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最出名的评论家眼中，契诃夫在短篇小说家中的地位可谓无人能及。的确，其他人在契诃夫面前都得靠边站。赞赏他，说明你鉴赏力不错；不喜欢他，则相当于你承认自己是庸人加外行。他的短篇小说自然成了年轻作家们学习的摹本。这很好理解，契诃夫那样的短篇小说写起来显然要比莫泊桑那样的更简单些。
不说叙述技巧，只是虚构出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其实也是极困难的，冥思苦想没什么用，必须得有这方面的天赋。契诃夫虽然才智出众，却偏偏缺少这一天赋。
如果你想给别人讲他的短篇小说，会觉得讲不出什么来，因为它没有故事，平淡，甚至流于空洞。有人想不出故事，却照样写出了小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本领。只要想出两到三个人物，把他们相互的关系介绍一下，轻轻松松，小说就写好了。所以，只要你觉得这能称为小说艺术，还有比小说更方便的艺术吗？
不过话说回来，以一个作家的缺点来评价其创作，总显得不大高明。我坚信，如果契诃夫能想出故事，肯定也是能写出情节新奇动人的小说的。但这样一来，就不符合他的个性了。如同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他让自己的缺点变成了优点。歌德曾说过，艺术家唯有了解自己的短处，才能获得巨大成就。如果说短篇小说是一种以虚构人物形象为主的散文，那么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的确无人可及。有人认为，短篇小说最好以有限的篇幅表现一系列完整的行动。对此，契诃夫并不认同。他曾明确表示自己的想法：“一个男人正乘着潜水艇准备到北极居住，这时，他的情人歇斯底里地发出一声尖叫，然后纵身从钟楼上跳下，这种东西有什么写的必要？这显然是脱离现实的，生活中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而类似于彼得·塞米诺维奇如何与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结了婚这样平凡的事情，才是我们应该尽力去写的。”但是，断言作家不能以异常事件为写作素材也是毫无道理的。每天发生的事情不见得就是最重要的。描写日常发生的事情的好处在于，能让人们重温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从美学层面上看，这种乐趣最为低级。缺失戏剧性并不能当作短篇小说的优点。
莫泊桑偶尔也会写普通人，但他总会尽量把普通人的生活戏剧化。他还总是努力从那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中汲取戏剧性成分。如同其他方法一样，这个方法颇为有效，它让小说变得更有吸引力了。可能性并非检验小说的唯一标准，可能性本身也会持续改变。过去人们一度以为，分开很久的亲人可能会因“血缘”的亲近而认出彼此；只要女人换上男装就可能被当作男人。可能性其实只是同一时代的读者最愿意认可的一种标准。就算是契诃夫，他也只在需要时才遵循自己的原则。例如他最动人的短篇小说《主教》，虽然其中感情饱满地描写了主教濒临死亡的情景，却并没有说出致其死亡的可能原因。若是换作更注重可能性的作家来写，死因会成为小说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契诃夫在指导苏金写作时曾说道：“与小说无关的所有内容都必须毫不留情地抛弃。如果小说的第一章讲到墙上挂了一支枪，那么到了第二或者第三章，这支枪就必须发射子弹。”既然如此，当我们阅读《主教》，看到那个主教吃了一条腐烂的鱼，不出几天便死于伤寒时，腐烂的鱼似乎更应该成为他的死因，而非伤寒，但是小说中的描写显然并不是食物中毒的症状。可见，契诃夫自己也不是完全遵守这一原则的。他打算让温和善良的主教死去，便用了一种适当的方式让他死了。
有人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像是生活的片段。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中的意思，这是不是在说他的短篇小说为我们展示的是典型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画面？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那我认为他即便是在当时也并没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契诃夫是有特殊才华的，与其说他的那些短篇小说写得真实，倒不如说它们写得相当生动，不过同时也带些消极、忧郁和倦怠式的病人的偏见。这样说并非想指责他什么。每个作家都是在用自己的眼光了解世界，他们给读者刻画的，往往是他们所看到的图画。囿于生活经验是不利于作家去追求艺术目标的，但它又是一种规范限制，作家不得不遵循它，否则他的笔下就会写出夸张而没有常识的东西。在契诃夫眼中，生活就像打台球，你既不能把红球打入袋中，也不能打出一球将另一球撞入袋中，难得侥幸击中了球，却又十有八九把台布戳穿了。他哀叹着废材没出息，懒汉不愿工作，骗子嘴里没真话，酒鬼从早到晚神志不清，无知的人欠缺修养。我想，他笔下的人物之所以看起来都那么消沉，恐怕正是来自他本身的这种态度。他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幅人物肖像，也正是这几笔把人物刻画得如此自然而逼真，毫不刻意。他笔下的男人尽是些影子式的人物，意志软弱，又满怀空想，无能且言行不一，嘴上说着豪言壮语，却从不付诸行动。他笔下的已婚女子也全都是唉声叹气、懒惰软弱的样子，她们一边认为通奸是一种罪孽，一边却又随便跟人通奸。这并不是她们情欲难忍或想要通奸，实在是她们觉得拒绝男人的通奸要求太麻烦罢了。只有在描写到少女时，他似乎才真正动了些恻隐之心。“哦！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天生命薄，却玩得那么起劲。”他为她们的秀美、笑颜和天真活泼而遗憾，因为这一切无论怎样都将化作泡影。她们没什么追求幸福的能力，一旦遇到人生旅途中的障碍，便只能任人摆布了。
