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1821年，他的父亲是贵族，在莫斯科的圣·玛丽医院当外科医生。他对自己与生俱来的贵族身份相当重视。服刑期间，他的贵族身份曾被剥夺，为此他深感苦恼，于是一从狱中获释出来，他就竭尽全力求助几个颇有影响力的朋友为他恢复身份。和欧洲别的国家的贵族制度不同，在俄国，人们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途径获得贵族头衔，有的在政府部门谋到适当的职位，或是使自己比农民和商人更加富有，都可以自封为贵族。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一般的白领家庭。他的父亲性格严厉，放弃自己的一切享受和闲暇只为使自己的七个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会他们适应生活的不幸与艰苦，做好承担生活职责和义务的准备。孩子们一起挤在医院两三间医生宿舍中，不允许单独外出，更没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一个朋友。父亲除了在医院任职外，还靠私人营业获得一些额外收入，最终在距莫斯科几百英里外买下一座小小的庄园。到了夏天，母亲才带着他们去庄园生活，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滋味。
费多尔16岁那年，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将家里年龄较大的两个儿子米哈依尔和费多尔送去彼得堡一家军事工程学校读书。哥哥米哈依尔由于身体太弱被拒绝入学，费多尔不得不和他亲爱的哥哥分开。他常常感到孤独和苦闷，父亲不愿意，也没能力再给他钱，他也因此连书籍、靴子等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甚至交不起学校规定的费用。在安置好两个大儿子后，父亲又把另外三个孩子寄养到孩子们在莫斯科的姨妈家里，他关闭了私人诊所，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住进了乡下的庄园。他开始酗酒，对孩子们变得非常严厉，对庄园里的农奴更是十分残暴。终于有一天，他被几个农奴杀死了。
那是1839年。费尔多虽说对待工作缺乏热情，却总算得心应手。他完成学业后找到了一份工程局绘图处的工作。他一年有五千卢布的收入，这其中除了自己的薪水，还包括从父亲那儿继承的部分家产。他自己租了一套房间，开始沉迷于打撞球和赌博，大肆挥霍钱财。这年年末，他对自己绘图处单调、乏味如削马铃薯一般的工作终于感到厌烦，便辞职而去。可这时的他早已欠了一屁股债。也正是从这时起，他一直困在债务中，直到去世。他一直难以改掉花钱大手大脚的这个习惯，即使因为挥霍无度而陷入绝境，也从不懂得自我克制，他的性情亦反复无常。曾有一位对他颇有研究的传记作家认为，他对金钱的需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点连他自己也认同。一旦觉得自己有了钱，就会千金散尽，只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他是如何屡屡陷入自己陋习的泥沼而难以自拔的。
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开始创作一个中篇小说，也正是在写完这篇小说时，他下定决心当一名作家。这篇小说便是《穷人》。那时的文学圈里，他只认识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后者曾向他约写一篇评论，他却将自己的小说拿给了他。那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晚回到家中，在和朋友们朗读和讨论了一整晚他的小说后，大概凌晨四点的时候，他才走回住处。由于毫无睡意，他便坐在敞开的窗前欣赏夜色，直到一阵门铃声响起。“是格里戈罗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他们激动地冲进房间，眼含泪水，不停地拥抱我。”那天晚上，他们轮流大声地朗读了他的小说，读完之后已是深夜时分，他们还是决定马上去找他。“就算他睡觉了也没事，”他们说，“我们必须得叫醒他，这可比睡觉重要得多。”第二天，小说手稿就被涅克拉索夫送到了当时最著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手里。别林斯基在读完小说后表现得像那两人一样，兴奋不已。就这样，这篇小说得以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此一举成名。
