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要有这样的勇气，承认自己的吹牛，承认人生是个抛物线，有上有下，不能只向上；上到顶点，当人生的线向下的阶段，无论怎样努力，还是向下。任何一个完美的线条都是曲线的，抛物线才是最美的。就是航天飞机和发射出去的导弹也不是一直向上。上升阶段时考虑怎样才能达到极峰，下落时，就得考虑怎样像流星闪亮一点。很多杰出人士不懂这个道理，结果最后做事情都做得失败。我不蹈这样的覆辙。二月河不能出这样的偏差，如果有，证明一开始我的学术就不够。太阳到该落山时，落山也是一种辉煌，抛物线下落时也是很美的。一想起来没完成的作品，我就热血沸腾，目光炯炯，睡不着觉，如果说是上帝假我以精力，假如我还处在上升期，肯定会继续写下去。现在我只能多想想庄子。这是我很清醒的理性思维。你想想当初的理想是什么，不就是上街买个烧鸡一类的东西不假思索么？上帝给了你什么，百倍千倍万倍了，还在那里贪婪，这就违背当初的理想了。我也有“五个一”；每天一首诗，一幅字，一幅画，一篇短文章，走一小时路。这“五个一”不是每天都要做完，但是都围绕这五件事做，别的事少做或不做。
我的文学人生路
两级跳“硬着陆”入文坛
作家有“硬着陆”和“软着陆”两种区分。
“软着陆”是上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沿着铺满鲜花的道路走向成功；“硬着陆”是连降落伞也没有，从飞机上两眼一闭跳下去。“硬着陆”也有成功的，但成功的少。我的“硬着陆”不是一次性着陆，是两级跳，所以没有摔死。
一次是跳进了红学界，然后从红学界的台阶上跳进了文学队伍。如果一个高中生拿着《康熙大帝》走进出版社，也许编辑看也不看就塞进废纸篓，但是红学会的会员拿着《康熙大帝》给编辑看，人家可能就重视一些。过去无论在出版界还是在报界，我都没有杯水之交的朋友，没有这种交往，凭什么要出版社相信你？所以必须要有资格。
我的头脑很清醒，没有大学文凭，也不可能取得大学文凭，要想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长。我参军那会儿，部队在深山沟里，铁丝网圈套住了，不接触市井，也没有爱情生活，只能读历史。我研究的是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比较复杂，别人不愿意研究，我就想如果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也很好。直到现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明清都有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统，两晋南北朝还是薄弱环节。
真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契机就是红学会。我从小对《红楼梦》感兴趣，连续写了一些见解独特的论文。后来引起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重视，他把我的论文刊登在《红楼梦学刊》上，吸收我为全国红学会会员。
我进入红学界后，冯其庸对我说：“你有写小说的才能，你形象思维很好。”他的话激发我从“二楼”往“一楼”跳。“硬着陆”没有降落伞，跳得低一点就行了，需要找个平台。事实证明两级跳的这种思维方式是科学的。
冯其庸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觉得，我和冯先生的关系就是“私淑弟子”，他看得起我，我也佩服他，但没有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
1982年，我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红学会第三次《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些专家、学者谈到康熙皇帝，就有人感叹，至今尚未有一部描写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的文学作品，实在遗憾。我就大胆地冒了一句：“我来写！”
197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一个县级宣传部当科长。我自己写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我工作做得很好，几个同志都做得很好，在地区、在省里经常获奖。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但是也有问题，一是我比较穷，每月五十二元工资，稿纸买不起，就用公家稿纸写，用得不多，顶多三十本。二是家务事多，需要养家糊口，白天还要上班。我们宣传部长对我觉察以后，就批评说，有的同志上班带孩子，用公家稿纸写自己的稿子。这事儿我不认为他批评的错。
读者爱你，拥有一切
创作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没钱买空调，买电扇，我就在桌子下放个水桶，把两条腿放进去，这样既凉快，又防止蚊虫叮咬。冬天夜里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实在瞌睡，就用烟头烫自己的胳膊，驱赶疲劳，清醒神经。当时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时，我因为过度疲劳得了“鬼剃头”，女儿摸着我的头说，这一块像尼加拉瓜，这一块像苏门达拉，这一块像琉球群岛……
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后来的河南出版社）听《南阳日报》的编辑说，有人在写康熙大帝，就找上门来了。之前冯先生就对我说过，你尽管写，不要考虑出版社。当时黄河出版社的王汉章和顾仕鹏找到我，在这里搞了两天，测验我的历史知识。半天看稿子，一天半的时间两个人在那里提问题。顺治、康熙、乾隆……从穿衣吃饭、出行车马、皇祖关系、满汉矛盾到生活习俗、人情世故……全问到了。后来我问他们，问这些干啥，他们说我们得知道你能写不能写，我们知道你研究红楼梦，不知道你形象思维怎样。我问结果怎样？他们说你对答如流。
