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64年费曼在意大利的伽利略研讨会上对与会的科学家们发表的一篇演讲。在演讲中，费曼频频表达对伽利略的敬意，并多次提到伽利略的伟大贡献和他曾遭受的极大苦难。费曼主要谈论了科学对宗教、社会和哲学的影响，他还强调我们的质疑能力将决定文明的未来走向。
我是费曼教授，我今天穿得很正式——我一般是穿着衬衫做演讲的，但是今天早晨要离开宾馆房间时，我夫人说：“你必须穿正装。”我说：“可是，我平常都是穿衬衫做演讲。”她说：“我知道。可是，你今天连自己要讲些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最好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就这样，我穿上这件西装来了。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贝尔纳蒂尼教授[1]指定的。正式演讲前，我要说明一点，以我个人的观点看，找准科学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位置，这并不意味着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存在大量的问题，但是它们与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没有太大关系，一厢情愿认定科学和社会在某个方面应该如何理想匹配，并认为这样就相当于解决了所有社会问题，这种想法不过是痴人说梦。所以，请在座各位理解这一点，虽然我会对如何改善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提一些建议，但我并不奢望这些改变能解决社会问题。
很多社会问题正在严重威胁着现代社会，我想重点谈谈其中一个问题，它也是今天演讲的中心内容——尽管我还会讲到很多小问题——我要讨论的中心话题是：我认为现代社会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思想控制可能会卷土重来，甚至愈演愈烈，比如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还有中世纪的天主教统治时期。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态势会愈演愈烈，甚至殃及整个世界。
那好，说到科学和社会上的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当然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事情，就是科学的应用。而且，科学服务于社会，这也是一种文化。但是，今天我不打算讨论科学应用这个话题——我这么做，也没有什么特殊原因。我乐于看到这点——在科学服务社会这个问题上，时下流行的讨论话题几乎完全围绕科学的应用而展开，甚至，科学家的一些研究引发的伦理问题，同样也会经常影响技术的应用。可是，我不打算讲这些，因为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很少被人谈到。另外，为了好玩起见，我想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谈谈这些问题。
可是，在科学应用这个话题上，我要说的是——你们都乐于见到科学服务现实生活——科学知识创造了一种力量，一种改造世界的力量：只有当你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后，你才能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科学知识本身没有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利用这种力量——怎样利用它造福人类而不是制造祸端。简而言之，我们没有科学的“使用说明书”，科学应用的实质就是对科学知识的使用进行有效管理，不要让科学给社会带来太多的危害，而是要让它尽最大可能造福社会。但是，有时科学工作者当然会辩称：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因为科学应用只代表一种潜在的能量，至于你利用它去做什么，那就是另外一码事情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创造这样一种力量肯定是一件好事，尽管人们还需要花费很多心思去想办法——怎样才能控制这种力量，使之造福人类而非荼毒生灵。
我是否还可以这么说，尽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物理学家，而且大多数人会从物理学的角度去考虑科学可能会带来哪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可是我坚信，接下来在学科应用上将要陷入道德困境的那门科学会是生物学。此外，如果说物理学（给人类）带来的是难题，那么生物学发展带来的就是很奇妙的问题了。这种可能性曾经有人撰文暗示过，举个例子来说，赫胥黎[2]写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但是你们还可以想到更多的例子。比如说，很久以后，用物理学知识可以随心所欲地生产能源；生产食物纯粹就是化学的事情——利用原子本身具有的能量，用一定的方式把原子组合起来。人类制造的废物那么多，人们就可以利用那些物质来生产食物，由于物质守恒的缘故，所谓的粮食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当我们找到控制遗传的办法后，严肃的社会问题就会出现——比如，我们怎样利用这个技术去控制物种的繁衍，发挥的作用是好还是坏？设想一下，假如我们要去寻找快乐或其他情绪的生理学基础，或是寻找（一个人）雄心勃勃的生理学机制，你可以想象一下，未来我们能够控制一个人的心理，既可以把他变成野心家，也可以让他胸无大志、庸庸碌碌。那么，最终的结局就是整个世界的覆灭。