他并不为自己的成功而感到得意。有位名叫巴纳耶娃·戈罗夫耶娃的夫人这样描述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印象，她当时邀请他去她的公寓做客：“一眼就发觉，新来的客人极其羞怯、敏感，他身材瘦小，一头金发，脸色略微有些病态，小小的灰色眼珠转来转去，显得很不安，嘴唇苍白而且不停地抽搐。他几乎认识在场的每一个客人，却羞于和他们交谈。有几个常客甚至想以赶他出去的方式来提醒他，应该和大家打成一片。那晚过后，他便常来拜访我们。他也渐渐不再胆怯，直到后来，他甚至……热衷于进行完全自相矛盾的辩论，借机放纵自己，满口胡言。事实上，即使他失去自制力，开始标榜自己作家的身份，傲慢而自负地炫耀自己时，仍旧带着年轻人的那种羞怯。换一种说法，突然从一个灯光耀眼的入口走上文学舞台，赢得世界上许多一流文学家的赞美后，他被冲击得恍恍惚惚、头昏目眩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在那些二流的年轻作家面前，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得意感……他用略显苛刻、自负的口气，尽情地在同行们面前炫耀自己不可估量的才能……尤其是，他怀疑所有的人都想要蔑视他的天才。他对别人的每一句话都仔细分析，一旦发现有人想要狡猾地贬低他，或者哪怕用某一个字眼侮辱他时，他便怒火中烧，立即发起一场争吵，向想象中那个侮辱他的人发泄自己心头冒出的怒火。就这样，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简单平常的客人，也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贵客。当时他踌躇满志地签了合同，准备写一部长篇和几个中篇。他肆意挥霍预支的稿费，生活放荡不羁。他不听朋友们的劝告，而是不断地和他们争吵，哪怕是帮助过他的别林斯基也不例外。他从不相信人们会“真诚、纯粹地赞美他”，他说服自己，坚信自己是天才，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与此同时，日益累积的债务逼迫着他不得不快速写作。一种神经性疾病长期纠缠着他，他不得不担心疾病发作后自己会发疯或者得上肺病。受此影响，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均以失败告终，长篇小说也令人不忍卒读。那些之前赞美他的人达成共识般开始转而攻击他，他的创作生涯宣告结束。
就这样，他的文学创作突然中止。随后，他加入了一个年轻人的秘密小组。深受当时西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年轻人试图进行社会改革，尤其针对俄国的农奴解放和书报检查制度。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反政府行为，只不过每星期组织一次聚会，对种种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警察盯上了。全体成员被捕，并在不久后便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士兵刚要举枪行刑，信使送来命令，改死刑为流放西伯利亚。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在鄂木斯克监狱服四年苦役。刑期结束，他又被勒令去服兵役。在被押往彼得堡要塞执行死刑的那天，他曾给哥哥米哈依尔写过这样一封信：
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集体被押送至谢米洛夫斯基广场，准备执行死刑。十字架送来让我们亲吻，匕首在我们头上折断，丧服（白衬衫）也已准备妥善，随后命令我们中间的三人站到木栅前被处死。我是这一排的第六个，我们被分成三个组，我属于第二组，我没几分钟可活了。我想念你，哥哥，想念你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唯有你占据在我的心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有多爱你，我最爱的哥哥！我还有拥抱帕来斯契耶夫和杜洛夫的时间，他们就站在我的身边，在向我道别。最后，另一个命令传来，那几个本来准备到木栅跟前受刑的人又被带了回来。传令的人向我们宣读了文件，说是皇上准许我们活命，又一一宣读了最后判决。只有巴姆一人被完全赦免，他被带到与他的判决相同的那一排人中间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写过一部成功的作品，描述了自己在监狱服刑的可怕经历。我们在他的描述中看到，入狱不到两个小时，他这个新犯人就和那些老犯人如家人般相处得亲密无间了。他解释道，这和跟贵族绅士们的相处不同，面对他们，不论他怎样谦卑、忍耐，或者怎样显示智慧，得到的始终是鄙视、痛恨、不被理解和信任，更不会被当作朋友或者同伴。然而，尽管服刑的几年中他渐渐不再成为众矢之的，他依然感到痛苦，像个陌路人一样，孤独始终如影随形。他曾经历过短暂的荣耀，现在却再也不是一个像样的绅士了。他在狱中的生活卑微、穷困而潦倒，正如同他的出身。他的朋友（同时也是狱友）杜洛夫深受众人的爱戴，这令他更加觉得痛苦和孤独。