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就打出了“我们能征服脊髓灰质炎”的动员口号，以此召集志愿者、募集捐款。1956年，一条新标语出现了，标志着局势已经彻底改变。“我们仍未击败脊髓灰质炎，”他们警告说，“战斗还未结束。”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墓志铭，脊髓灰质炎运动的使命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即将结束，亲手终结这场运动的正是它本身的成功。1
这条标语出现的时机说明了一切。1956年，索尔克疫苗已经履行了大规模试验的承诺，弗朗西斯报告也宣告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承诺即将实现。人们预期，1956年美国报告的脊髓灰质炎应该下降到15000例，只有1955年的一半；到1957年，报告病例数还将腰斩，下降到仅7000例。40岁以下的大部分美国人至少已经接种了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未来一片光明。
1956年夏天，全国各地的游泳池重新开张，荒谬的流言逐渐消失。孩子发烧或是脖颈僵硬，邻居不再恐慌；报纸不再在头版实时播报脊髓灰质炎患者数量；媒体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当然，脊髓灰质炎并未消失。不过既然发病率急剧下降，这种疾病已经不再令人惊慌失措。恐惧让位于自满，有人开始担心，自以为大获全胜的美国人会忘记这场战争是怎么打赢的。“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托马斯·里弗斯表示，“不是索尔克疫苗有什么毛病，而是那些不肯接种疫苗的人有什么毛病。”2
但其他人看到了不肯接种疫苗的表象背后藏着更重要的问题，例如收入和阶层。要获得足够的免疫力，需要接种三剂索尔克疫苗，每次接种之间要有适当的间隔期，另外基金会还推荐每年再接种一次疫苗增强剂。这意味着需要多次拜访诊所或当地的医生。疫苗需要花钱，家长也必须带孩子去打针。统计表明，数百万儿童仍面临罹患脊髓灰质炎的风险，尤其是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过去，最容易感染脊髓灰质炎的是卫生情况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而现在，风险最高的人群是未接种疫苗的城市贫民。1959年，国家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今天，最大的危险来自底层的都市‘软肋’区域……那里的人们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或者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并未接种索尔克疫苗。”3
新标语说的没错，我们仍未击败脊髓灰质炎。但患病人数不断减少，受害人群转向城市贫民，国家基金会的根基也受到了冲击。母亲不再行动，捐款热情不再。大局如此，谁也无力回天，面对这样的情况，1958年，巴塞尔·奥康纳向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谈到了让基金会“突破脊髓灰质炎局限”的计划。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如何动员志愿者。“关于索尔克疫苗的诞生，”他写道，“某个人的一生可能平凡无奇，但如果他参与过一毛钱进行曲，他就可以说，‘我曾为这件事付出过努力。不管我还做过其他什么事情，至少这是一桩值得我付出的事业’。”基金会必须再次激发人们的这种感觉。不过首先，他们需要一个理由。4
奥康纳考虑了各种选择。现代的两大健康威胁是癌症与心脏病，这二者都已经有了专门的慈善组织运作。精神疾病和老年病的范围太大，而且基金会的顶尖受益人对这两个课题都不怎么感兴趣。一毛钱进行曲关注的核心一直是儿童，儿童的福祉曾激励了无数的科学家和志愿者，基金会必须坚持这条道路。
“与专家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后”，奥康纳推荐了几个选项：青少年关节炎、先天缺陷和孕期保健。考虑到他在基金会的权威地位，不用再讨论其他选择了。“小儿麻痹症的开局很精彩，但它仅仅是我们的开局，”奥康纳说，“20年前，我们抓住了时机，对一种可怕的疾病宣战；而现在，是时候进入更广阔的天地了。”
