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废科举，兴学校，而尤注重于小学。其时尚无幼稚园，以小学为启蒙之始基。而小学课程中之国、英、算三种，尚无完善之教材。国文则用《蒙学课本》，有光纸铅字排印，无图画，为上海徐家汇某教会学堂（最初学校均称学堂）所发行。以其浅显明白，各小学皆采取之，以授学童。英文则为《华英初阶》，译名拍拉买；《初阶》读毕，更有《华英进阶》，以为衔接。其书乃英人所编，为印度儿童之读物，我国加以汉文注释，而翻印流传，其销数之广，殊不让于后之周越然、林语堂所编之英语读本下也。算学则有《笔算数学》上、中、下三厚册，闻为烟台教会中所印行，以加法起，开方止，学者便之。予幼时读于上海沿城露香园街口之敦仁学堂，是校为五金公所所办，由柴先生（名已不忆）主持其事，即以《蒙学课本》《华英初阶》《笔算数学》为必修之书，距今数十年，印象犹留脑幕也。厥后商务印书馆始有国文、英文、算学教科书之刊布，更辅以修身、唱歌、理科、历史、地理等教科，于是教材始渐完备。书商以教科书销数之巨，获利之厚也，相率仿行之，而竞争殊烈。当辛亥年革命起义，某大书局经理，与发行部长某相讨论，谓如革命失败，则仍印龙旗帝制之教科书，若清运告终，则须取材革命自由之说，此后印书何去何从，愿决之于君。部长固智足多谋者，以清祚绵延，革命党行将扫灭为对，于是经理仍照旧惯，续印帝制之书，而部长潜印合于革命潮流之书凡数十万册。及白旗飞扬，各省响应，部长立向经理辞职，而自设书局，以革命教科书为号召，遂大获利益。经理知受愚而毁书重印，然已望尘莫及矣。且部长对于推销，用种种方法，甚至派员赴各地，联络学校之主管人员，与以若干利润，所发行之教科书，居然不胫而走万里。某大书局大受打击，乃运动当道，加以限制，而某大书局始克维持其原有销数。此教科书潮，书业中人焉能道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