥挤的人群。一位记者表示，现场简直就像“一群饿狗扑向垃圾桶”。41
9点20分，君子协议被打破了。第一个向全世界公布消息的是NBC新节目《今日秀》的主持人戴夫·加罗韦，可爱的黑猩猩搭档J.弗雷德·马格斯在他身旁恰到好处地咧嘴微笑。加罗韦引用了密歇根大学发放给媒体的资料，“疫苗安全、有效、效果良好”。悬念终于尘埃落定。学校里的孩子和厂里的工人从扩音器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围在收音机旁的白领听到了这个消息，在百货商店、法庭和咖啡店里，人们毫不掩饰地流下了如释重负的热泪。对很多人来说，4月12日就是第二个对日作战胜利日——战争结束了。“我们又安全了，”作家弗兰克·迪福德当时是巴尔的摩的一名中学四年级学生，他回忆说，“我们在教室里欢呼庆祝，就像金莺队或者小马队【1】赢得了一场重要比赛。我们听见外面也响起了欢庆的汽笛声和教堂的钟声，我们征服了脊髓灰质炎。”42
弗朗西斯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数百万人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那天早上，拉克姆礼堂里有500位尊贵的听众和15个摄像团队，他们期待的是一场干脆利落的演讲。但弗朗西斯讲了足足98分钟，冗长的发言中点缀着表格和幻灯片。后来媒体善意地揶揄他说，这场演讲简直就像不让人睡觉的酷刑，这时候，巴塞尔·奥康纳体贴地送去了一张抚慰的纸条。“汤米，星期二早上你做的事是对的。”纸条上写道，“你详尽的发言先发制人地消灭了那些可能的怀疑。你的演讲有力地强调了数据的有效性和公正性。”43
弗朗西斯说得很清楚，疫苗是安全的，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批次预防疾病的效果大大优于其他批次。然后，他宣布了结果：
如果采用观察对照区的数据，那么可以认为疫苗预防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的有效率为60％～80％，预防Ⅰ型脊髓灰质炎的有效率为60％，预防Ⅱ型和Ⅲ型脊髓灰质炎的有效率为70％～80％。
弗朗西斯一直不太信任观察对照区的数据。他认为，愿意让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和不愿意的父母之间有各种文化差异和经济差异，这些因素肯定会干扰试验结果。此前，他自己的研究已经表明，“脊髓灰质炎先锋”家庭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更高，住的“社区更好”、家庭卫生条件“更佳”——这些孩子基本属于“中产阶级”，而观察对照组的孩子普遍属于“下等阶层”，前者罹患脊髓灰质炎的风险本来就高于后者。弗朗西斯说，考虑到这个因素，评估中心对注射对照区的数据“更有信心”，因为在注射对照区，接种疫苗的孩子和接种安慰剂的孩子生活的环境“基本相同”。他继续发言，“在此基础上，”
也许可以说，这些地区的疫苗预防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的有效率为80％～90％，预防Ⅰ型脊髓灰质炎的有效率为60％～70％，预防Ⅱ型和Ⅲ型脊髓灰质炎的有效率为90％以上。44
原始数据的统计结果是这样的：
有一点很清楚：虽然弗朗西斯发表的结果是正面的，但比起引发了公众狂欢的媒体报道来，却显得有些逊色。有人质疑疫苗的效果能持续多长时间，整体成效如何。一位作者写道：“事实上，Ⅰ型病毒是大部分瘫痪病例的元凶，针对这种病毒，60％～70％的有效率算不上万无一失；反过来说，这意味着有30％～40％的疫苗没有起效。”45
当然，索尔克并未提前看到弗朗西斯的报告。按照计划，接下来就轮到他发言了。此时此刻，索尔克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从一方面来说，弗朗西斯的结论对他固然有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不少遗留问题。对于这样一份报告，他应该作何反应？他只需要简单地感谢弗朗西斯的杰出工作吗？还是应该努力消除人们的顾虑？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个场合，他应该捍卫自己的研究工作吗？还是说几句庆功的漂亮话就好？