整个生物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生物的死亡必然性得不到验证。如果你说，我们要造永动机，可是通过物理学研究，我们之前发现的很多物理学定律都指出：永动机绝不可能存在——除非这些定律全都错了。但是，在生物学中还没有生物必定死亡的定论。我想，死亡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生物学家早晚会有所发现，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他们会找到给我们身体制造麻烦的罪魁祸首，那些可怕的疾病终将被治愈，而人类的肉身也将永恒不朽。总之，你会看到，生物学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梦幻般的改变。
现在，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除了科学应用的问题，还有思想层面的问题。思想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科学本身的产物，也就是科学发展带来的世界观的变化。从某些方面看，这是整个科学研究最光彩夺目的那个部分。而有些人会说：“哦，不，科学方法才是最精华的那个部分。”我的看法是，这取决于你看重的是（研究）结果还是（研究）方法，但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会带来美妙的结果。我不想大谈细节，免得让大家生厌（当然，假如我解释得好的话，你们也不会厌烦）。可是，在座各位都知道科学的神奇——我演讲的对象不是普通大众——所以我不打算讲一些客观事实让你们再次热血沸腾。这些事实不外乎这些内容：我们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浩瀚时空的大背景下，我们人类不过是一系列奇妙的生物进化的结果。我们在生物进化进程中的地位——说得透彻一些，尽管我们说自己是万物之灵，其实人类只是生物进化进程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赋予人们的世界观中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它的一视同仁（普适性）。整个生物学里最有希望成立的一个假设就是：动物做的任何事情，或者生物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从原子的性能这个层面去理解，也就是说，最终以物理定律去解释世间万事万物，而科学家一直以来对这种可能性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例外情况出现——对于这种机制是如何运行的，他们也一再提出自己的设想。因此，我们的知识具有普适性这个事实，其实并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们同样不理解的是，现有理论体系如此完整，我们还要费心去寻找不符合这些理论的特殊例子，而且我们发现，要找到这些例子确实很困难——至少在物理学领域是这样——此外，还要耗费巨资使用那些昂贵的设备，而这一切就是为了找到与已知科学原理相悖的例子！然而，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的描述还有一点很激动人心，那就是天上的星星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地上的奶牛和我们人类自己，同样也是由原子构成的，还有，石头也是由原子构成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想和科学圈外的朋友们介绍这种世界观，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因为他们对基本的科学知识一无所知，而我们却试图向他们介绍最新的科研发现，比如解释CP守恒[3]是什么意思，这反倒让我们自己很困惑。伽利略之后的这400年间，我们一直都在收集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而这些知识是伽利略时代的人们根本无从知晓的信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却是大肆挑战现有科学知识体系的边界。那些登在报纸上的科学知识，看似可能激发成年人的想象力，可那些知识往往是成年人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从未学习过任何基础的科学知识——那些早前科学家发现的、（对科学家们来说）有趣得多的、众所周知的知识。谢天谢地，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在孩子们身上——至少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前。
我要说，我想你们一定也能看到，人们——我说的是普通大众，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的大众——他们对于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的科学全然懵懂无知，而且丝毫不以此为耻，继续浑浑噩噩过日子，既可悲又可怜。我不是责骂他们，我的意思是他们竟然没有丝毫不安，竟然能够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已经说得很委婉了——因此，每当他们看到报纸上出现CP这些字眼，他们就会问“CP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科学和现代社会关系的有趣的问题：这么多常识他们都不懂，生活在这个现代社会，他们怎么还能继续无知下去，过得还挺逍遥快活？
附带说一下，在对待知识和奇迹这个问题上，贝尔纳蒂尼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传授知识，而不是告诉人们会发生奇迹。
