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经有一项被称为“公平准则”的法律，其中宣称，带有电视和收音机信号的无线电波为公众所有。但其实只有几个广播电台是实际存在的，因为这就是模拟电磁工作的方式。
电视很强大，它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政治平台。如果只有少数几个电视台相互协调，播出有失偏颇或虚假的新闻，那么，就缺少一个相对强大的机制来为其他党派提供另外的选择。
因此，根据公平准则，任何使用公共无线电波的人都必须表达所有的观点，而不是选择性地表达某个观点。电视是公众的资源。
这种想法在今天听起来很激进，也很古怪，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很久以前就把它淘汰了。但在当时，公平准则对政界的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很有道理。即便如此，这项法律并没有经过太多的考验。我和一群朋友决定放手一试。
当埃尔帕索地区的电视台不得不重新申请电波使用权限时，我们进行了“干预”——这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术语。这种申请通常是例行程序，但我们在听证会上胜诉了，并强制电视台为一系列广告提供资金。这些广告的目的是反对公共事业部门此前出资为亚利桑那州核电厂所做的铺天盖地的核使用倡议广告。
新墨西哥州的一群嬉皮士突然拥有了一笔来自法院判决的广告制作费。我们能拿这笔钱做什么？非暴力运动往往是社会实验，而社会实验中的一种就是“共识决策”。除了不需要满足每个人这一点之外，它就像维基百科一样，不过这里没有维基百科的精英会把人关在门外。因此，会议时间很长。你开始做白日梦，想象那些自由主义者的快乐。
我们决定用这笔钱拍电视广告。数百名志愿者聚在一起，斟酌脚本、选角、拍摄地等。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根本没想到做出来的广告会如此棒。你知道，它毕竟是通过委员会模式完成的。当广告最终上映时，大部分观众与制作团队中的某个人至少有了间接的联系。因此，我们的小广告赢得了大关注。
我们带来了一种力量，表达出了人们认为大众媒体应该表达的东西，就像是今天的Twitter（推特）所带来的力量一样。
激动之余，我开始产生怀疑。我们并没有对相关事件产生很大的影响。核电厂已经建好了，废料场也建好了。我们也许对美国核电工业的放缓做出了一点微小的贡献，但对我和我的很多同志来说，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说服人们把核电看成邪恶的事物毫无根据。核电只是一种技术，应该抵制的是大规模的核研究。[5]要解决这件事，草根政治的力量太微薄了。
作为一名激进分子，我觉得这些冒险都很有意义，这些冒险正是我生命中那段时期所急需的。但我意识到，我的中心部分依旧是空洞的。
目前还没有任何很好的办法能将科学和政治整合在一起。我开始觉得我在浪费时间，我试图利用政治斗争这一工具来影响真正的工程决策，而后者拥有不同的特性。（后来，这种不匹配也使气候变化激进主义变得复杂化。）
激进主义还存在一个内部问题。你开始是在这项事业中寻找自己的价值，而这种构想实在是太狭隘了。激进分子开始胡编乱造，以激励彼此。你虚张声势，唯唯诺诺。在这项“事业”中，我一些最好的朋友渐渐变得抑郁，甚至有几个自杀了。
有一天早晨，我突然明白了，我应该继续前进。但走向何方？事实证明，那就是爱。
[1] 这种停车的方法听起来可能有点恐怖，但在汽车历史的早期阶段，这种方法并不罕见，而在我们那个贫困地区，汽车行业仍处于早期阶段。这并不常见，但也不是非常新奇的做法。
[2] “原子能为和平服务”这一倡议回顾了美国总统怀特·艾森豪威尔著名的联合国演讲，以及扩大核技术在武器以外的用途的政策，以此消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阴影。
[3] 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阿弗奇·约翰逊效应”。
[4] 如果工程师可以证明某项设计是安全高效的、与武器无关的，而且不会产生致命的、不可降解的废料，那么，核电就是非常好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实现，但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不能实现。
[5] 康伦·南卡罗是墨西哥市的一名作曲家。我曾经在《互联网冲击》（Who Owns the Future?）中描述了我与他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前反法西斯”的他在西班牙与亚伯拉罕·林肯的军队交战，之后，生为美国人的他拒绝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康伦用手击打自动钢琴来实现完全的自由和时域的准确度。他是一名探索艺术无限意义的先锋艺术家。如果你想听他的作品，试试看能不能找到1750年的老黑胶唱片。后来的数字唱片听起来有些干巴巴的，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