索尔克试图兼顾两头。他走上台时，人们站起来表示欢迎。索尔克首先赞扬了弗朗西斯，“他的客观性哪怕在科学家中也很罕见”，然后迅速地感谢了一连串的人：第一个是已经辞职的哈里·韦弗（相当漂亮的姿态），接下来是康纳特实验室的科学家，汤姆·里弗斯和疫苗顾问委员会，一毛钱进行曲和巴塞尔·奥康纳（“如果没有他，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D.T.沃森之家和波尔克学校的人们，以及匹兹堡大学的各位院长和理事。那一天，索尔克感谢了所有人——除了他自己实验室里的员工。那一刻，这些人正骄傲地一起坐在拥挤的观众席里，他们痛苦地感到自己被冷落了。46
然后，索尔克开始发表专业意见，有人认为，他的发言在这样的场合显得太激进了。索尔克宣布，最近他对脊髓灰质炎疫苗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疫苗和弗朗西斯测试的那批完全不同，效果更好——这样的发言很难看作是对试验的支持，这些话以后会给他带来麻烦。那天，索尔克强调了两点：首先，新疫苗中去除了防腐剂硫柳汞，因此极大地提升了疫苗效果；其次，如果将三剂疫苗的注射间隔再拉长一些，抗体水平会进一步升高，持续时间更长，也许能够实现长期免疫。弗朗西斯保守地称赞索尔克疫苗的有效率为60％～70％，但索尔克自己一鸣惊人。“从理论上说，”他骄傲地宣布，“我的1955版新疫苗和新的接种流程，也许能让所有接种者对瘫痪性脊髓灰质炎100％免疫。”47
那天并不是所有人都为索尔克的演讲欢呼雀跃。安娜堡的人群中，人们神情各异，有人愤怒，有人嫉妒，有人困惑。愤怒的人里包括来自匹兹堡索尔克实验室的同事，他们曾经期待自己的上司能夸自己几句。考虑到实验室里徘徊不去的紧张气氛，这样的赞扬非常重要，而且已经迟到了很久。1953年索尔克发表脊髓灰质炎试验“初步报告”时已经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当时这份报告列出的作者只有一个，“乔纳斯·E.索尔克医学博士”，其他人的名字只作为协作者用较小的字号列印。朱利叶斯·扬纳已经领教过索尔克的伎俩，他喜欢把别人的功劳统统据为己有。但现在，站在拉克姆礼堂的麦克风和摄像机前，索尔克似乎准备做出改变。“全世界都在倾听，”一位职员回忆道，“整个世界都在侧耳倾听。他好像打算感谢我们的努力了。但他没有。第二只鞋一直没有落地！”48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问题一直争议不休。索尔克的捍卫者坚持说他完美地遵循了科学传统，他在正式出版的著作序言里写了，“来自乔纳斯·E.索尔克医学博士领导的病毒研究实验室全体人员”。如果非要这样说的话，那么他的表态实在太微妙了，人们很难领情。实验室员工希望得到的是正式的鸣谢，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感谢他们为救命疫苗做出的贡献，只需要抽出一分钟，感谢他们多年来的辛勤服务。对于索尔克的缄默，他们觉得自己不但受到了忽略，而且遭到了背叛。那天晚上，拜伦·本内特乘火车返回匹兹堡，“一路上都在流泪”。数十年后，朱利叶斯·扬纳仍无法摆脱当时被冷落的痛苦。“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认可，”他说，“索尔克却把我们藏到了幕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了这个事实。太让人震惊了。”49
他们为索尔克没有说的话黯然神伤，与此同时，其他人却为索尔克那天早上说了的话震怒。弗朗西斯千辛万苦搞完了数据分析，但索尔克却宣称新疫苗比他测试的那些要好，这无异于直接把1954年的试验丢进了故纸堆。他似乎是在说，干嘛要关心弗朗西斯的报告呢，他的发现已经不新鲜啦。“乔纳斯的演讲结束后，”弗朗西斯回忆说，“我愤怒地走到他面前。‘真见鬼，你干嘛要说这些，’我说，‘你没有权利宣布疫苗100％有效。你在想什么啊？’”50
汤姆·里弗斯大发雷霆。他赌上了崇高的名望来支持脊髓灰质炎疫苗试验，所以他不敢相信，作为这次试验最大的受益者，索尔克居然如此轻率地诋毁试验结果。里弗斯觉得这无异于当面扇了他和弗朗西斯一个耳光，要知道，弗朗西斯为这个项目投入了一年时间，他本该得到无条件的赞扬。“在我看来，索尔克的发言是在含蓄地批评弗朗西斯主持实地试验的方式，”里弗斯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在那一天，本来不该有任何人、任何事抢去弗朗西斯的风头。”在另一位作家面前，里弗斯说得更加直接。“索尔克压根儿就不该说话。”51