知识和奇迹这两个词的意义不同。我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人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而且传授知识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奇迹。学习知识正是在一个合适的框架内学习大自然的奇迹。不过，他很可能认为我只是在玩一个文字游戏，并把探讨问题转变成去纠结字词的含义。不管怎样，我只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身处现代社会，为什么这些民众能够一直无知下去，正常生活还不会受到影响？我的回答是：科学（和社会）是脱节的。稍后我会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其实，本来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而科学（和社会）脱节这种局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后面会讲到这一点的。
就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除了科学的应用和一些已经发现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方面也出了问题，这就是科学理念以及科学研究的技巧——你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研究方法。我很奇怪，人们为什么没能早一点发现这些显而易见的研究方法呢？至于那些简单的理念，只要你试着去用一下，马上能知道它们的好处。也许是因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过来的，其心智进化的过程就像人们新发明了一种工具，它还有各种缺陷，用起来也不是很顺手。人类特有的心智有缺陷——其中一点就是它会被自己的迷信思想蒙蔽和迷惑。科学方法的发现最终为它找到了一条出路，使其能够反映客观世界，这样科学家才能朝某个研究方向迈出一小步，取得些许的进步，而不是一直兜圈子、止步不前。我觉得，今天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非常应景，正是伽利略开启了这种科学新发现的先河。当然，你们都知道这些科学理念和方法。接下来我要做个回顾——同样地，这些内容也需要你们详细讲解，因为你面对的是不从事科学研究的普通民众。但在这里，我只是简单提一下，大家也就知道我要重点谈论哪些问题了。
第一件事是检验证据——呃，第一件事应该是：一开始你肯定是不知道答案的。也就是说，你开始工作的时候并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重要到我要再多花些时间、深入谈谈这个话题。一开始的时候，你面对的问题必须是有疑问的、不确定的，如果你已经知道了答案，那就没有必要去收集任何证据了。首先是有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寻找证据，科学的方法是先做试验。但是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一个很关键的方法，那就是把所有的想法放在一起，然后尝试在你所知的这些事情里找到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联系起来，看看它们是否有内在联系，这种做法很有用处。找出不同的事物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尝试越多，得到的结果越好。
证据收集上来后，接下来就是检验工作，而做这项工作有个惯例：不能只挑选自己喜欢的证据，而是要考虑所有证据，要做到客观对待——足以让检验工作进行下去——也不能完全依靠权威理论。权威理论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但是它不能提供检验工作所需的信息。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当观察到的情况与权威理论不一致时，我们就可以不理会那些权威理论。最后，应该客观公正地记录这些结果。客观公正这个颇有意思的词总会困扰我——因为这意味着在一个人做完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他不能任意改动结果，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这里客观公正的意思是：你汇报的那些内容不能影响读者的判断，要避免与证据显示的情况有出入。
我想你们都理解我说的这些。
所有这些做法、所有这些思想和所有这些研究方法，都根植在伽利略的精神之中。我们在这里正庆祝伽利略的诞辰，我们说的这些观察事物的方法，其发展和传播离不开他的贡献，最重要的是，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方法的力量。不论是在任何一个百年诞辰纪念日，或是400年诞辰纪念日，总有一天人们会这么想：如果这个人现在就站在这里，我们带他看看现在的这个世界，那么，他会说些什么呢？当然，你们会说，这种陈词滥调，你不应该在演讲时提这个。但是，我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事情。假设伽利略现在就站在这里，我们向他介绍当今这个世界的现状，我们想努力让他高兴，或者想知道他的看法。我们会告诉他这些：我们如何对待证据，以及他开创的那些判断事物的方法在当今运用的情况。我们也会告诉他，我们依然忠实恪守他的那一套做法——这已经是科学工作的传统了——这甚至体现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比如数值测量等，它们现在还是很好的研究工具，至少在物理学领域是这样。还有，现代科学直接从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中汲取营养，一直在蓬勃发展。而科学发展的结果，就是如今不会再有巫婆和鬼魂了。