我的古文底子很好，不是单纯从课本上学，也不是读《古文观止》。这些书对我也有益处，但我是从碑帖上，从古庙里读生古文读出来的。这在学术界称为“黑老虎”。所以读明清人笔记，可以像读报纸一样读下来。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读生古文有多好，但是我具备这种能力，后来读清史，读康熙乾隆的资料，就非常容易。我以一年一卷三十万字的速度投入创作，把清朝康、雍、乾盛世一百三十多年间的既空前辉煌又行将没落的历史画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经典著作涉猎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没看过的不多了，世界经典没看过的不少，但是看过的也不少。我自己写东西的时候，按经典的标准审视我的创作，所以说我有一定的自信。现在的目的达到与否我不敢肯定，因为看自己的作品常常不那么公道，但是读者是不会错的。我对自己的形象思维方面，有一定的自信。按我自己对历史、艺术的双重认识和理解，尽可能写好，我相信读者会给以青睐。从1986年出第一本书到现在，二十一年了，读者仍然不讨厌，我的书从黄河文艺出版社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到河南文艺出版社，一直在加印，一共印了多少，我实在说不出个准数。读者的厚爱给我很大的精神慰藉，我感到很温馨，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我过去的生活环境。父亲到了晚年，我能每天让他吃水果，他吃什么药我能全包，我还有能力给下岗工人，给希望工程捐款。能做到这一点，我非常感谢读者。读者就是作者的衣食父母，是我的精神支柱。读者爱你，就拥有一切；如果不爱，一切都是痛苦的。
南阳是最好的城市
我原名凌解放，笔名二月河。1945年生，那一年，我的家乡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军，也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是双重的胜利，家乡得到了解放，所以，我的名字很有纪念意义。起“二月河”这个笔名，是在《康熙大帝》出版之际，当时想自己创作的是长篇历史小说，自己叫“凌解放”是有点儿太现代了，一个历史，一个现代，二者有点儿不协调，想改用一个笔名，要起个中性一点的名字。究竟用什么笔名呢？还得顺着“凌解放”找思路。我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凌者，冰凌也；解放者，开春解冻也。不正是人们看到的二月河的景象吗？这个笔名含义是，二月的黄河开始解冻，随之咆哮向东，奔腾而去……黄河，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又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忘祖。还有一层意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我的原名与笔名，本身也是一个谜语，二月河是谜面，凌解放是谜底。有一位对联高手还据此出了一个上联：“二月河开凌解放”，至今还没有人对出令人满意的下联。我成名以后，大家只知道二月河，就不知道凌解放了。所以有人就喊我大作家，喊我二老师，二先生，老二，二叔，二哥……土老帽。虽然成名了，我还是我，一个丘八文人，土匪秀才，土老帽。
良师益友冯其庸我曾经做过设想，什么情况是我感觉满意的程度呢？我走在大街看到有卖烧鸡的，不盘算我能不能买得起，买了后果会怎样，能不假思索地买下来，这就是我的富裕理想。我现在达到的程度，一百倍超过我的理想，我感激读者，感激上苍。我没有家财万贯，也不是报纸上说的那么富有，但是我不会为生计感到发愁、忧郁。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
写第一部时，我在宣传部工作；第二部快结束时，市委让我专业写作。可是市委没有这样的编制，就为我专门成立市文联，让我担任市文联主席。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离开南阳，不是没有比南阳更适合生存的地方，而是南阳的环境好。早晨起来我去散步，一路上送孩子上学的妇女、修自行车的、卖菜的、卖肉的，看见我纷纷向我致敬：二老师好！二先生您好！一个妇女送孩子上学，看见我就拉着孩子手，对孩子说凌爷爷了不起，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也当个作家。孩子太小，也不懂，讲完了之后，孩子说，这么大的头啊！我有一次出去买菜，提着累了，放在卖油条的桌上，旁边修自行车的就说：“我们给你个自行车推回去吧。”我说我就是锻炼身体的。你打个面的，驾车的师傅说你坐车还用钱？当然我得给人家钱。但是就觉得温馨，就这么一个招呼，心情就不一样。南阳是最好的城市，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感觉自己融化在人民队伍的爱当中，这真正是人民。城市是你的大家庭，人人见你人人爱，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我舍不得离开。马来西亚说给我搞个别墅，我孤孤地待在那个地方，我干吗呀我！
要有勇气承认人生是个抛物线
帝王三部曲写完，《雍正王朝》播出第三天，我从收发室取报纸回来后，半边身子一麻，中风了。当时《乾隆大帝》第六卷还没写完，剩余的十几万字是在中风后写的。《雍正王朝》播出后第四天就达到高峰，一个月之内我在家里接待了四百多家媒体，还要打点滴，还要接着创作，这个月是比较苦的。写最后十几万字时，我心里想，老天爷总是不会给人完美，总会留点儿遗憾。如果我停止不写，很可能长命，但是书永远写不完了。别看就十几万字，说你写不完就写不完。要么就是拼上，写完，管他后果如何，不要留这十几万字的遗憾。
