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试图向那个女朋友解释时，我的内心深处正在燃烧着一种奇特的乌托邦式的迷恋。
我觉得这个世界需要一个工具自发地发明新的虚拟世界，以此表达难以理解的想法。如果你刚好能够想象出正确的虚拟世界，它将开启灵魂、数学和爱情。
请把这个想法是否疯狂暂时放在一边。20世纪80年代初实际执行的任何概念都是疯狂的。我进行了尝试。
首先，我与对“可视化编程”感兴趣的一小群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要通过操纵图像，而不是操纵文本字符串，来控制计算机的功能。
计算机还是很慢，你甚至可以感觉到它们的内部在搅动，而这个速度恰好是在人类直觉的掌控中。编程非常具体。因为你可以想象出机器内部的样子，所以能很容易地想象到它在计算机图形中的可视化。
当时的编程是伊甸园，而今天的编程则是一个拥挤的官僚机构。代码就是通过云中无限层次的已有结构，协调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沉迷于编程的可视化和视觉化的人。我曾经在《哥德尔、埃舍尔、巴赫》（Gödel, Escher, Bach）中读到有关斯科特·金（Scott Kim）[5]的故事，我也从沃伦·罗比内特（Warren Robinette）的电子游戏中了解到了他本人。我和同伴聚在一起，工作到深夜，画出各种草图，描绘人们怎样发明出互相连接的数字世界。
我有一个奇怪的小项目，它是一个通用的纯粹声学编程语言，与视觉毫无关系，完全是由唱歌控制的。
1982年左右，很奇怪的是，我变得有钱了。我有电子游戏版税！如果把这笔钱投入房地产或股票，我会觉得很不正常，很奇怪。我唯一可以想象到的用途就是创造我一直在尝试的梦境机器。
那个时候，即使在预算不错的情况下，在车库里构建VR也是不可思议的。即使预算没有限制，你也不大可能买到一台能很好地实时渲染虚拟世界的计算机。
但可以想象的是，你能够在实验性编程语言中自筹资金，进行研究。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我在附录二中解释了我当时打算做的事情，希望你能花一点时间看一下。目前来说，关于剩余的故事，你只需要知道，我正在研究一种被我称为“显性”的编程方法。
[1] 在2016年，搜索“租一个妈妈”，你会看到很多保姆、家庭护理和劳动交换服务。据我所知，今天的这些关注点与20世纪80年代的传奇并没有任何关系。在我们那个年代，搜索是基于文本的，所有东西的每个名称都物有所指。
[2] 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女黑客。大体来说，编程这个行为就是一种女性化的发明，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专业越来越男性化。自从一个女人为第一家电子游戏公司雅达利编写了名叫《蜈蚣》的热门游乐场游戏后，硅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黑客。
在那个年代，更具统治力的文化把硅谷排除在外，不让硅谷有机会展现它真实的色彩。我们真心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记得这是一种公平与傲慢交锋的真实感受，因为我们认为，黑客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光荣、最重要的事情。
[3] 没人能确定，但大约40个人中就有一个会遭遇和我一样的情况，而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可能多年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毫无疑问，其他人永远都不会意识到。
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认人，比如你可以通过他们出现的地点以及他们的同伴认出他们，对脸盲症怪人来说，则是通过他们的动作、有目的的闲聊、穿衣风格或配饰选择来认出他们（曾经风靡一时的刺青非常有用）。
[4] 斯科特·金以对称书法和数学舞蹈团以及他在可视化编程方面的成果而闻名。他在《哥德尔、埃舍尔、巴赫》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在1979年所著的畅销书。侯世达第一次向公众介绍了生活和宇宙的数字视角。沃伦·罗比内特创造了《洛奇之靴》，这是最早的建造类电子游戏之一，其中，玩家在早期的八位计算机屏幕上构建可视化功能程序。沃伦后来加入了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的VR实验室。
[5] 在这个时期，黑客文化多多少少都是嬉皮士文化的一个子集，而嬉皮士常常认为自己拥有所有权。
例如，有一些黑客认为性应该像软件或空气一样“免费”。想想我们曾经去过的旧金山技术工社的口号：“每个人都有权享用足够的空气、水、性、食物和教育。”在当时，这是一种温和的暗示——几乎是禁欲式的。只是“足够”，而不是多余，这样才会有周转的余地。社群主义就是可持续的性权利，数学意义上的性义务。
为什么我几乎懒得争论？“如果在这件事上，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不想拥有其他人认为的‘足够’的性，那会怎么样？”
“你在担心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一切都会相互抵消的。”
“但如果没有呢？”
我最终与可以想象的每一个加州乌托邦人士进行了这种争论，包括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们都低估了一个人可能不适合一个“完美”体制的可能性，不管是在性方面，还是在其他任何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