他们也做出了承诺。基金会永远不会抛弃脊髓灰质炎患者，不过他们很可能不得不削减科研资助。基金会也会继续努力，“让索尔克疫苗尽善尽美”。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阿尔伯特·萨宾和他的支持者正在致力于为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疫苗争取生产许可，他们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奥康纳不愿意看到萨宾把索尔克排挤出局。
1959年，在主席的催促下，基金会批准了索尔克的最后一笔脊髓灰质炎资金申请，金额高达306564美元，此外还有28000美元的间接支出拨款。这笔钱的资助期仅有“一年”，表明基金会已经有了新的方向。脊髓灰质炎长期资助的时代结束了。5
乔纳斯·索尔克不打算转过身去，放弃这场战斗。他对自己的疫苗和它所代表的灭活病毒理念很有信心。自安娜堡辉煌的那天结束后，这些年里索尔克一直在研究诸多相关问题，例如如何提高疫苗效果、能否找到新的替代病毒株、多长的接种间隔期最完美，诸如此类。不过他也开始厌倦了疫苗研发的技术性工作，不想再试来试去，修修补补。他回忆说，随着时间流逝，他的兴趣逐渐转移到了生物科学中更大的谜题上。他的宏愿是，以现代医学的巨大进步为基础，“力图理解所有层面的人类问题”——包括生理性的、精神性的、社会性的和伦理性的。
索尔克脑子里已经有了一幅蓝图。他希望在匹兹堡大学创建一个“实验性研究所”，类似新泽西州声誉卓著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索尔克曾前往高等研究院考察运作机制，并与院长J.罗伯特·奥本海默会谈，这位睿智而颇受争议的核物理学家曾领导了研发出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高等研究院和大学之间并无正式的从属关系，它的资金完全来自私人捐助。索尔克采取的方式与它略有区别。他希望匹兹堡大学为他的研究所支付大部分费用，同时由国家基金会提供大部分私人捐助。巴塞尔·奥康纳对这个设想很有兴趣，索尔克认为其他人也会支持他。6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人们对他的构想反响不一。有的批评者认为这证明了索尔克的名流身份，他需要得到外界的关注和赞美。也有人觉得这个所谓的研究所不过是失势者的避难所，这个男人已经没有任何一点成果可以贡献出来。“乔纳斯很长时间以来都悄无声息，这不奇怪；他拒绝和自己曾经的朋友讨论研究工作，也不奇怪，”一位同行轻蔑地表示，“他不敢。”7
1957年，索尔克接触了匹兹堡大学的新校长爱德华·H.利奇菲尔德。他说，他的目标是召集“一批经过挑选的科学家和学者”，研究“如何实现人体的生物学潜能”。利奇菲尔德的回应十分谨慎，他希望听到一些“更具体”的东西。在不清楚到底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不了解匹兹堡大学将在项目中扮演什么角色的情况下，他不愿意做出提供资源的承诺。“咱们私下里说，”他告诉索尔克，“再过几年，我们也许能理解你的部分设想。”8
利奇菲尔德干劲十足，骄傲自负。他生于1914年，与索尔克同龄，他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同时还是棒球小联盟的球员。1956年，利奇菲尔德辞去了康奈尔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职务，来到匹兹堡担任校长。刚刚上任，他就接受了一份兼职，成了史密斯-科罗纳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这让匹兹堡大学的理事们深感震惊。“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我有自己的方式，”他宣称，“这其中包括自由分配我的时间。”9
利奇菲尔德身兼二职，他总是坐着私人飞机来回奔波，处理两个职位的相关事务。他的冲劲为他赢得了全国性的名望，同时也为匹兹堡大学带来了喜忧参半的影响。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利奇菲尔德表示，匹兹堡大学“资质平平，有停滞不前的风险”，然后他补充说：“我们的教学质量差强人意。事实上，有时候相当糟糕。我们的科研进展也不尽如人意。”这时候，利奇菲尔德在校长的职位上只呆了不到6个月。10