会议结束后，记者们飞奔去赶在截止期限之前发稿；在场的科学界大人物则前去参加另一场会议，在那个纷扰的4月下午，这场会议似乎无足轻重，但现在回头去看，才发现它比当时的人们认为的要重要得多。联邦疫苗许可的审批权在新成立的卫生、教育及福利部（HEW）手里，公共卫生局现在成了HEW的下属机构，局方官员来到安娜堡，向聚集在这里的脊髓灰质炎专家征求意见，是否应该立即为索尔克疫苗发放商业生产许可。考虑到弗朗西斯报告的结果十分乐观，没有理由怀疑疫苗会出问题。6家疫苗制造商声誉卓著，他们的生产记录或生产计划也相当完善。此外，从未有任何医疗产品接受过这么大范围的测试，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了解到了很多东西。既然1954年的试验表明索尔克疫苗是安全的，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测，精心准备的商业版疫苗也会是安全的。
速度至关重要。专家们知道，公众正在迫切地呼吁新疫苗上市，于是他们匆匆认可了弗朗西斯报告和药厂的生产计划。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审查并不全面，阿尔伯特·萨宾最为不满，他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不得不签字批准一种他自己并不信任的产品，否则就会被当成心怀妒忌、蓄意阻挠。所有程序在两小时内就完成了。所有人一致赞成为索尔克疫苗发放许可，HEW部长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在华盛顿签下了名字。国家基金会出资订购的900万剂脊髓灰质炎疫苗整装待发。“对全世界来说，那真是精彩的一天，”霍比说，“创造历史的一天。”52
约翰·R.保罗博士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书，《脊髓灰质炎史话》，他在这本书里表示，自己对安娜堡当时的混乱十分反感。“评估中心费尽心力搜集了数据，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接下来的喧嚣让我觉得这一切都被辜负了。”这么想的人不光保罗一个。“现场的嘈杂令人恶心，”一位科学家回忆说，“就像四家超市挤在同一天开业……简直不堪回首，我们所有人都为此深感耻辱。”53
保罗在私下里流露了更深的愤恨，他觉得要不是有那么多人冲锋在前奠定了基础，某人根本不可能达到那个高度。诺贝尔奖得主约翰·恩德斯婉拒了安娜堡的会议邀请，在一封写给他的信里，保罗焦虑不安地形容说，“如雷的欢呼”都献给了索尔克一个人，“闪光灯啪啪响个不停”。虽然保罗把这场混乱的狂欢归咎于媒体和基金会，但他的确很想知道，索尔克是否尽到了自己的努力，躲开聚光灯的照射。“你对脊髓灰质炎研究的贡献不需要我来絮絮叨叨，”他告诉恩德斯，“我只希望他们能公平一点，该是谁的荣耀就应该给谁。”54
有人更加激进，他们指责基金会一手打造了“明星科学家”，也就是索尔克。保罗·克拉克写信告诉密友汤米·弗朗西斯：“现在的宣传这么狂热，说什么脊髓灰质炎被打败了，索尔克创造了奇迹，看到这样的局面，我和很多人都深感不安。公众很容易受骗……眼下反智主义高涨，简直让人害怕……我产生了这样的冲动：举起最锋利的笔，尽我所能刺破这个气球。”55
事实上，索尔克的非凡成就引发的公众狂热已经不可逆转。在那个时代，公关逐渐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媒体宣传铺天盖地，就连科学界也不免受到影响。基金会将索尔克送上神坛，媒体推波助澜，现在，这样的索尔克必然会遭到学界同仁的敌视，被科学界排挤。这个国家需要一位特殊的英雄，多年来公众锲而不舍地支持脊髓灰质炎研究，需要有人来接受他们的欢呼，让他们战栗。公众需要一个美国式的故事，足智多谋的孤胆英雄历尽艰辛，利用现代医学工具在实验室里创造了奇迹。总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位具体的救世主。
