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4年夏天，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叫作杨惟德的中国星官，观察到一颗从未见过的星星出现在东方天际，闪烁发光。他立即向朝廷递送了急报，上面写道：“臣伏睹客星出见。”相关记载仍然可在宋朝留下的官方资料中查阅到。那时的杨惟德或许不知道，他描述的乃是宇宙中最为壮丽的现象之一。同时，他也记录了一次遥远的爆炸式的原子诞生过程，这些诞生的原子与流经他静脉的原子一模一样，与组成他那些观星仪的原子也毫无差别，与构建他脚下地球的原子更是一般无二。
根据天文学记载，这颗星最初是红色的，但随着它移动到地平线以上更高的位置后，开始变成灰黄色，很像是太阳透过沙尘暴后的景象。杨惟德非常肯定这样的细节具有政治意义，因为黄色是帝王之色，因此他在记载此事件的官方文件中写道：“谨案……明盛者，主国有大贤。”
语言学家班大卫（David Pankenier）在对中文文献进行分析时注意到，作为朝廷司天监的高级官员，杨惟德很明显是出于对皇帝的奉承，将这种天象曲解为一种吉兆。和时下一样，政治诡计就如同物理和化学一般一直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位名叫赵抃的侍御史针对此次客星到访提出了妖星一说，而他本人当时正在参与一场弹劾内阁的风波。他提起了公元1006年的那次“客星”记载以及伴随而来的一系列灾难，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次天象预示着包括匪患及地震在内的很多麻烦，而这些都是皇帝失职的反映。
宋代文件描述道，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这颗星都可以在白天被看到，随后变得只有在晚上可见，大约两年后完全消失。司天监的记录如下：“客星晨出东方守天关，至是没。”在中国的星图中，天关的位置很靠近参宿三星，也就是更广为人知的“猎户座”；而有关客星位置的历史记载也使得现代的天文学家可以将它和它的残骸——蟹状星云联系起来，后者就位于猎户座腰带上那三颗星构成的斜线上方不远处。
同一时期，一位远在西方（现在属于伊拉克）的学者也记载了这一事件。这位名叫伊本·巴特兰（Ibn Butlan）的哲学家和医师写道：“这颗壮观的星星出现之后，我们这个时代便出现了一种流行病……这一年秋天，君士坦丁堡有14000人因此死去。”比起今天，此时西亚的杰出科学家也和东方的同行们一样，更倾向于将天文现象与人类事件以因果关系联系起来。伊本·巴特兰继续写道：“这颗壮观的星星出现以后，还引起了开罗老城区的疫病暴发。”
尽管我们对星象与瘟疫、政治之间的直接因果联系都会表示怀疑，但伊本·巴特兰和杨惟德都认为一些看似互相割裂的事实之间存在着隐性关联，这个观点还是正确的。而且最新的调查也发现，星星确实会影响疾病与人类社会，虽然只是通过从它们而来的金属原子间接地影响。
一直到了近900年后，才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出了更为有力的关系式，证明了太空中的爆炸与我们身体之间的联系。他那著名的公式：E＝mc2，把质量和能量用等号连接起来，从而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垂死的恒星是如何产生生命元素的。“那是一种光荣的感觉，”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当认识到一些看上去完全不相关的复杂现象居然可以被统一起来的时候。”
根据传记作家沃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的记载，爱因斯坦对这种神秘而不可见的力量早有思考，并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期。在他四五岁的时候，他曾经因为生病而卧床。他的父亲怕他无聊，便给了他一只罗盘。看着罗盘的指针晃动，像是在被一只无形的手摆弄一样，他陷入了沉思，这也指引了他后来对磁力与引力的探索。多年以后他曾解释：“我仍然能够记起——或者至少是我相信我能记起——这些经历给了我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事物背后一定深深地隐藏着些什么。”
不过即便是爱因斯坦，也没有获得必要的信息，从原子层面上描述出中国客星、使他生病的细菌以及奇妙的罗盘指针之间的微妙联系。跟先前的杨惟德和伊本·巴特兰一样，他离世之时，并未有幸看到解开这些谜团的新发现。我们当前正处在由一系列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知识大爆炸时代，这些创新只有在一个元素的帮助下才能实现，这种元素同时存在于这些并不相关的人和现象之中。
铁，恒星杀手，可能是宇宙中最具破坏力的元素，同时却也是人类生存的万能钥匙。你的身体将它用作从空气中收获氧气的工具，同时也将它用作阻击微生物入侵的武器；从大尺度来看它的作用的话，它既能为虎添翼创建文明，也能为虎作伥毁灭文明。当远处的恒星垂死挣扎之时，也从空间深处发射出大量的疾速“导弹”，而铁就是为你抵挡它们的盾牌。它的故事，也有助于揭示你与宇宙的其他部分在物理上深层的亲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