但是在他的领导下，匹兹堡大学在全国的声望突飞猛进。捐款爆炸性增长，挑选学生的标准变得更加苛刻，教职员工的薪水上升，外界资金滚滚而来。利奇菲尔德的性格没有妨碍他的工作。“他是一位帝王式的管理者，”一位同事回忆说，“他住的房子富丽堂皇，出行就坐私人飞机。他的生活像路易十四那样奢靡。不过正是他推动了这所大学一路向前。他是一位有远见的帝王，他的野心推动了医学院前进。”11
利奇菲尔德理解索尔克提出的研究所的价值，它一定会为匹兹堡大学带来更多的声望。麻烦在于研究所的管辖权。这所研究所将要设立在匹兹堡大学的房子里，花匹兹堡大学的资金，消耗匹兹堡大学的资源，那么在利奇菲尔德看来，双方应该都拥有控制权。
但索尔克不同意。他回答说，伟大的研究所需要绝对的自主权。“你必须允许我……拥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我会尽我所能为大学做出贡献，但是我需要确保自己不会遇到什么大大小小……难以克服的阻碍。”12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而且他们都不愿意让步。索尔克想要完全的自主权，建立一个更宏大、结构更松散的科研组织。利奇菲尔德则希望设立一定的资金额度和组织自由度，在此范围内他愿意尽量满足索尔克的要求。作为妥协，这位校长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相关事宜。他甚至请了奥本海默出任委员，后来证明这是个错误的举动。不出所料，奥本海默支持索尔克的想法，他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大篇意见，谴责官僚主义压制科研。“利奇菲尔德博士，我们不需要讨论什么组织形式，”他明确表示，“就是讨论得太多，天上才没有美国的人造卫星！”13
委员会陷入了僵局。奥本海默私下里鼓励索尔克去别处寻找建立研究所的机会——双方很快就会接受这个方案。虽然索尔克还未完全放弃匹兹堡，但他的耐心已经不多了。“我希望明年的各种烦心事儿能比今年少点儿，”1959年，他告诉一位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一句，‘我真是受够了。’”14
利奇菲尔德也有同感。在一份咄咄逼人的备忘录里，他说索尔克就像个妄自尊大的自私鬼，除了自己的需求以外什么都看不见。“我们都盼着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好让他满意”，利奇菲尔德写道，可是有的事情确实是做不到的。索尔克拿的薪水已经是全校最高的了，而且他还掌管着一个一流的实验室，实验室所在的大楼以他的名字命名。“医学院已经给了他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他没有教学任务，也不会有人要求他对教学工作做什么贡献。校方让他随心所欲地以他自己的方式研究他自己想研究的课题。与此同时，他还拥有本校教职工的所有特权，包括招收研究生协助科研工作。”15
利奇菲尔德警告说，索尔克的要求非常危险。如果建立这样一个独立的研究所，那就是“树立了一个先例，这会影响到学校的其他部门；以后如果其他人也提出类似的要求，校方还怎么去拒绝”。显而易见，问题来了：索尔克值得校方如此大费周章吗？利奇菲尔德认为不值得。他说，如果因为某位教职员工名气很大，校方就举手投降，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他大学都盯着呢，“比如说，那些拥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学校，他们的教职员工贡献远大于索尔克博士”。匹兹堡必须站稳立场，不受胁迫。“对于那些基本的原则性问题，校方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让步。”16
不到一年后，索尔克离开了匹兹堡大学。对利奇菲尔德和他周围的小圈子来说，这事儿没什么可遗憾的。很多人已经开始厌恶索尔克，觉得他不像正统的学者，反而更像受尽宠溺的巨星。他们支持利奇菲尔德在谈判中的强硬立场，并宣称匹兹堡大部分教职员工都持同样看法。一位院长甚至幸灾乐祸地四处散播流言，说索尔克傲慢自大、喜怒无常，已经得罪了某些“重要的博士”。这个小道消息是他从理发师那儿听来的。17
对利奇菲尔德来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解决：控制损失。乔纳斯·索尔克曾是匹兹堡大学最负盛名的教职员工。他让匹兹堡医学院在学界有了一席之地，也为整个地区带来了荣耀。校方该如何对外解释这个重大的损失？公众会作何反应？