对科学家来说，索尔克自然成了笑柄，美国新一代奸商不择手段扭曲真相的绝佳案例——要是真有人需要这样的案例，看看索尔克就好了。既然学术界从最开始就对索尔克评价不高，那么现在无数赞誉突然落到了他头上，混乱在所难免。他做了什么，值得人们这么关注？他凭什么得到这么多荣誉？后来有人说自己早就预见到了这一切——就像眼睁睁看着火车出轨，完全无能为力。“我们知道，疫苗的成功……会让他成为公众眼里的神祇，”一位基金会内部人士回忆道，“人们会夸大他工作的意义，将本该属于恩德斯、博迪恩和其他很多人的成就归功于他，让他被其他科学家孤立。我们知道这一切……但那不是我们要操心的问题。”56
事实上，索尔克并非无辜的局外人。基金会很早就选择了他来充当主力宣传的科学家英雄，他也全力配合了这一策略，虽然他自己并未表现出兴奋的情绪。站到台前的时候，他总是显得对自己的名望完全漠不关心，似乎并不情愿成为明星，面对赞誉，他局促不安，面对荣耀，他毫不在意，这些技巧正是索尔克最伟大的天赋之一。1950年他第一次拍摄大片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点。给他拍照的是一家全国性杂志，拍摄持续了一整天，索尔克累得够呛，然后他谦逊地要求杂志不要写出他的名字。他说，这样就不会引来太多注意。（“出于某些愚蠢的原因，我希望您能这样写：照片摄于某位‘基金会受益人’的实验室。”）后来，记者和摄影师们会发现，索尔克似乎总是很不情愿接受采访和拍摄，但他从不会拒绝。他会警告媒体不要浪费他太多时间，还会抱怨他们耽搁了重要的工作，但是，尽管他老是这么抗议，他对媒体的要求却从来都很配合。57
和索尔克关系最近的记者是《匹兹堡新闻》的约翰·特罗安，他认为索尔克的不情愿是真的。“索尔克非常内向，非常害羞，”他说，“他和我们打交道是迫不得已，其实他一点都不想。他更愿意一个人呆着。”但其他人看到的是另一个索尔克，他对待媒体就像对待病毒一样小心谨慎，对于他自己的照片，他的眼光简直像电影导演一样毒辣。朱利叶斯·扬纳回忆说，索尔克是科学家中的异数。“乔纳斯‘在实验室里’的那些照片，穿着白大衣，周围满是实验室设备和显微镜，然后他举起培养瓶，专注地观察——所有这些场景都是在摄影师到来之前在他办公室里或是哪间空屋子里提前安排好的。”每位记者离开实验室之前总会得到一个故事，扬纳说，不过对于比较重要的消息，索尔克会选择自己信赖的记者，比如约翰·特罗安。“乔纳斯就是他自己的媒体经纪人，”扬纳补充道，“他会精心筛选想要传递给外界的消息。”58
现代新闻广播之父爱德华·R.默罗也出席了安娜堡的会议。默罗热情、无畏、烟不离手，看起来有点像是遥远的热点现场或是战地上穿着军用风衣直播新闻的外国记者——这些事儿他真的干过。战争期间默罗从欧洲发回了很多优秀的新闻报道，同时他还很擅长发掘新闻人才，他的长期雇主CBS新闻因此成为行业的领导者。4月里的一天，著名的广播公司齐聚安娜堡，但默罗的出席仍然意义重大。他的到来让这场科学界的枢机会议变得像党派大会或是军事行动一样凝重。
默罗掌管着一档晚间新闻广播节目和两档每周一集的电视节目——《现在请看》报道当天的“硬骨头”事件，《面对面》则是拜访名流家庭的当红节目，不过常常拍到尴尬的场面，弥尔顿·伯雷和玛丽莲·梦露都上过这个节目。默罗一直不太喜欢电视。作为一位记者，他的力量隐藏在言辞之中。（1951年，他首次登上电视节目《现在请看》，当时他坦承，“老团队现在试着搞点新玩意儿”。）连默罗都上了电视，电视媒体的迅猛发展可见一斑，从来没有任何一项发明这么快就进入了美国的千家万户。1946年，整个美国共有17000台电视。三年后，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首次在商品目录上刊登了电视机广告：价格为149.95美元，带室内天线。到1955年，美国每两个家庭就有一台电视，全国共有4000万台电视。尼尔森收视率统计表明，晚上9点到午夜之间收看电视的美国人比听收音机的还多，这个时间段也被各大广播公司称为“黄金时段”。59
默罗来到安娜堡主要是因为索尔克。几个月前他们两人见过面，当时默罗连夜坐火车来到匹兹堡，邀请索尔克在《现在请看》里亮相。他没怎么费劲就说服了索尔克。默罗毕竟是个大人物，《现在请看》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公共事务电视节目，他们挑选的都是其他人出于本能就会避开的主题，例如“红色追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造成了什么影响，原子能科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士兵在朝鲜的士气如何。默罗的关注让索尔克受宠若惊，而且，这位著名记者表现出了这么大的兴趣，说明外界对他十分关注，对于一心想要成名的索尔克来说，这真是个好消息。索尔克觉得，终于有敏感、关心现实的人理解他选择的道路了。“我见过的很多记者喜欢刨根究底，”索尔克回忆说，“但艾德·默罗不是那样的人。我发现自己与他互动的分寸正合我意。他的想法十分纯粹，善于内省和深思。他真的有一套。”60
