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来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缭”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没有握针，而是擦枪——一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油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里喀喳组合着“对”起来，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县公安局的侦查股长。1949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六八年在大同
我出生在山西，当兵又回到山西。不过，当年的昔阳穷山恶水，我都了无印象，我太小了，两岁吧？三岁？母亲便把我带到河南，绕圈子转——这有个词，叫“弋”——就以河南为中心弋。却只有一次弋出河南的，居然又回到了山西！在总后勤部下头一个工程团当了兵，这一身军装一穿就十年多，然后又弋回了南阳，合手起笔写字了。
1968年8月，我们接到命令，部队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让我们连派人去大同“学工”，这个意思许多战士不明白，但我知道，就是“穿着军装做工人”，到大同能有什么事？那里有的是煤，肯定是挖煤就是了。我的估计一点儿没错，不但是挖煤，而且是煤矿的先锋——掘进工。说实在的尽管这工作不如意，然而比起上山下乡，那还是好了去了。
我有两宗毛病，都与大同有关。一是气管炎，是在大同得的。
作者当兵时，当时已是“大龄青年”大同冷，怎么个冷法？你在河南南阳，怎样和你说都无法感受。我们是8月中旬去的，先盖营房，我们自己住的油毡房子，已经生起火来，到国庆节前夕因为要放假，收拾现场，突然下起雪来，飘飘摇摇的雪片在旗峰山的岗峦间旋舞着翱翔，粗一看，它们似乎老在那里盘旋，似乎调皮着不肯落地那样，其实过了一会，山头也白了，山脚也白了。帽子上身上都是雪。洛阳南阳上学时，也过十一，那一天肯定要集会的，学校要求所有学生，一律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没听有人叫过“冷”的。这里下雪，要穿棉衣，戴棉军帽，只是年轻人火力旺，没穿棉鞋，我们指导员弱些，我看他连大头鞋都武装上了。胡家湾的老工人告诉我，冷时节从公用自来水挑水回家水桶晃悠着溅着，到家桶面上就结了冰——你冲火车皮“呸”唾一口唾液，紧接着用手去抠，就能把变成冰片了的唾液取下来。冷到负三十摄氏度、四十摄氏度是常事。
但井下不冷，无论冬夏，都是恒温十六摄氏度。我们都着工作棉衣下井，爆破工头一班已经把煤炸下来，散摊在撑着木柱的掌子面上，我们的任务，是把煤用铁锹铲起装进一米五高的铲车里。然后引“放”到大巷里，再用牵引车拉到四百米上去的地面——工序是这样，我是新兵，除了装车什么事也不用想、不用管，只管装车。我们班十二个人，有个老兵管挂信号灯，拿下十一个，四个推矿车的，还有七个，每天的任务是六十车，六十车就是六十吨，装完就回，大家都知道这回事，偷懒等于整自己，只有一个字，干！
这样的劳作我现在想起，还有点无法思议。我出身干部家庭，上学出来的人，有时去兵里同学家去住，也装模作样帮人割割麦子，刨刨红薯，和这个“活”比起来，那简直可以算作游兴玩儿！我真的累呀！我觉得我铲的煤只有战友们一半多一点，怎的人家就能一气不歇低着头只管干，我扔几铲就不行了呢？我怎的就这般无用呢？而且我出汗多，出汗快，弄几下就擦汗还是把棉衣棉裤都湿透了，“臭汗臭汗”，真的是臭，不穿这样的工作衣，不干这样的活，说给你听你体会不到。煤矿排瓦斯有个风筒，外头用鼓风机向里吹风，排除现场瓦斯，风筒直径有八十厘米吧，通身大汗的我连头带裤子钻进里面取凉，簌簌的疾风把我全身衣缝都吹透了，衣服似乎也干燥了一点，也就不热了——然后回身再挥锹铲煤。到下班上井，井上都是寒的严酷，把湿透了的衣裤冻结起，只有关节是可以活动的，冰盔冰甲回到宿舍。上下温差在四十五度左右。
干活热——吹风——出汗——湿衣——上井严寒。如今时兴的说法，这是几个关键词，关键词相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气管炎。
再一宗病。抽烟。抽烟也是在大同学的。
井下作业最怕的是两条，一是“冒顶”，就是塌方了。二是瓦斯爆炸，冒顶虽时有发生，但你小心一点，只要不是大塌方，不会有大的恐怖，工作中间也有一次十分钟的休息，半躺在煤堆上，还可以借矿灯看个小册子什么的。闭上眼，在寂静中能听到预留煤柱承受压力发出碎裂的“咯嘣嘣”的声音。但这也不要紧它只是吓唬你，似乎从来也没有煤柱崩塌的事发生过。但矿区有可怕的流传：××年瓦斯爆炸，死了××号人……这类事不可能是假的。因为矿区工人中遇难家属就和我们是邻居。我们几个战友商量：咱们每个月有六块钱的津贴怎么用？
六元钱不是大数目，但是我的全部财产。我们想就这么一点钱，如果遇上冒顶或瓦斯，跟着殉葬实在太没价值，得想一个“与生命同步”的消耗办法。这六元这样分配，一元钱打牙祭，一元钱买牙膏，还有裤头——当兵的不发裤头。还有四元，买烟抽。彼时时兴说法“戴东风牌手表，抽万里牌香烟”。手表就甭想了，抽烟吧，我在大同学会抽烟，首用牌子：万里。
我这样说大同人会不是滋味，怎么在大同没学个好？其实我自己回忆起来，觉得很甜蜜，甚至很惬意那样的怅惘与追索情怀就会来袭扰我，气管炎不是好事，抽烟也不是好习惯，好好歹歹他们都成了我终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从一个无衣食之忧无事业之心的浪荡少年，在大同洗礼了一下，有点涅槃升华了。我的意志与毅力，我的韧性与耐心，我决定燃烧自己的生命与气数一搏死拼，这样的决心也都是在大同形成的。当我在褴褛的工作衣上缠上电瓶，戴着矿灯帽，穿上长筒水鞋趟在混沌的井下煤水汪中时，就这样想，我现在在人生的最低谷——当然很不堪。但是，在这里，我只要努力地走，无论向哪个方向努力，我都是在向上。
三十年后，我又回了大同，这里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我应邀来参与。审量那山，还是那样的，只是树，都长得很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