利奇菲尔德最担心的是，虽然匹兹堡大学没法满足索尔克，但也许会有其他大学愿意为他提供条件，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会显得他这个校长目光短浅、嫉贤妒能。不过事情没有这样发展。1960年，索尔克宣布了自己的计划，他打算在加州拉霍亚设立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资金完全来自私人资助。匹兹堡大学脱险了。“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利奇菲尔德写道，“确保给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索尔克并不是为了其他大学的职位而离开匹兹堡，而是为了追求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氛围而离开。”利奇菲尔德深感庆幸地补充道：“索尔克博士和我们一样，希望以这样的口径向所有关心此事的人作出交代。”18
这是真的。索尔克希望留下一个优雅的背影。他希望大家知道，他离开匹兹堡是迫不得已——不是因为和管理层有矛盾，而是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提供的非常特别的邀约。匹兹堡的校长松了一口气，他表示完全理解索尔克的想法。“寻求独立是一件好事儿。”爱德华·利奇菲尔德说。19
几年后，索尔克会谴责利奇菲尔德对他的排挤。“我们本来可以在匹兹堡建立研究所，千真万确，”他宣称，“但是关于如何设立这一机构，利奇菲尔德和我的意见出现了分歧。我认为研究所必须围绕特定的人来建立，他觉得……科学研究所的管理方式与监狱、大学、教堂什么的并无区别。最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在一个什么都规定好了的地方，我无法取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我的离开。”但其他人却有不同意见。索尔克在匹兹堡的相当一部分同事觉得他“喜欢自行其是”，他越来越自私，离大家也越来越远。事实上，没几个人去给他送别。“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应该团结一心，建设自己的学校，而不是远走高飞，这一点很重要。”医学院院长回忆说，“乔纳斯更感兴趣的是筑好他自己的巢，而不是建设学校；不过，当然，那是他的特权。”20
看来，独立并不容易。乔纳斯·索尔克前往西海岸，展开了一段新的生活，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但谁也无法逃离自己的过往。旧伤口很快就会重新崩裂，老对手将再次出现。老战场上出现了新的生力军，这一次的战斗将带给他耻辱与挫败。
20世纪60年代是阿尔伯特·萨宾的时代，正如20世纪50年代曾是索尔克的时代。挟俄国脊髓灰质炎试验胜利之威，萨宾开始动手扫除领域内的敌人。他的行动主要目标有二：首先，证明他的疫苗优于其他的活病毒疫苗，例如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和赫勒尔德·科克斯的疫苗；然后，让大家知道他的疫苗强于乔纳斯·索尔克的灭活病毒疫苗。“他们的争斗活像一群狗在抢骨头。”一位科学家回忆说。“索尔克、萨宾、科普罗夫斯基、科克斯，”另一个人表示，“我倒是很想看看他们组合摔跤。”21
活病毒领域的王者之争，萨宾大获全胜。比起科克斯和科普罗夫斯基来，萨宾有着很大的优势。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位独立的研究者，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而另外两位却受雇于商业公司，为私利而工作。萨宾得到了脊髓灰质炎一流研究者的强力支持，另外两位基本没几个支持者。萨宾懂得公关的重要性，宣传自己、打击对手，而且他有能力进行各种公关活动。一位作家说，萨宾的行动让他看到了“有条不紊、极富科学性的指挥才能”。22