2月22日，索尔克首次出席《现在请看》，节目时长半个小时。宣传效果非常好，尽管索尔克半推半就地抗议了一下，但他还是成了脊髓灰质炎圣战的焦点。默罗曾经目睹朋友和家人在脊髓灰质炎的魔爪中挣扎，他问索尔克疫苗的效果到底如何，索尔克胸有成竹地作出了解释，他甚至“在节目现场”用华林牌搅拌机把猴子的肾组织打成了一堆类似麦芽粉的东西。默罗深受震撼。他觉得，如果实地试验成功，这位谦逊的科学家将成为“仅次于神的人物”。61
4月12日晚上10:30，默罗在安娜堡的疫苗评估中心做了现场直播，弗朗西斯和索尔克坐在他身旁。“今天，”默罗的开场白说道，“一项伟大的研究迈出了一大步，这个房间里传出的好消息驱散了千万美国家庭心头的恐惧。”这一步到底有多大，目前还不清楚。一向谨慎的弗朗西斯表示，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容忽视”，默罗请求他说得具体一点，好让普通观众能听懂。“您的数据表明目前疫苗的有效率为60％～90％，具体取决于脊髓灰质炎的类型。那么有效率能否达到95％甚至100％？有这样的可能吗？”62
这正是争议的焦点，弗朗西斯报告的是目前的疫苗试验结果，索尔克预言了未来的疫苗效果，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容忽视。弗朗西斯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回答说，改善肯定是有的，“但是你说95％～100％，没有哪种疫苗能真正……达到这个水平，除非是在非常理想的条件下”。
索尔克没有在这一点上争执，没必要重燃战火。“呃，事情也许的确如此，”他简单地回答，但是，“我觉得进行这方面的尝试非常有趣。”这个回答巧妙地表达了他改善疫苗的决心。很快默罗换了个话题，索尔克的表现更加出色了。
主持人：疫苗的专利权是谁的？
索尔克博士：要我来说，它属于所有人。脊髓灰质炎疫苗没什么专利权可言，你能说太阳的专利权是谁的吗？
这是索尔克最受推崇、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名言。是的，这是所有人的疫苗，慈善基金会领导了这场圣战，大众的献身精神推动项目前进，数百万笔小额捐款提供了资金，无数科学家付出了努力，热忱的志愿者完成了测试。生日舞会、剧院募捐、时尚秀、行动的母亲、海报上的儿童，他们都是疫苗的功臣。公众的努力促成了疫苗的诞生，它属于每一个人。
正如一位作家的描述，这是一个“高尚而慷慨的回答”，反映了实验室科学的至高价值。那天晚上索尔克没有提到（也确实没必要说）的是，国家基金会和匹兹堡大学都曾认真考虑过为疫苗申请专利权，不过最后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主要是因为索尔克自己的顾虑。1954年，几位专利权律师拜访了匹兹堡实验室，开诚布公地和索尔克讨论过这件事。最开始，索尔克甚至拒绝和律师会谈，他说自己没时间。“我知道他的担子很重，”首席律师曾如此抱怨，但“要是他抽不出几个小时来谈一谈……我没法做太多实际工作。”索尔克终于和律师坐下来开会，他迅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其他许多科研项目一样，他的疫苗有很多基础概念和技术是别人的。正如律师的记录：
我们拜访索尔克博士的目的之一是听取他的意见，弄清疫苗研发过程中，有哪些东西是新的、可能申请专利的。其实在与索尔克博士面谈之前，根据他已经发表的文章，我们已经很清楚，和其他类似的项目一样，他的大部分成果基于他人的前期工作，索尔克博士本人也欣然确认了这一点。他表示，据他所知，疫苗的制备毫无创新之处，无论是组织培养还是病毒的制备……根据我搜集的资料，甲醛的使用也是老技术，他只不过根据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就算在这个阶段真能找到可以申请专利的创新点，那它所处的领域也会非常狭小，很可能没有太大价值。63