不过，请读者们不要以为，我提出了以上这些看法就说明我对契诃夫是毫无敬意的。我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是完美无缺的。对一个作家的长处大加赞赏，这没什么问题；但若是对他的短处视而不见，甚至一味地赞美的话，恐怕反而会有损他的名誉。我觉得契诃夫的作品可读性很高，这一点对一个作家来说相当重要，却往往强调得不够。这方面他和莫泊桑很像。他们都是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需要定期写出小说来。就和医生看病、律师办案没什么两样，写作可以说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必须得写些读者爱看的东西。他们并不总是凭灵感写作，因此偶尔才会出现一篇杰作，但至少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对读者有吸引力。他们都曾为报纸或者杂志写过稿，有些批评家甚至轻蔑地把他们的短篇小说叫作“报刊小说”。这相当愚蠢，要知道，任何艺术形式都是在需求下产生的，若那些报纸或杂志从不刊登短篇小说，谁还会去写它呢？报刊小说其实可以说是短篇小说的源头。任何作家都是在某种条件下进行写作的，从来不曾听说有哪个优秀作家因为打算以某种方式发表作品，而无法写出好作品来了。这根本是那些平庸作家为自己没有好作品而找的借口罢了。在我看来，契诃夫能有文笔简洁这一优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些报纸或者杂志篇幅有限。
契诃夫说，短篇小说应该没有头尾。当然，你不能真的照字面意思理解这句话；就好比说，你想要一条无头又无尾的鱼，这就不是一条鱼了。事实上，契诃夫本人的短篇小说往往有着非常出色的开头，总是几句话就把事情交代清楚了，简明扼要，文不加点，一读就能了解下面将是怎样的环境、出现怎样的人物。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为了让读者先进入某种情绪状态，通常都有一段开场白。不过这种方法很容易出问题，一不小心就会显得沉闷冗余，让读者不耐烦起来。如果你一开始引导读者的兴趣走向某些人物，但在接下来的篇幅里迟迟不讲有关这些人物的情况，反而又把读者引入另一环境中的另一些人物，便可能会把读者搞晕。契诃夫极力推崇简洁，但其实在他比较长的几篇小说中，他并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他曾经被有些人指责不关心道德和社会问题，因此他苦恼不堪。为了弥补这一“过错”，如果篇幅允许，他就会趁机在其中表明，他关心这些问题的程度实际上并不亚于任何拥有正义感的思想家。为此，他笔下的人物时不时便会发表长篇大论，甚至不厌其烦地反复表述他自己的信念：无论眼下情况怎样，俄国人民终将在不远的未来（如1934年之类）获得自由，到那时，专制统治将消亡，穷人将不再挨饿，俄罗斯将沐浴在幸福、安宁和友爱之中，等等。他说这些题外话，根本原因是迫于一种舆论压力（其实各国都有这种压力）——要求小说家既是先知，又是社会改革家，还得是哲学家。
尽管如此，在契诃夫一些较短的作品中，那种简洁的风格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的才华无与伦比，能将某个地域、风景、对话或者人物描画得栩栩如生，这恐怕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气氛吧。契诃夫营造气氛时，不需详细解说或长篇赘述，只需精确地把事物勾勒出来便可。我想，这和他善于用异常质朴、求是的眼光观察事物的习惯不无关联。俄罗斯人算是半开化的民族，他们似乎仍生活在原始的真实状态中，保留着用自然的眼光看待事物的能力，就好似都能看到“物自体”一样。而以西方文化的复杂程度，我们看待事情时总不免联系到千百年来的文明积累。多数西方作家，尤以居住在国外的为甚，近几年里常会遇到一些来自俄罗斯的流亡者。这些俄罗斯人经常会拿出自己的小说给他们看，并希望能有个地方发表，换几个钱。虽然他们写的是当代题材的小说，但读起来很像是劣质版的契诃夫作品。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很真诚，而且透着一股对事物的直觉，这应该算是民族天赋，而契诃夫的这种天赋显然比其他俄罗斯人更为突出。
讲到这儿，我好像仍旧没能讲清楚契诃夫的最大特点。因为我并非专业批评家，无法准确地运用各种术语，只能尽可能就自己的观点随便谈谈。契诃夫的人物通常并不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他们似乎都过着一种奇特而非人间的生活，但又没有莫泊桑笔下人物的那种粗犷甚至充满野性的活力。契诃夫有着某种异乎寻常的能力，将他的人物置于某种气氛中。他们和生活在太阳底下的普通人不一样，他们是躲藏在神秘阴影里的一群游魂。虽然你知道他们在里面活动着，但你只能看到灵魂态的他们。他们就像是意识的化身，互相可以直接交流而不必使用语言。这些奇特却没什么用的人物——对他们的外表描写完全像是放在博物馆藏品旁的陈述，仅仅是一种说明罢了——都是行动诡秘的样子，就像但丁在地狱里看到的那些遭受各种折磨的鬼魂一样。看到他们，你仿佛感觉置身幽冥世界，一群黑幽幽的人影在那里没有目标地四处游荡，你因此惊惶不定。我在前面说过，契诃夫并没有创造并塑造各种人物形象的才能。同样的人，顶着不同的姓名，反复出现于不同的环境里，你看到的仿佛就只是一些灵魂，剥掉了他们迥异的外表，剩下的其实不过是些大同小异的东西。他的人物并没有固定的个性，而是在临时构思下奇妙地糅合而成的，所以他们实质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群体。
一个作家能否维持自己的地位，一般来说取决于能否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我以为，契诃夫比任何作家都更加深刻而有力地表现出了人与人的精神交流。相比之下，莫泊桑甚至给人一种肤浅和庸俗的感觉。莫泊桑止步于观察人们的肉体生活，契诃夫则专注于探索人们的精神生活。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莫泊桑和契诃夫观察生活的方式并不相同，却殊途同归地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人人皆卑劣、愚蠢而可怜，生活总是令人厌倦而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