他们三人的疫苗都曾接受大规模测试。科普罗夫斯基的试验在比属刚果完成，科克斯则是在安第斯。但比起萨宾在苏联的盛大演出，他们两人的试验规模都小得可怜，而且，他们的试验结果未经过第三方确认。此外，科普罗夫斯基还背负着贝尔法斯特的惨败，显然，他只能排在第三位。科克斯的背后是莱德利实验室，这家公司投入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疫苗的科研资金超过1100万美元，另外还花了200万美元建设生产设施。但科克斯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时曾与萨宾共事，根据他对萨宾的了解，他感觉到以后还有麻烦。“我无数次希望自己从未涉足这一项目，”他向一位朋友吐露了心声，“但现在，我别无选择，只能奋力前行，争取最后的胜利。”23
科克斯有理由顾虑。1959年，随着争斗的升温，萨宾告诉莱德利高层，有流言说科克斯的疫苗“毒性只经过了轻微的削弱”，很可能有危险；这无疑是在暗示莱德利选错了支持的对象。科克斯愤怒地要求萨宾收回自己说过的话，萨宾却没理他。“我相信你非常清楚，”科克斯回应说，“你发表的言论影响力很大，而且暗示我的疫苗有缺陷……你应该知道，如果我或者我的合作者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们的病毒株有丝毫致病的可能……那我们一定会第一个宣布这个消息……你（的指控）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它完全不符合事实。”24
1960年，萨宾和科克斯获得了在美国境内实施疫苗试验的许可。萨宾顺理成章地选择了辛辛那提和附近的俄亥俄州汉密尔顿郡作为试验地点。当地社区参与了试验，正如当地的主要报纸所说，他们知道，“整个国家都在关注本次试验”。萨宾的试验于4月24日启动，持续几个星期，发放疫苗的时间是星期日，所以这一天又被称为“萨宾口服疫苗星期日”，近20万人在学校、医院和诊所外排起了长队，其中大部分是儿童，他们都领到了藏在甜甜的糖浆和糖块里的疫苗。
当地社区的确有理由自豪。萨宾的大本营就在辛辛那提，而且他发誓说，这里很快就会成为美国第一个“让脊髓灰质炎绝迹”的城市。不过萨宾的问题一如既往，他无法忍受不同的意见。在一封写给美国卫生局局长的信里，汉密尔顿郡的卫生专员很是抱怨了一番，他说，处理试验相关事宜让他感到“疲惫不堪，压力很大”。“萨宾博士一直非常努力，想让他的产品获得本地的支持，”专员写道，“我觉得他的行为有些过火，损害了公众利益。”根据这位卫生专员的说法，汉密尔顿郡不需要搞什么萨宾口服疫苗星期日。由于索尔克疫苗的广泛使用，这个郡本来就已经没有脊髓灰质炎了。他说，事实上，萨宾的宣传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疾病的恐惧，反而让大家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卫生问题。他说：“我觉得这整件事是有害的。”25
与此同时，科克斯在佛罗里达州戴德郡展开试验，接受免疫的人数超过40万。外界对他的项目很感兴趣，因为只有他的疫苗是三联式的——一剂疫苗里含有三种病毒株，可以一次性完成免疫。不过他的试验结果却颇有争议。虽然他的疫苗成功地激发了受试者的免疫力，但是有6位受试者在服用樱桃色液体疫苗后的7～14天内患上了严重的脊髓灰质炎，这正是脊髓灰质炎病毒引发瘫痪性疾病所需的时间。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病例是由疫苗 引发的，但人们普遍怀疑可能发生第二次卡特惨剧。科克斯被淘汰出局。26
1960年8月，卫生局局长勒罗伊·E.伯尼签字同意在美国境内试生产萨宾疫苗，这是发放生产许可流程的第一步。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科克斯和科普罗夫斯基的疫苗没有获得试制许可。卡特事故发生后，政府方面吸取了教训，现在有一批一流的脊髓灰质炎研究者为伯尼提供建议。试制许可发布后几小时内，4家大型制药公司宣布了生产萨宾疫苗的计划，辉瑞制药便是其中之一，此前他们已经在英国启动了生产工作。还有一家是赫勒尔德·科克斯的雇主莱德利实验室，该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在商言商”。数百万的科研资金已经花了出去，生产设施也已准备就绪，是时候拥抱胜利者，推出疫苗了。27
