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您好！自六岁起我就从家里走近您的身边，离开您的时候我已是青年，其间总有几十位老师为我“传道、授业、解惑”。现在，我是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家”了，你们那一双双焦灼、期待、喜悦，有时有点憎恶的目光，还总在我的脑海里闪过。
但我这封信不想说一些你们已经听腻了的恭维话。
相反的，我是想……怎么说呢？严酷一点，是要刺一下您。您的血和我的血都是一样的颜色，我想证明这一点。
假若因为我驾驭语言的能力而使您觉得我对您的感情有所伤害，那绝非我的本意，“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家有诤子不败其家”，我相信有“诤生”然后才能师道昌明。
您总是蹙额沉思，总是执鞭踌躇。黑板前的他或她，都是那样的文质彬彬，或潇洒徐步于课堂，或频频垂教于课桌，时而傲然扫视着教室里的一切。是的，您是这里的皇帝，其实在学生心目中，您的话比诏书还要具有权威性。我知道，您的清苦使您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干净的人。您的知识又常使您觉得您的富有，而您在点燃自己时是否有恩赐别人光明的骄傲，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自入学到离校，始终都觉得是在仰视您。在小学，如同僧侣注目佛院；在中学，又似基督徒面对上帝。但在写这封信时，暂时平视一下，像正常朋友那样，可否？
时任郑州大学校长申长雨校长向作者（右一）颁发聘书“作家”这个词儿听来蛮气派。也许正为此，我的许多同窗现在见面，都说我“当年”怎么刻苦，怎么肯读书。您为什么不言语？因为您知道，我曾是您心中的废物，您用尽了文明人的刻薄话来伤害我，那时您总是谆谆复恳恳地教诲，读书上学即是最幸福的事。反之，我认为上学乃是人生一大难受。诚实地说，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挖过煤，盖过房，修过河堤，打过坑道，从军十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也算尝过人世艰辛的。但“上学苦”这点想头却从未动摇过。过去人们说“十年寒窗”，既然“寒”，大约就是不暖和的意思吧！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偏要把虚假的“快乐”感硬塞给学生？逃学才快乐。逃学真妙不可言，算得人生一大幸福！我居然想，一个人要乖乖地从小学升到大学，直至毕业，居然不曾有过逃学史，那简直可以说是无可挽回的遗憾与悲哀——早晨吃饱了饭，背起书包堂而皇之地去“上学”。行至中途，你像兔子一样隐到一个旮旯里，待同学们都不见了，走出来，然后到卖花生的老头儿那儿花一百元（旧币，相当于现在一分钱），买一把炒得发黑的花生；你站在溢着香气的肉铺门口发一会儿呆，和“逃友”打雪仗，到土坡上摘酸枣，进庙里偷老和尚的梨……痛痛快快地吃，钻天入地地玩。待到那传得很远、悠扬而又沉重的放学钟响，怅怅地背起书包，随众入俗下学“还家”了——想想吧，一个混沌未凿的顽童，天不拘兮地不束，独往而独来，想吃桑葚便爬树，去溪边摘野草莓，到塘里摸螃蟹，捉了金牛儿一一用线缚起，让它们嗡嗡叫着绕着脑袋飞，或者撒尿浇出屎壳郎用火烧了吃……那紧张、兴奋、快乐的忘乎所以和惧怕暴露的愚蠢的天真、率性的淋漓酣畅都交织在一颗并不邪恶的童心里，仅此已够已过中年的人回味无穷了。
但您压迫这快乐。唉……您不喜欢的就是坏的！您喜欢聪明的神童，恭顺而温良，好学且“懂事”，即使是天真，也有您的规范与雷池，必须是“文明”的天真。老师，我真难讨您的欢心。现在我们文明富有，连儿童的游戏都毫无阳刚之气，充满了女人味。丢手帕、跳皮筋、击鼓传花、诗朗诵、弹琴、跳集体舞……一、二、三、四，啊——唱！于是一帮蝴蝶样的小天使，在伊甸园般的校园，在鲜花丛中唱出了极为合乎语法、却永远也记不住的那些作家创作出来的“儿歌”。而您，站在一边便欣慰了。但那种孩子王一声令下，野马一样追逐、翻滚着、打斗着“消灭白匪”、“捉特务”的场面您见过吗？这种培育阳刚之气的文明，能有几个老师垂青赐爱地给予过孩子呢？
还有，您喜欢打小报告的学生吗？我的老师里很有几个爱来这一手，用一批学生监督另一批，用“听话的”好学生压制“调皮的”。从小就让他们灌注了高人一等的心思，“明白”依附于威权的人，可以摆弄和欺负另一些人的意识。我始终弄不明白，这些连天真儿童都觉得厌恶的行为，您怎么就乐此不疲地经营？
老师，我半点也不怀疑您的用心，知道您耗尽心血地想教好学生。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喜欢临摹而不喜欢创造，爱“范性”而不爱“弹性”，愉心温柔的灯光而讨厌野性的爝火。您对好坏的标准就是听话与否和分数的高低，不太枯燥了点？您能不能更豁达、清新、宽容一点呢？敬颂教祺！
永远是您忠实的学生二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