确实，我说定量研究对科学非常有帮助，但是，这里有一个对科学的定义问题。伽利略曾经为之殚思竭虑、呕心沥血的那些学科，如物理学和力学等，现在无疑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此外，这些方法也推动了生物学、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正是借助这些研究方法，我们了解了很多人类的历史和动物的历史，还有地球的历史。同样的研究体系还应用于经济学，从而也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由于一些现实困难，其作用发挥不是很彻底。但是，在某些领域，人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种研究方法，只是嘴上说自己做了定量研究，可是很多人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把这些情况告诉伽利略先生，我会感到很羞愧，但是这就是实情，比如在社会科学领域，定量研究确实做得不好。拿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正如大家所知，对于教学方法的研究，尤其是算术的教学，目前有一箩筐的研究，但是如果你想找出大家都认可的说法，即“某种算术教学法比其他方法要好”，你会发现，虽然有不计其数的研究和大量的统计数据，但是它们根本不成体系、各说各话，所谓的研究不过是拼凑了一些趣闻逸事，完全不去控制变量的实验和变量控制得很差劲的实验罢了，其“研究”结果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最后，我想请伽利略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我必须让他看一些东西，虽然这样做会让我备感羞愧。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科学转到身边的世界，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很遗憾的事情：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迷信思想大行其道，比比皆是。伽利略会说了：“我观察过的，木星（Jupiter，以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朱庇特命名）是一个拥有好几个卫星的星球，它不是什么天神。有没有人告诉我，占星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占卜结果印在报纸上，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每天各种日报都会刊登他们的占卜结果。时至今日，占星师为什么还有市场？怎么还会有人写这样的书，比如《冲突的世界》（Worlds in Collision）这本书，那个作者的名字是以“V”开头的，这是个俄国名字吧？什么？叫Vininkowski[4]？这书怎么还成了畅销书？那些和玛丽·布罗迪（Mary Brody）有关的胡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那都是些荒唐可笑的东西。这个世界总有数不胜数的荒唐事情。换句话说，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迷信思想大行其道，比比皆是。现在还有人在谈论心灵感应，尽管它快要没有市场了。信仰治疗也是日嚣尘上，影响很广，他们还有一全套宗教理论。据说法国的卢尔德[5]出现过圣迹，人们一直去那里朝圣，期望治愈疾病。这样看来，占星术的那套东西也许是对的。某一天火星和金星处于一定的角度，你挑那一天去看牙，也许比其他日子疗效更好。也许卢尔德的圣迹真的能够治好你的病。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如果那是真的，我们就应该展开调查。为什么呢？为了提高疗效呀。如果那是真的，也许我们能够发现星相是否真的会影响人生，通过统计调查，通过科学、客观和仔细地检验证据，我们也许可以提升整个“治疗”体系的效力。假如在卢尔德接受治疗果真有效，那么就有一个问题：病人应该站在离圣迹多远的地方才有最佳疗效呢？他们是否操作不当，以至于灵力对站在后面的人没有发挥作用？又或者，那个地方这么灵验，圣迹边上是否还有大量的空间可以安排更多的人？又或者，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和圣人接触能治好病——最近在美国不少人被推崇为圣人——其中一个圣人没有触碰患者就治好了那人的白血病，看来是用来连接病人床单的缎带提高了治愈白血病的概率（此前缎带接触过那个圣人的一些物件）。现在的问题是，缎带的灵力会不会渐渐消退？你们听了可能会发笑，但是，如果你坚信信仰治疗这事是真的，那么你就有责任去做调查研究，努力提高它的疗效，让接受治疗的人都能满意而归，而不是让它沦为骗人的伎俩。比如说，假如事实证明，那根缎带在使用一百次后就不再起作用。当然，调查结果也有可能是其他结果，也就是说，这件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我要提一下困扰我的另一件事，那就是，现代的神学家们竟然能够煞有介事地探讨一些事情，而丝毫不感到羞耻。他们可以探讨很多问题而不会感到羞愧，但是他们在宗教研讨会上讨论的一些事情，以及必须（经过讨论）得出的所谓结论，身处现代社会，这些事情着实荒唐可笑。我要解释的是，（改变现状）面临的一个困难，也就是这种现状得以持续下去的一个原因，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中哪怕只有一件事被证实是真的，那就会颠覆我们的世界观。如果你能够证明这是真的——无须证明整个占星术是确凿可信的，只需要证明其中的一丁点儿说法——这就会极大影响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刚才大家都笑了，因为我们坚信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是对的，那些说法肯定影响不了我们。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为什么不能清除这些观念呢？可能一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稍后会解释原因——我前面也说过，科学与占星术各不相干（上文提过“科学和社会脱节”——译者）。