在百老汇120号那间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巴塞尔·奥康纳开始坐不住了。基金会投入了上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萨宾获得了今天的成就，现在奥康纳希望得到回报。不过，虽然花了这么多钱，但他一直盼着萨宾的项目失败。安娜堡会议是奥康纳的辉煌时刻，索尔克疫苗是他献给世界的礼物。而现在，萨宾的胜利指日可待，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为之骄傲的东西分崩离析，但他却无能为力。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支持索尔克了。曾经的盟友拒绝为他公开表态，例如托马斯·弗朗西斯和戴维·博迪恩。与此同时，不少一流的医学专家见缝插针地宣传萨宾疫苗的优越性，例如约翰·保罗、约翰·恩德斯和米哈伊尔·丘马科夫。在医学界和科学界的大会上，在公共卫生的重要会议上，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萨宾疫苗，而且通常萨宾就站在他们身边。基金会的一位官员参加了波士顿的一次座谈会，他在发回总部的备忘录中写道：“会议主席约翰·恩德斯博士表示，脊髓灰质炎问题还未完全解决。现在，索尔克疫苗已经经过了5年的试验，的确有一部分受试者获得了对脊髓灰质炎的免疫力，但免疫力的持续时间尚属未知。有证据表明，索尔克疫苗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然后，他介绍了一位与会学者，该学者质问：‘为什么索尔克疫苗未能完全成功？’”28
这些反索尔克的素材大部分来自1958年和1959年一系列零星的脊髓灰质炎爆发。大部分专家相信，问题主要出在接种疫苗的流程上，而非疫苗本身。针对美国大城市展开的研究表明，40岁以下的城市人口中可能有一半的人未能获得完全的免疫力。事实上，来自底特律的数据显示：“罹患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的患者中，只有12％的人接种了全部三剂索尔克疫苗，这些患者中73％的人从未接种过疫苗。”根据HEW流行病学主管亚历山大·兰米尔的说法，情况最严重的是“社会阶层较低的地区和黑人聚集区”，他很怀疑，目前这些地区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比疫苗普及之前还要高。29
国家基金会顺理成章地启动了宣传攻势，提醒人们注意及时给孩子接种疫苗。但对于现在的局面，奥康纳觉得阿尔伯特·萨宾也有一部分责任。奥康纳表示，萨宾不遗余力地攻击索尔克疫苗，这无疑是鼓励公众推迟接种计划，等待更新、据说效果也更好的萨宾疫苗出现。奥康纳认为萨宾是在有意误导公众，于是他勃然大怒；他找到了基金会最受尊敬的科研偶像汤姆·里弗斯，请求里弗斯阻止萨宾的中伤。
里弗斯和奥康纳一样重视基金会。从基金会成立之初，他就已参与其中，最开始是担任基金会主席特别助理，然后是医学督导，最后，他在1958年成为了基金会的医学事务副主席。在他担任病毒研究委员会主席期间，里弗斯一直支持索尔克的灭活病毒疫苗研究工作，他还为1954年的大规模实地试验提供了幕后指导。里弗斯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出于公心，他个人并不偏袒疫苗之争的任何一方。（他对那两位竞争对手的称呼都完全不偏不倚，萨宾是“聪明的犹太人”，索尔克是“年轻的犹太人”。）里弗斯的目标很简单，他只想彻底扫除脊髓灰质炎。
萨宾对索尔克疫苗的攻击不断升级，里弗斯和奥康纳一样大为光火。他觉得，一位科学家以如此嚣张的方式贬低对手、自抬身价，这简直就不堪入目。萨宾宣称索尔克疫苗的有效率“只有60％～70％”，而公共卫生局宣布的数据是90％左右；萨宾还说，如果当局不能立即为萨宾疫苗发放许可，那将有“成百上千的儿童”因此丧命，这些言论深深伤害了里弗斯。“我觉得你的说法毫无根据，”他责备萨宾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病毒学家，不过我相信，你的统计学水平还亟待提高。”30
尽管如此，里弗斯仍希望基金会在这场混战中保持中立，不要因为过去跟索尔克或是萨宾的关系影响现在的判断，而应该考察双方疫苗的实际效果。他也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于是不可避免地与奥康纳发生了冲突。1961年，传染性疾病中心在亚特兰大召开研讨会，讨论两种疫苗的优劣。在专家云集的会议室里，奥康纳指责里弗斯动摇了基金会的根基和他们追求的目标。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大家不得不把他们分开。不过在曼哈顿的基金会总部，他们又大吵一架，里弗斯当场倒下，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让他险些丧命。