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来自负、多疑而急躁，他性格上的弱点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尽管有众人的陪伴，他仍觉得孤独，这种孤独让他开始自我反省。“这种精神上的游离，”他写道，“给我机会去回顾以往的生活，细察自己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动机，无情地、严肃地审判自己。”在狱中，他唯一能够读到的书是《新约圣经》，他反复研读，深受每一个字句的影响。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宣扬基督教义，在自身性格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他逐渐变得谦卑而虔诚，不断压制自身的普通人性需求。“不管经历了什么，你都得始终保持谦卑，”他写道，“要想着你过去的生活，想着你将来的生活，想着你的灵魂里深藏着怎样的卑劣和邪恶。”狱中生活使他变得不再傲慢和自负，出狱后，他不再是一个革命者，反而成为一名坚定的教权和法律的维护者，同时也变成一个癫痫病人。
苦役刑满后，他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亚的驻防部队中服兵役，继续服刑。那里的生活极其艰苦，但在他看来，这些艰苦正是对他自身罪孽的应有惩罚。他曾谋求的社会改革是一大罪孽，对此他已认定。他在写给哥哥米哈依尔的信中说：“我并不抱怨，这是我的十字架，我必须背负它。”1856年，得益于一个老同学为他说情，他离开原先的部队，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他开始自己的社交生活，还爱上一个名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伊沙耶娃的女人，她已经有孩子了，是一个政治流放犯的妻子。她的丈夫后来死于酗酒和肺病。据说，她是个相貌美丽的金发女人，个子中等，身材苗条，高贵而多情。除了这些信息，人们对她知之甚少，只知道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生性多疑、嫉妒心强，且喜欢自怜。他成了她的情人。但没过多久，她就跟随丈夫移居到四百英里以外的另一个边境驿站去了。而她的丈夫也不久便死在那里。在获知她丈夫的死讯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写信给她，向她求婚。但她犹豫不决，一方面是因为两人的贫穷，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已移情于一个名叫瓦格诺夫的“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的年轻牧师，并已成了他的情妇。尽管深陷热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嫉妒得发狂，但是在自我贬抑的强烈冲动下，又或是小说家将自己当成小说人物的幻想，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郑重宣布，瓦格诺夫是他情同手足的朋友，他恳求另一位友人出资，帮助瓦格诺夫和玛丽亚·伊沙耶娃完成婚礼。
无论如何，他想扮演一个为了挚友的幸福可以牺牲自己、纵使自己心碎也在所不惜的角色，相比之下，玛丽亚则是一个自私的人。虽然瓦格诺夫“品德高尚而富有同情心”，却身无分文。那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已当上军官，再加上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宽宏大量，他成功地挽回玛丽亚的芳心，她心甘情愿嫁给他，而不是瓦格诺夫。终于，他们在1857年结婚。由于没有什么钱，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到处借债，直到再也没有可借钱的地方。他打算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但受限于囚犯的身份，发表作品必须得到特别许可，这并非易事。更何况，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很不如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此归咎于妻子的多疑、抑郁和想入非非，却忘了自身性格的急躁、易怒和神经质。他试着写一些小说片断，写完随手一搁，又开始写新的。最终，他只发表了少量并不重要的作品。