接着，我再谈谈一件事情——虽然还有争议，但是我仍然相信这一点——在检验证据和报告证据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时，科学家们应该对同行负有某种责任，你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科学职业道德。怎样提交研究结果才是正确的呢？哪些做法又是错误的呢？那就要求做到客观真实，这样别人才有可能准确理解你的研究报告，这样他们才会尽可能不受你的偏好影响。这一点非常有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方的想法。我们做研究，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推动整个思想观念的进步——事实上，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所以，你得承认，这是科学研究的一种职业道德。我认为，更多的科学家应该具备这种职业道德——虽然明知现实情况不大乐观。这种想法，这样一种科学职业道德，一旦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可能就不是什么褒义词了。一个国家任由另一个国家去评说，还要求做到公道、不偏不倚，这是怎样一种怪状啊——简直比卢尔德的圣迹还要匪夷所思！广告就是一个例子，它对产品的描述极尽渲染之能事，既不科学也不道德。这种无视科学道德的情况可谓泛滥成灾，而人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最后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所以我想，要加强科学家和大众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担负起科普的责任，也就是唤醒他们的科学意识，不能任由民众总是无知无觉，或是容易听信一些哗众取宠的言论，那会对民众的心智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科学的方法对另外一些事也有帮助，那些事情很清楚明了，却变得越来越难以商讨——比如做决策。我并不是说应该利用科学计算工具做决策——像美国的兰德公司[6]那样埋头计算。这让我想起大学二年级在我们谈论女人的时候，发现用电学的术语——比如阻抗、磁阻和电阻——就能把事情看得更透彻一些。当今世界另外一件让科学家胆战心惊的事情，是一个国家选领导人的方式——每一个国家都不例外。举个例子，当今美国的两大政党都会聘请公关专家，也就是职业广告人。这些人训练有素，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说真话、哪些场合应该撒谎。这已经背离了选举的初衷。他们本来应该去指点江山，而不光是绞尽脑汁想政治口号。而事实上，如果你回顾一下美国历史，尽管时局不同，但是很多政治人物都要靠政治口号才能当选。（我敢肯定一点，现在两大政党在银行都存了上百万美元的专项资金，所以，到时各自亮出一些轻易俘获民心的选举口号自然不在话下）。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提供一个经过完全统计后的数据。
我一直都在说科学（和占星术）是“各不相干”。这听起来有些奇怪，我想再回到这个话题。科学当然和占星术有关联，（研究对象一致）——而基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无法理解占星术何以受大众追捧——所以在一点上，两者是有关联的。但是，对于那些信奉占星术的人来说，科学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科学家从来不屑于跟他们辩论这些话题。至于信仰治疗的追随者，他们也根本不必担心科学来挑战他们相信的那一套，因为没有科学家会特意来砸场子。如果你不喜欢科学，你大可不必去学。如果你觉得学习科学知识太费脑子——对一般人来说，确实如此——你完全可以把它置之脑后。为什么人们会把科学置之脑后呢？那是因为，我们科学家还没有行动起来。我认为，我们必须讨伐那些我们科学家们不相信的事情。我们不会动用砍头这种方式，而是要发起大辩论。我觉得，应该是时候要求人们开动脑子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应该更加完整，而不应该随波逐流，什么奇怪的说法都全盘接受，更有甚者，脑子里同时装着两种对立的看法，却不肯稍微动脑子去认真想一想——那是对人类大脑的浪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自己脑子里所有的观点都摆在一起，一一对比和相互印证，这样就会更加明白自己的处境以及“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科学之所以到今天还“置身事外”，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我们一直不主动去做科普工作，一直等到别人向我们请教，才开口解释一些问题，结果等到现在，有人邀请我们去讲讲爱因斯坦的理论，结果却发现听众是一些连牛顿力学都不懂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邀请我们去抨击一下信仰治疗或占星术——有没有人邀请我们去讲讲“当今如何以科学的眼光看待占星术”？
我想，我们科学家需要做的，主要是写一些文章。那会有什么效果呢？这样会制造一个社会大辩论的氛围。相信占星术的人就需要去学点天文学，而相信信仰疗法的人，可能就不得不去学一点医学和生物学知识。换句话说，要让科学和它们产生联系，就必然这么做。我曾经看到这样一句话：科学只要不攻击宗教，一切都好说。这句话启发了我，这让我意识到科学游离于大众之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照那个思路，）只要科学不攻击宗教，人们就不会去关注它，也就没有人会去学习一些科学知识。这样一来，除了科学的一些应用，科学和现代社会就没有什么联系了，乏人问津。而我们的处境就很尴尬，拼命向人们解释一些他们不想去了解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想为自己的观点辩护，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学一点点你的东西。所以我想提醒诸位——也许我这个想法不对，或者根本就是错的——我们过于礼让了。历史上有段时期，人们曾经辩论过这些问题。那时候，教廷觉得伽利略的观点是对教廷的攻击，而现在，教廷觉得当今的科学观点对他们没有什么威胁。没有人把科学视为心头大患，没有人对不科学的“理论”发起攻击。我是说，没人撰写文章，指出当今人们信奉的神学和科学矛盾的地方——更不用说，有些科学家连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从事的科学工作之间的矛盾都无从处理。