写完那十几万字，实际上我也不能再做长篇小说了。长篇小说有点儿像盖楼房的水泥浇注。不可能停下来第二天再浇，否则整个工程就失败了。现在就写点随笔、散文，写点人生感受，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都开专栏，写多少随便拿出去发了，没有限制，不对身体有太大的妨碍。现在我的身体就是血糖高、血压高。我总结了一下，血糖高就是让你想吃不能吃，不想吃的东西使劲吃。
至于“陨雨系列”，我得承认确实是个大话。数学有个四色定理，任何一个色都可以用四色表现出来。一个数学教师不知道，对学生说四色定理有什么难的，我现在就演。他从早上演到晚上，没有答案。这时天阴了，雷鸣电闪，把教室照得雪亮。老师把粉笔一扔，对学生说，我吹牛了，上帝在惩罚我。现在就是上帝在惩罚我。
人啊，要有这样的勇气，承认自己的吹牛，承认人生是个抛物线，有上有下，不能只向上；上到顶点，当人生的线向下的阶段，无论怎样努力，还是向下。任何一个完美的线条都是曲线的，抛物线才是最美的。就是航天飞机和发射出去的导弹也不是一直向上。上升阶段时考虑怎样才能达到极峰，下落时，就得考虑怎样像流星闪亮一点。很多杰出人士不懂这个道理，结果最后做事情都做得失败。我不蹈这样的覆辙。二月河不能出这样的偏差，如果有，证明一开始我的学术就不够。太阳到该落山时，落山也是一种辉煌，抛物线下落时也是很美的。一想起来没完成的作品，我就热血沸腾，目光炯炯，睡不着觉，如果说是上帝假我以精力，假如我还处在上升期，肯定会继续写下去。现在我只能多想想庄子。这是我很清醒的理性思维。你想想当初的理想是什么，不就是上街买个烧鸡一类的东西不假思索么？上帝给了你什么，百倍千倍万倍了，还在那里贪婪，这就违背当初的理想了。我也有“五个一”：每天一首诗，一幅字，一幅画，一篇短文章，走一小时路。这“五个一”不是每天都要做完，但是都围绕这五件事做，别的事少做或不做。
“代表”这两字很沉重
我写的历史小说是涵盖历史人文的小说，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艺术的真实性。怎样看历史的真实，我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写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活动、功绩、挫折，重要的历史人物，或者是人物在事件中的表现，不能有假，不能虚构。写人物的细节、场景有虚构的余地，如你什么型脸，长脸、圆脸，有无酒窝，是林黛玉型，还是杨贵妃型，谁说了算，我，二月河！三部曲，坚持了历史的真实，我二月河没有欺骗人。
我认为，在历史上，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的，都应该颂扬；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破坏作用的，就要鞭打……关于历史的真实的问题，很多电视剧都不及格，如有用一锭银子或二两银子去打酒，就不真实，只是几个铜钱即可。再如，十五贯等于多少斤？编剧不知道。电视上就没有介绍过银子怎么找（零）。对于电视历史剧，我没有恭维的话。《雍正王朝》播出后，中央电视台采访我，问我能打多少分，我说五十九点五分，如果四舍五入的话，严格意义上讲不及格。有人认为我对历史剧颇有微词，但是查一下，二月河给过谁及格呢？不是我定的标准高，是历史剧的水准太低。我只要求两个真实，一是历史的真实，一是艺术的真实。不求历史上真的发生过，但求历史上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
目前的读史热，全民对历史的关注，可以说是件大好事，民族需要认知自己的历史，需要对我们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和反思。这么多、这么棒的专家在百家讲坛等等这样的大媒体进行历史知识的宣讲，我认为中央电视台是做了功德无量的好事。在这件事中，有的历史专家讲得不是很地道，或出现失误，或泥沙俱下，和总体的功德量比起来，微不足道。《康熙大帝》第一卷写出来后，有人跟我讲，要把康熙的阴险毒辣写足。我说，一定要把康熙的“大”写出来，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这种思维。我们对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了解多少？一些人对历史认知的愚昧长期以来是很令人忧虑的事情。掀起读史的热潮，可以说是文化上的一次全新理念的体现。我认为这件事是很好的。至于出现的问题，人民会给你提出问题，让你重新考量，重新纠正，重新去讲，这有什么不好？
我已经三次参加我们党最高的代表会议，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我都很荣幸地当选为党代表，来和全体代表共商我们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连续三次出席党的最高会议，对任何人说，都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我有几个感想：第一，南阳党员喜欢我，起码是不讨厌我；二，证明我的作品和我自己处世为人，起码说在社会主体唯善唯德方面，人们是认可的；三，我的创作事业还基本上不处于失败阶段。做事上遗憾不大，做人也不失败。
我的使命感很重。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政治家，我是一个作家。如果说作家应该是思想家的话，我是有思想的人。尽起义务我是可以，参加会议能起多大代表作用？我感觉“代表”这两字很沉重。作为作家，我参加会议主要是学习，聆听中央的指示，更多地对于社会民族前景，包括对于社会的进步，能够从党的声音上有更多的感悟，从代表参加会议讨论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13日舒晋瑜采访手记《二月河：硬着陆让我进入文坛》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