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选择硅谷第一份工作的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些面试。那些日子犯下的错是值得回忆的，因为第一印象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能让你认清自己以及你遇到的事情。
我当时正在摸索着VR事业，但没有任何与VR相关的工作，因为没有一家VR公司。（在那些年，你不能凭空为一家初创公司筹到钱。）甚至没有人知道“VR”这个词。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不大可能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空军这些地方研究飞行模拟器。
我最符合条件的是进入刚起步的电子游戏行业，尽管我有点厌恶这个行业。不过这个行业至少有一个艺术和音乐的外壳。
厌恶？确实是。我不喜欢固定的规则。我无法想象我要在斯金纳的实验室里做一只小白鼠，接受反复奔跑的训练，即使是更先进一点，接受遥控主人设计的小课程，依旧令人难以忍受。一想到成百上千的人同时在我可能发明的迷宫中奔跑，我就觉得头疼。
在这个技术世界里，很多人都沉迷于我认为很无聊的、在某种程度上很羞辱人的游戏，因为你必须接受成为实验室的小白鼠。我把这些游戏看作描绘道德和社会失败的一种数学方式。[2]生活中应该拒绝这种幽闭式游戏，而不是擅长这种游戏。最重要的数学就是为了避免固定规则的游戏和提前定下的赢家与输家。
无论如何，游戏是能赚钱的唯一一种交互式艺术形式。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
我的第一次面试是在金门大桥对面美丽的马林县。乔治·卢卡斯正在创建一个电影数字特效机构，但同时也提供视频和音频编辑服务，该机构准备进军电子游戏行业。你可能以为我是因为《星球大战》（Star Wars）才对这份工作感兴趣，但并非如此，我对它感兴趣是因为我的偶像伊凡·苏泽兰的一个名叫艾德·卡姆尔（Ed Catmull）的学生已经开始从事这类数字特效工作。
我进入了一个没有标志的工业大楼，迎面而来的是阿更山脉的巨幅画作，这就是我小时候常常在新墨西哥州看到的山峰。怎么会这样？原来，这里另一位名叫匠白光（Alvy Ray Smith）的元老级数字大师是来自我们那片沙漠的移民。
看到匠白光，我感到很高兴，又有些迷惑，好像宇宙碰撞一样。他的老家和我的穹顶非常近。关于他，我最了解的就是他的出色成果衍生出了《生命游戏》（Game of Life）。
《生命游戏》是由数学家约翰·何顿·康威（John Horton Conway）创建的一个游戏程序，它展示了一个基于简单规则的点状网格，即这些点根据相邻点的闪烁情况而闪烁。通过调整规则和这些点的初始模式，你可以看到不可预知的惊人场景，好像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微缩的活跃宇宙一样。
匠白光证明，你甚至可以在这个游戏的范围内，制造一台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也就是世界中的世界。多年后，这一想法由斯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 Wolfram）普及。你自然会开始猜想，我们是否就生活在与《生命游戏》类似的程序中。
还有一种扩展版的“游戏”，它不会把玩家固定在一个小小的抽象监狱里。
匠白光的工作给了我安慰。在知道《生命游戏》这样的确定性游戏可能会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后，我心中黑暗的焦虑就消失了。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如果了解未来的唯一方式是实际操纵宇宙，那么，在我的哲学来看，这件事是否是决定论的也就不再重要了。也许有，也许没有。在宇宙的内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这个问题仍有争议。
当然，最有用的物理学可能包括随机性，也可能不包括随机性，但对哲学来说，这已经不再重要。数学不会扼杀自由！对自由意志现实的信念与对它的拒绝同样有意义。
黑客一直在这些想法上进行争论。“拒绝自由意志的能力就是自由意志的一个例证。”“你是说，你刚才所说的不能在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宇宙中说出来吗？错！我可以编写一个程序，现在就把它说出来。”
匠白光这个人就像他的数学一样安慰人心。他以愉悦的态度对待计算机和生命，我至今都很喜欢这样的态度。抽象是感性的！致力于“宇宙是新兴的、不可预测的”这一理论的物理学家，往往热情洋溢、幽默风趣，就像李·斯莫林那样。
我们还是回到我的故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