从某种意义上说，索尔克证实了他的批评者多年来一直在重复，未来还将重复多年的观点：他的疫苗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真正的创新点。一切技术都是已有的，他的疫苗不过是临时的权宜之计，等到更好的东西出现，它就会被取代。当然，对索尔克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他从未宣称过自己的研究是全新的；他的目标是证明灭活病毒疫苗能够诱发人体对病毒性疾病的长期免疫力。灭活疫苗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在此之前，它的商业应用范围十分有限。通过疫苗的研发工作，索尔克利用别人的成果证明了大部分病毒学家，尤其是脊髓灰质炎领域的研究者不愿意承认的一条真理：能带来长期免疫力的不光是天然感染。
在那一刻，批评者沉默了。索尔克的疫苗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我必须承认，疫苗有效，这在我的意料之中，”约翰·保罗给巴塞尔·奥康纳写了一封不冷不热的贺信，“但它的有效率让我惊讶。我原本猜测有效率是50％～60％。”索尔克的确有理由乐观。弗朗西斯的报告已经为他的疫苗赢得了合法性，而1955年的新疫苗看起来更棒。又一个夏天即将来临，忧心如焚的父母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64
4月12日，《现在请看》节目结束后举行了一场宴会。默罗像父亲一样搂着索尔克的肩膀说：“年轻人，一场大悲剧刚刚落到了你头上。”“艾德，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索尔克问道。“你再也不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了。”默罗回答。65
事实上，默罗所说的悲剧正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安娜堡会议正式确认了这位彬彬有礼的年轻科学家和他的救命疫苗深具潜力，情况变得严峻多了。“我们回到匹兹堡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唐娜·索尔克回忆道，“我得说，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变化不是什么好事儿。一下飞机，就有豪华轿车等着我们，还有警察护送。第一件事儿是这样的，当时乔纳森只有5岁，他回到家里……直奔电话，打给他的朋友比利。乔纳斯和我都听到了他说的话：‘嗨比利，我度假回来啦，现在我和我爸都出名了。’我们心想，好吧，还真是这么回事。”66
接下来几周，汤米·弗朗西斯一直闭门不理外界的喧嚣。他写信感谢艾德·默罗：“我想告诉你，我曾经担心过一些事情，但回头去看，现在的结局比我预想的好得多……多谢你和你的团队。”他也写信感谢了巴塞尔·奥康纳：“评估中心能始终保持独立性，您的公正与坚定功不可没，我受益良多。有了您的支持，我们少了很多焦虑与烦恼。”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和他供职的学校重新迎来了安宁，弗朗西斯欣慰地表示，他“一直盼着这场大戏赶快结束”。不过，他也提到，感觉自己就像“小镇上的男孩，看见马戏团已经离开，却紧抓住他们车后面大象表演杂技用的桶不肯松手”。67
其实呆在聚光灯下的那段时间，弗朗西斯还是挺享受的。朋友写信向他抱怨周围的气氛就像马戏团似的，他回信说，这一切不可避免，而且也不是全然无益。参与这件事的人都知道，试验结果出来以后，必然会爆发一场“感性风暴”。“奸商弹冠相庆”并未真正削弱这一成就的意义。为了这一刻，人们已经等了太久太久。他们有理由庆祝，有满心的感激要献给英雄。弗朗西斯自己承认说，“那的确是很棒的体验”。68
就在4月12日那天，纽约城一个9岁的小女孩躺在拥挤的病房里，去年10月，她染上了脊髓灰质炎，脖子以下彻底瘫痪了。小女孩的铁肺上方挂着一面镜子，透过镜子她看到了电视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欢庆索尔克疫苗问世。悲痛欲绝的母亲坐在她的床边哭泣。“7个月，”她说，“你怎么就不能再等7个月呢？”69
对很多这样的人来说，疫苗来得太晚。
注释
【1】金莺队是巴尔的摩主场的棒球队，小马队则是当地的职业橄榄球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