里弗斯在病床上给博迪恩写了一封信，他说，一旦谈到萨宾和索尔克的问题，奥康纳就会变得不可理喻。“总部里的人谈到那两人的疫苗时都得压低声音，”他写道，“我不愿意这么偷偷摸摸的，所以我总是麻烦不断。”奥康纳对索尔克的忠诚令人钦佩甚至感动，里弗斯表示，但这样的忠诚需要付出代价。“科学界里没有神圣不可动摇的东西。有了更新、更好的发现，你就应该抛弃以前的旧货。”31
博迪恩理解里弗斯的想法。作为基金会最早的几位受益人之一，他早就尝过这种滋味。他回信说：“对付脊髓灰质炎并不容易，无论是对受害者而言还是对科研工作者而言。你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自从我们认识以来，我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面对战斗和危机！对于你们基金会里的人来说，局面想必更加艰难，因为你们很愿意向前看，但却不得不解决一些遗留问题。”32
1961年，美国医学会（AMA）也卷入了这场争斗。他们的会长表示，虽然医学会一般会避开此类争议，但这次他们无法置身事外。面对两种疫苗，医生无所适从，他们需要第三方的公正指导。所以，AMA药物委员会将进行调查研究，并就“美国脊髓灰质炎免疫现状”做出报告。33
现在，萨宾占尽优势。一位观察家说他像是“一只坐在蒸汽压路机上的柴郡猫”。国会议员开始质问，为什么俄国的孩子用上了萨宾的疫苗，美国的孩子却没有。有人说美国不但在导弹的研发上跟俄国有差距，现在就连疫苗都有了差距，于是脊髓灰质炎疫苗变成了关乎国家安全和尊严的大事。与此同时，莱德利和辉瑞开始在广播电视上狂轰滥炸，宣传萨宾口服疫苗星期日带来的奇迹。报纸和杂志频频发问：“为什么脊髓灰质炎新疫苗迟迟无法上市？”34
结果我们发现，AMA药物委员会的主席曾经担任过辉瑞制药的医学督导，他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事实上，他挑选出来写报告的那个人定期与萨宾通信，征求意见，询问数据，甚至直接请萨宾帮忙。“明年夏天我的一位同事将携妻子与三个孩子去印度呆一年，”他写道，“有没有办法给他们弄点儿活病毒疫苗？”萨宾非常乐意帮忙，他直接从实验室里寄了一瓶疫苗过去。35
从另一方面来说，索尔克只能从报纸上了解委员会的进展。他请求委员会提前向他透露一些消息，得到的回答是“现在还不行”。1961年7月，在AMA的全国性大会上，药物委员会提出建议，一旦萨宾疫苗上市，就用它来替代索尔克疫苗，AMA接受了这个提议。一位作家写道：“在美国医学会114年丰富多彩的历史上，这样的举动还是头一回。通过投票，他们决定采用一种尚未取得公共使用许可的商业性产品——萨宾疫苗。”36
索尔克大发雷霆。“乔纳斯气得那么厉害，而且生气的时间那么长，甚至主动反击，我只见过那一次。”奥康纳回忆说。索尔克匆匆举办了记者招待会，指责AMA的科学立场并不公正，他们根本就是反对使用灭活病毒疫苗。他还更加直接地说，AMA对一种“还不存在”的产品这么热衷，要是他们对索尔克疫苗也同样重视，那美国早就没有脊髓灰质炎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对于目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AMA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7
但他的指控收效甚微。AMA科学督导约翰·尤曼斯写了一张言辞尖锐的纸条，回应称：“在我看来，你对AMA报告的攻击既无科学眼光，也无道德底线。”然后索尔克提出，如果AMA打算“修正”自己的看法，务必提前通知他一声，结果他得到的回应十分尖酸刻薄。“你似乎是在暗示，你有资格让我们顾忌，”尤曼斯写道，“不过，恕我无法苟同。而且我相信，我们并无义务以你要求的方式提供报告。要知道，卡普罗夫斯基博士（原文如此），萨宾博士，科克斯博士，约翰·保罗博士以及业界其他研究者获取报告的途径与你完全相同。”当然，尤曼斯没有说的是，萨宾从一开始就能提前看到报告。38
AMA的决定很受欢迎，而且言之有理。口服疫苗的有效性和便捷性的确优于索尔克疫苗，而且业界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更看好活病毒疫苗，大部分人觉得索尔克疫苗已经过时了。让人不安的是AMA采取的策略，他们的倾向性太过明显，调查时间表遮遮掩掩，委员会成员经过精心挑选，对信息的控制并不平衡，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预设的结果。39