1859年，在经过自己不断的上诉以及朋友的帮忙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回到了圣彼得堡。关于此事，欧内斯特·西蒙曾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公正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恢复自由，运用了十分卑劣的手段：“他写过一些‘爱国诗歌’，一首庆贺亚历山德鲁皇后的生日，一首赞颂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加冕，还有一首哀悼老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他给当权者写信，甚至直接写给新沙皇本人，恳求赦免自己。在这些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年轻君王深切的、坚定不移的拥护与爱戴，称其为‘永放光芒的太阳’。他还信誓旦旦地说，不论这位君王有何旨意，他都准备为其献身。对于使他受苦役的那些‘罪行’，他表示随时愿意认罪，更是不断强调自己一直以来的悔过之心，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深感万分痛苦，等等。”
他与妻子，以及妻子之前所生的儿子在首都圣彼得堡住下来，并和哥哥米哈依尔一起创办了一份刊名为《当代》的文学杂志。他创作的两部小说《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均发表在《当代》上，且大获成功。随后两年，他的经济生活渐至宽裕。1862年，他去西欧周游，杂志就留给哥哥米哈依尔主办。西欧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他认为巴黎是“最令人厌烦的城市”，那里的居民心胸狭隘、嗜钱如命；在伦敦，他震惊于穷人的惨状和富人虚伪的体面；他去了意大利，却对那儿的艺术毫无兴趣。为了阅读维克多·雨果的四卷本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他特地在佛罗伦萨待了一周，随后他没有去罗马和威尼斯，直接返回俄国。在这期间，他的妻子患上了慢性肺结核。
西欧周游的前几个月，40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一个年轻女子，她曾在他创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这位名叫波琳娜·沙斯洛娃的年轻女子20岁，还是处女，长得十分漂亮，也许为了凸显自己很有学问，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西欧的游历，返回圣彼得堡后，两人就成了情人。后来，由于发表了一篇内容不得当的文章，杂志惹了麻烦，不得不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决定再出国一次。他说自己出国治疗癫痫病，他这病的确时有发作，但这不过借口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去威斯巴登赌博，他认准了赌博是个赚钱的好办法。同时，他和波琳娜·沙斯洛娃约好在巴黎会面。于是，从杂志的作者基金中借到一笔钱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俄国。
果然，他在威斯巴登赌得不亦乐乎，根本离不开赌桌，能让他稍离赌桌的只有他对波琳娜·沙斯洛娃的炽烈热情。他们本计划一起去罗马，哪知这个年轻而轻浮的女孩在巴黎等待他的期间竟和一个西班牙医科大学生打成一片，后来在他弃她而去后，她不禁心烦意乱。一个轻浮放荡的女人的情绪是很不稳定的，她突然提出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接受了她的要求，提出两人“以兄妹的身份”同游意大利。她想着自己无事可干，便答应了他的提议。然而，终是因为缺钱，计划不得不搁浅，他们不得不靠典当衣服度日。在经历“饱受折磨”的几个星期后，他们终于分道扬镳。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俄国，发现他的妻子此时已病入膏肓。又过了六个月，她离开了人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的妻子，那深爱着我的人，和我深深爱着的人，在我们仅仅住了一年的莫斯科寓所中离开了人世。整个冬天，我都一直守在她的床边，从未离开过她的枕畔……我的朋友，她对我的爱是无限的，我对她的爱也无法用言语表达，但我们的结合并不幸福。日后待我和你见面时，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现在，让我抛开这些，抛开我和她之间的种种不愉快。我们间的爱恋从未失去，我们一向爱得深沉笃定，直到遭此不幸。听了这些，你大概会感到奇怪，她是我这一生见过的最高尚、最善良的女人……
