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人们都在思索这一可能：有一天，人类能否超越人体的极限，运用科学手段转移自己的思维并将之保存。这种思索可以追溯到十分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费多罗维奇·费多罗夫（Nikolai Fedorovich Fedorov）。费多罗夫出生于1829年，是俄罗斯宇宙主义者。宇宙主义融汇了东西方哲学的理论，具有俄罗斯东正教的虔诚与率直。今天一些未来主义者的这种宗教般的热情通常与最新的尖端科学齐头并进，这很大程度上脱胎于俄罗斯宇宙主义。费多罗夫将进化设想成以智能和实现它的探索为中心的过程。他认为，人类是自然史的顶峰，应该运用一切可行的理由和道德去指引自然选择之手。这种观点引发了人们的一种兴趣：利用科学方式实现彻底的寿命延长和肉体不朽，并且最终恢复所有逝者的生命。所有这些死而复生的人们生活在哪里呢？费多罗夫认为太空和海底可以成为人类的殖民地。就像众所周知的谷歌将民主和数据驱动的方法融入生活中一样，费多罗夫宣称：“人人都必须学习，一切都是知识和行动的对象。”
尼古拉·费多罗夫的想法很快受到了他人的追捧。法国社会学家珍·菲诺特（Jean Finot）于1909年撰写了《长寿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ong Life）一书，在书中，他推崇利用科学来设计人生和制造生活物质。英国进化生物学家J. B. S. 霍尔丹（J.B.S. Haldane）1924年发表的《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随后认为，进化可以通过定向突变在子宫里进行。在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创作其反乌托邦小说《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时，霍尔丹的想法对他影响很大。在1927年出版的《为生存能力而奋斗》（The Struggle for Viability）中，布尔什维克作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Bogdanov）宣称：自然寿命正因为社会缺陷而被人为缩短。如果改善这一状况，波格丹诺夫写道，我们的生命至少应该“持续120—140年”。同期，X射线先驱J. D. 伯纳尔（J.D. Bernal）于1929年撰写了《世界、众生和恶魔》（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这本书详细说明了费多罗夫的“空间殖民”的概念，并描述了其延长人类寿命和增强人类智能的理论。
这些长篇大论今天读起来仍然引人入胜，但是只有当在计算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20世纪晚期交流工具的一部分时，超人类主义才真正生根。特别是随着年华老去，许多人工智能保守派也将注意力转向了能够帮助他们延长自然寿命的技术上。
其中一人就是马文·明斯基。1994年，67岁的明斯基为《科学美国人》写下了一篇名为“机器人是否将接管地球”的文章。在这篇4 500字的文章中，明斯基指出，我们了解死亡，我们正在解决死亡问题的途中。他将死亡划分成两种独立的范畴：肉体的分解和灵魂的分解。他指出，身体是（相对）简单的部分。之前他就指出，人类的平均寿命从古罗马时期的22岁到1900年发达国家的50岁，一直在不断增长。随着科学对基因的不断研究，明斯基认为我们将能够改变许多当前影响人们未来生活的条件。他将人类与动物界进行比较，并提到了一个涉及地中海某种章鱼的实验。产卵之后，这种章鱼不再进食，并且很快饿死。然而，当科学家将孵卵的雌性章鱼的视神经腺体移除，他们发现章鱼抛弃了自己的卵，并重新开始进食和生长，比未经改变的章鱼寿命大约延长了两倍。出于延寿的目的，我们也在人类身上也进行了类似的手术——移除恶性肿瘤或者对人们进行重要器官的移植以挽救生命。
正如人们从将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人工智能的研究上的科学家那里了解的那样，明斯基认为大脑更加复杂。他写道：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似乎已经达到了智能发展的顶峰，毫无变得更加智慧的迹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比牛顿或阿基米德更伟大的科学家吗？近几年有超过莎士比亚和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家吗？2 000年来，我们已经学会了很多，然而，仍有许多古代智慧似乎颠扑不破，这让我不禁怀疑我们并未取得多大进步。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应对个人目标与全球利益的冲突。无论何时，我们在制定重要决策时总是缺乏判断，我们对自己不确定的事总是听天由命。
当互联网开始腾飞时，建立一种“蜂群思维”的想法引发了时代思潮。但明斯基并不仅仅是希望保存信息并使其为后代所用。他希望全面地看待它。他写道：“最终我们将使用纳米技术完全替代我们的大脑。一旦突破了生物学的限制，我们就能够决定我们生命的长度，不但可以选择长生不老，还可以选择其他现在无法想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