接下来的问题，也是我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确实也是我认为最重要、最严肃的主题，那就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质疑精神。科学家从来不会说很绝对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还有，我们说的话都是留有余地的——只是对事情确定的程度不同而已。我们陈述一件事情时，不是判断它到底是对是错，而是它正确或错误到什么程度。“上帝存在吗？”“如果要用疑问句，要问（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问法的改变让宗教人士很不安，而这正是宗教说法不科学的原因。我们必须在一个许可的不确定的范围内探讨每一个问题；更多的证据也许会提高某个观点正确的可能性，或者刚好相反。但是科学绝不会断言一种说法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为了推动科学进步，坚持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就质疑精神而言，我们下结论绝对要留有一定的空间，否则就没有（科学）进步，没有（个人的）长进。提不出问题就难以有长进，而提问题需要有质疑精神。人们想寻找一个绝对的结论——就像板上钉钉那样，可是没有这么确定的结论。因此，人们感到恐慌——什么都不确定，那你怎么活下去啊？其实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你只是觉得自己明白所有这些事情。事实上，你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基于不完全的认知，你并不知道它们到底是怎样回事，或者世界存在的终极意义，还有其他很多事你也未必知道多少。懵懵懂懂地活着，这好像就是实际情况。
质疑精神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至为关键——它在人们与教廷的不断抗争中诞生，那时的教廷拥有绝对的权威，它提供各种问题的答案。伽利略是那场抗争的代表人物，他是最著名的斗士。虽说后来伽利略被迫宣布放弃自己的想法并公开忏悔，但是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现在我们不用走伽利略的老路了，没人逼我们公开忏悔，宣布放弃自己的想法。事实上，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很愚蠢——而在那个历史时期，教会一再要求人们做这种愚蠢的事情。我们很同情伽利略，还有苏联时期有同样遭遇的音乐家和画家。庆幸的是，这种事情近年来变少了。其实，这种公开忏悔毫无意义，不管那些人怎样精心地来谋划。在外人看来，很明显，这种事情根本无足轻重。在介绍伽利略的时候，他的忏悔无须花费时间去讨论——那只不过说明“伽利略上了年纪，而教会势力很强大”。伽利略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个事实我们不用多说，而教廷一直试图迫害他，这个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就人类的潜能而言，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在这个星球取得的成就显得如此之少，这让我们所有人感到沮丧。过去的人们——即便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个噩梦，他们都曾经憧憬过未来。现在，他们梦想的那个未来看似已经实现了，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原来的梦想，然而在更多的方面，今天我们的很多梦想还是之前人们的梦想。以前，人们曾经对这种或那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寄予厚望，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教育的普及——这样一来，人人都可以成为伏尔泰，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教育普及也许是件好事，但是其结果可能有好有坏——你教给学生的可能是真理，也有可能是谬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日益便捷，照理说，这肯定能够改善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取决于你沟通的内容是什么——它可能是真实情况，也有可能是虚假情报；既有可能对别国进行威胁，也有可能传达善意。人们曾经强烈渴望科学能够帮助人类摆脱病痛折磨，特别是药物，好像科学家研制出来的都是灵丹妙药。有时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我们此时此刻在这儿谈论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有些科学家可能正躲在某个隐秘的实验室里，使尽浑身解数制造别人束手无策的病毒。今天我们也许都有这样一个梦想，认为社会全员实现经济富足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也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当然，我不会说这个目标不值得我们去努力。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大力发展教育，或是不应该加强交流，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是，假如说靠它们就能解决这个社会的一切问题，那就值得商榷了。因为在那些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一大堆的新问题，也有可能就是那些老问题，只不过稍稍改头换面了一下——如果我们恰好对相关历史有足够了解的话。