这份关于爱的热烈表白多少有些夸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一起创办了另外一份杂志，为了联系杂志的相关事务，那年冬天他曾两次去往圣彼得堡。这份杂志的风格看上去比《当代》要更加带有偏见，注定要失败。他的哥哥米哈依尔在患病不久后也去世了，留给他两万五千卢布的债务，同时他还得赡养哥哥的遗孀和孩子，还得在生活上接济哥哥的情妇和私生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有钱的姨妈借给他一万卢布，即使这样，到了1865年，他依然宣布破产。除了手中一张一万五千卢布的借据，他还有另外五千卢布的口头债务。债主们很难对付，为了躲债，他不得不从杂志的作者基金中再借一笔钱，并拿到一部长篇小说的预支稿费（他签订合同，确定了交稿日期），他打算再去威斯巴登的赌桌上碰碰运气，也顺便和波琳娜·沙斯洛娃见见面。他向她求婚，但她对他的感情早从爱恋转为憎恨。人们一度以为她会答应他的求婚，毕竟他是个知名作家，又是杂志的编辑，这都是为她所欣赏的。然而，现在杂志早已停刊，何况他的相貌也被时间摧残得不成样子：头发掉光的同时，还患有癫痫病。她难以忍受甚至异常厌恶他强烈的性要求。毕竟，在女人眼里，再没有比失去肉体吸引力的男人提出的性要求更加难以忍受的了。于是，她离他而去，回到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桌上把钱财尽数败光，甚至典当了自己的手表。因为没钱买面包，他一个人静坐在房间里，以此抑制食欲。这时，他开始创作另一部小说。他说，那部小说是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和时间的催促而完成的，他身无分文，又经常卧病在床，几乎陷于绝境。那本小说就是《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到处求助于人，甚至跑到与他发生争吵的、他心中本极其轻视厌恶的特杰涅夫那里求助，借到他的钱后才回到俄国。当时他正埋头写作《罪与罚》，突然想起自己曾在一份合同中定下一本书的交稿日期，这份合同对他极不公平，如果他逾期不交稿，出版商就可以随便出版他往后九年间的全部作品而无须向他支付分文。在几个乐观的朋友的建议下，为了赶写书稿，他雇用了一个速记员。两人仅仅花了二十六天时间，就完成了一部名为《赌徒》的长篇小说。那位速记员是一个20岁的年轻女子，长相普通却十分能干，富有耐心和献身精神，这深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赏。1867年初，他们结婚了。他的亲戚们对这桩婚事大为不满，担心他婚后会减少对他们的接济，对这位新娘百般挑剔。正因为这点，同时也为了躲避债务，她劝他离开俄国。
这次出国，他们整整在外待了四年。一开始，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他的妻子）就知道，和这位知名作家在一起生活会很困难。他的癫痫病愈发严重，再加之他平时便脾气暴躁，处事草率，却又极度自负。另外，他在婚后还和旧情人恢复了书信往来。对于可怜的安娜，要做到坦然面对这一切并不容易，但作为一个品格极不平凡的年轻女性，她硬是把所有的苦果都咽了下去。他们一同前往巴登，在那里，他又陷入对狂赌的痴迷而无法自拔。他输光了一切，又和过去一样，写信给每一个可以求助的人，向他们借钱。然而，钱一寄到，便立刻被他输光在赌桌上。他们把所有值钱的物品都典当了，不断地搬家，寻找租金更便宜的公寓，有时甚至没钱吃饭。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怀孕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他刚赢了四千法郎）写在一封信里的一段话：
安娜恳求我，拿到这四千法郎就该知足了，她想让我们马上离开此地。然而还有补救一切的机会，那么简单，有那么大的可能性，不是吗？一个人除了自己赢钱外，每天还能看到别人赢了两万或者三万法郎（他看不到那些输钱的人）。谁是圣人呢？要我说，钱才是最重要的，我下的注不仅包含我输掉的钱，还包含我输掉的最后一点理智，我简直愤怒到了极点。我输得精光，我典当了自己的衣服，安娜也典当了她所有的东西，甚至包括她最后的一件小首饰。（这是怎样的一个天使啊！）她给予了我多么大的安慰！在可恶的巴登，我们不得不住在铁匠铺上面的两间陋室里。她是那么累！最后，什么都输光了。哦，那些卑鄙的德国佬！他们无一例外全是放高利贷的，一群恶棍和无赖。房东在知道我们无处可去的情况下，竟然提高了房租。我们只好逃离了巴登。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日内瓦，他为此欣喜若狂。但他仍然在赌。每当赌输了，他就一直沉浸在后悔中，认为自己无药可救，竟然输光了妻子和孩子急需的钱。然而，只要身上还有几个法郎，他便忍不住回到赌场去。孩子在出生三个月后不幸夭折，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痛不欲生。尽管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再次有了身孕，他却觉得，对于另一个孩子，他再也拿不出给第一个孩子的那样深刻的挚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