索尔克还剩下最后一个办法。1961年8月，他拜访了美国卫生局局长办公室，希望阻止他们在短时间内给萨宾疫苗发放许可。索尔克提醒当局，为了证明灭活病毒疫苗能否扫除脊髓灰质炎，我们在1954年展开了革命性的试验。他说，这场试验尚未完成。投入了这么多东西，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索尔克疫苗是否值得这所有的付出。如果贸然允许另一种竞品疫苗进入市场，那将“扰乱”最终结果，我们永远都得不到确定的答案。他苦苦恳求当局三思而后行。40
但他没能如愿。不到一个月后，HEW为萨宾的Ⅰ型活病毒疫苗发放了许可；接下来一年内，Ⅱ型和Ⅲ型疫苗也将获得许可。到1963年，疫苗之争已经尘埃落定。萨宾疫苗获得了政府的批准和AMA的支持，成功进入市场。索尔克疫苗落败出局，它成了医学界的恐龙，一步步走向灭绝。
一位新的明星科学家诞生了，不过他与之前那一位不太一样。阿尔伯特·萨宾永远不会成为乔纳斯·索尔克那样的全民偶像，而且他似乎也并不在意。作为一位重量级的科学家，萨宾在乎的是业内同行的认可。现在有科学会议以他的名义举行，有传言说某些声望崇高的职位向他递出了橄榄枝，还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他有可能受邀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丘马科夫从莫斯科写来了一封信：“很高兴地告诉你，我获得了我国最高的专业性奖励——列宁奖，多亏了你的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很遗憾，由于规则的原因，你无法获得列宁奖的提名……不过在我看来，你为这件事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苏联的病毒学家和数以百万计的父母会永远感谢你。”41
作为一位痴迷于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萨宾曾在1958年写过一封信给朋友彼得·奥利茨基：“我整整一生都在辛勤工作——直到现在也没有丝毫松懈，因为我并不满足于目前取得的成就。”两年后，他告诉奥利茨基：“我衷心期盼1961年的到来，到那时候，我的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就将圆满结束。终于能够进入全新的研究领域，想到这个我就激动不已。”又过了一年，胜利已经在望，萨宾在信中说，他盼着“重返工作台，不再离开”。萨宾希望远离纷争，但事实上，他在论战中做了不少煽风点火的事儿。他常常说，在实验室外面花掉一天，这一天就永远不会再回来。“我们在一生中能做的事情这么少——时间又过得这么快。”42
那几位失败者没有他这样的哲人风范。众所周知，赫勒尔德·科克斯不好相处。“我是说，那家伙会跑去问门房，‘你觉得我干的活儿是不是很棒？’”一位同事回忆说。莱德利实验室决定采用竞争对手萨宾的疫苗，科克斯深受打击，不久后就离开了这家公司。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科普罗夫斯基比科克斯坚强一些，他宣称自己得到了解脱。作为威斯达研究所的所长，他可以回去研究狂犬病之类的老问题，也可以进入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多发性硬化和癌症。他说，只要大家记住，他是第一个有勇气让人类服用脊髓灰质炎活病毒的研究者，这就够了；他补充说：“有时候我会自我介绍说，我是脊髓灰质炎萨宾疫苗的研发者。”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在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的路还没走完。43
乔纳斯·索尔克的故事也还在继续。虽然现在的他已经走出了实验室，但他永远不会接受萨宾获胜的最终结果。“正常情况下，父亲会努力看开一些。他真的很讨厌针锋相对，”彼得·索尔克表示，“但这一次他受到的伤害太深，作为一位科学家，他受到了严重的侮辱，所以他没法看开。他的余生一直被这件事所困扰，这么形容一点都不夸张。”44
1961年，也就是索尔克疫苗垄断美国市场的最后一年，全国报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还不到1000例，是多年来的最低点。但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件事。击败脊髓灰质炎已经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