现在我们还不是很富足，我们也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人们，各个时代的哲学家，一直在努力揭示生命的奥秘，生命所有的意义。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生命的真正意义，那么我们人类所有的努力，所有奇妙而巨大的潜能，就都可以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共同努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大步前进，取得重大胜利。因此，我们尝试用很多不同的理念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是有一个问题——整个世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和全体人类的意义等，无数人曾经无数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但是，得出的答案都各不相同。持某种看法的人的所作所为，在持有另一种看法的人那里激起的反应是恐慌——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另一群人在自己对这个世界僵化的看法驱使下生生被推进了死胡同。事实上，可能正是出于这些惊魂经历，人们才看清人类的潜力竟是如此巨大。可能也是这个想法给了我们希望：假如我们能够把这股强大的力量引上正确的道路，世界就会变得美好得多。
那么，整个世界的意义何在？我们还不知道生命的意义。通过研究现有的所有观点，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但是，就在坦陈这个事实的同时，我们或许已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在前进的道路上，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无知时，才有可能给其他想法一个机会。这样我们就不会死死抱定某些事实、某些知识和“绝对真理”不放，而是一直坚持“一切不确定”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冒个险”。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完善了他们的政府，他们称之为“勉强应付着来”。尽管看起来相当笨拙，但是这确实是实现进步的最科学的方式。根据已定的答案来做决策，这是不科学的。要取得进步，你必须给未知领域留一些空间——仅仅是留一些空间。我们人类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类心智的发展还刚刚开始，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们不能现在就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赶向一个方向，还对他们说“这就是终极的解决方案”。守住这条底线，这是我们科学家的职责所在。否则，我们就会被人类目前有限的想象牢牢困住。我们只能做一些我们现在看来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总是能留一些空间供大家质疑和讨论，并在一条接近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坚持前行，那样就不会陷于思想被束缚的困境。虽然，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可是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我希望，到那时候，人们都会深刻意识到：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约束，政府没有权力裁定某些科学理论是否是正确的——政府试图这么做，这是很可笑的事情——他们没有权力决定历史该如何书写，也没有权力左右经济学理论或哲学理论。只有这样，未来的人类才真正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1]贝尔纳蒂尼教授（Benaedini）是该会议主席。——编者
[2]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英国作家，父亲是生物学家，193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是其代表作。该书主要描绘了科学主义的乌托邦，在机械文明下的未来社会中，人的“人”性被机械剥夺殆尽，处于“幸福”状态的人们以几种种姓产生于工业化的育婴房，接受种种安于现状的教育，热爱机械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的未来生活。——译者
[3]CP守恒：电荷和宇称守恒，这是物理学最基本的一个守恒定律，宇称是亚原子粒子的一种内在对称属性，该理论认为粒子相互作用前后的电荷和宇称总量保持不变。——编者（演讲当时CP守恒还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就在1964年詹姆斯·克罗宁和瓦尔·菲奇实验发现在弱相互作用下CP不守恒，为此他们于1980年获得诺贝尔奖。——译者）
[4]其实那个人名是Immanuel Velikovsky，《冲突的世界》1950年由纽约双日出版社出版。——编者
[5]卢尔德（Lourdes），法国南部小镇，位于接近西班牙边界的波河（Gave de Pau）的岸边，传闻圣女马利亚曾在此地指引一女孩找到能治愈疾病的泉源，因而闻名世界。——译者
[6]兰德公司（Rand Company），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