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有这张报挺好，南阳办这张报不容易。现在的《南阳广播电视报》、过去的《声屏周报》迎来了它的一千期。
这不用算，报纸虽然改了名字，却一直是周报，一千期就是七千天，大致是将近二十年的光景吧。白冰副总编几次打电话，约我写一点东西，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原因是我有话可说、要说。
在我为数不广的“友界”，南阳的广播电视报算得上是“贫贱之交”的罢。
我什么时候有电视机的？记不很准了，只记得最初是个“黑白九寸”，半个屁股大的平面，家中三个人看，都要挤在一个角度觑着眼观望。即使如此，那也是很少有。因为电视尚未普及，周围邻居们看电视的热情比我自己家还高涨。到晚上，大人小孩敲我的门要“看电视”，这就请进来。把小电视摆在门口，人们坐在小板凳挤在门外，极有兴致地观看，议论，说笑，“咯嘣嘣”响动着拧那旋钮“找台”。
电视机小，倒不是因我小气或没钱。彼时我已经有了稿费，但大彩电市场上没有，其实是内部供应。“百货公司进大彩电了”这样的消息会触动每个市民的心。但那样的奢侈是属于贵人们和“百货公司关系户”们的。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与引车卖浆的小市民无异，空望空想而已。就我自己而言，当时正在写《康熙》，看电视只能陪看一会儿。人散了，躺床上定定神，起来伸个懒腰，开灯、铺纸、写稿子。一直写到三点钟，吃药、睡觉。说到知名度，好听点是“作家”，其实就是个自由撰稿人，偶尔看看电视，并不知还有个《声屏周报》。
在马来西亚讲课《声屏周报》很快惊动了我。因为我的朋友调进去了。一个叫南春堂，大个子，白净脸，是我的战友，原来在沈后一个兵站当宣传科长，和我常有来往。“战友、战友，和尚不亲帽儿亲”，另有一个小点，叫白冰，是个女孩，很白，个子也不小，是写散文的女自由撰稿人，同类项合并，和我是文友，也是“和尚不亲帽儿亲”。
回想这段历史是颇有意味的，我自己的状态：四十多岁；又年富力强；已经出了几本书；圈子里已小有名气；因未成名，杂七杂八的社会应酬，媒体介入等等，杂务基本与我无缘。这样的情况是我如今梦想不到的幸福——除了写作，我还能“有自己”。也就这期间，我常到报社去走走，“缓缓气儿”有时一周去一次，有时几次。和春堂侃侃。再到小白冰那里聊聊。各屋里乱串。甚至有次一下子聊了三个多小时，至今想起来不可思议。周报的人也都认得我。即使他们不在。我照样有茶喝，有报看，坐着等“南总回来”。
他们渐渐做大了。最初好像只有几间房。拥挤的和我的书房差不多，后来大了点，局里给他们腾了一层楼。南春堂有了间大办公室，白冰也“改善”了办公条件。似乎有点儿“阔起来”的样子。然而再后来。我与周报的直接来往是“戛然而止”的模样，双方都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原因不是感情疏远，倒是我的事。是我也“做大了”。我也做累了。这中间的来往，包括我哥哥写的《二月河源》在他们那里连载，春堂希望我去参加这文章的座谈会，我也未能满足他。想想我这个人，甚是薄情寡义。
人呐，就这个样儿。事呀，也就这个样儿。大了，累了。有一点儿空就想歇歇。他也想歇，我也想歇，就没空见面了。春堂有时会来个电话，要签书或者别的什么小事，白冰也是，有事说事。“见个面”是希望也是奢望。这让我想去庄子一句话，昔日是“涸辙之鲋”，是否如今有点“江湖相忘”了？
但他们确实干得好。“做大了”。版面由四个版扩张到四十个版，整整翻了十倍，报社的办公也从寄人篱下的“一层楼”，扩展到了十二层的大厦。这很不易，因为卖这张报，是不能靠行政手段征订的，一点儿强迫命令也没有，市场大致也就南阳市这个区间，完全靠谋升斗之资的老百姓掏腰包，一直维持在四五万份之间，这里的辛苦我不用问也知道。中央有电视报，省里也有电视报，电视里经常有节目预告——这对一张基层的同类报纸是多么严酷的竞争与挑战。据我坐在这里傻想，这靠的是报社全体同仁长期韧性的坚持努力，也要靠有关当政的撑力。但过去的《声屏周报》和今天的《南阳广播电视报》，首先应该感谢的，是南阳人。南阳人从怀中取出带了他们体温的钱，作养了这张报，滋润了它的发展壮大。
白冰反复来电话，她现在仍当副总。说新老总何子杰，希望我在一个期特刊上说一点什么，这当然是极合理的要求。但我其实也就是一点心情，寄语《南阳广播电视报》更多关注南阳电视观众的心理需求，更好地把文化理念与观赏水准交流好，让人民把这张报看成是自己精神生活之必须，报纸就办得更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