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给《人民日报》“学人论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叫《从成才的“软”和“硬”说起》。那只是一篇千字文，涉及的层面当然极有限，单单是说了成才的两个管道。
其实就这话题，可以说一火车的话。一般而论，“成才”二字不是自家说了算，是需要社会承认的。承认到何种程度，你就在这范围里立定了脚跟。我们国家设立了“自学成才奖”，从中央到省、市、县，各自都有个层面。可以说这四个级别就是四个层次，用心可谓良苦。但是，作为社会主体对才的知与认与任，还是照资格来事。
成才是一回事，选才用才又是另一码事，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说起选才用才的法子，真是难为了我们的社会。就中国而言，较早期的春秋战国时，是贵族的一个小圈子的事，选是贵族选的，选的当然也是“自家人”——最放心，也最需要（当然是他家族的）的还是自己的孩子——这种沉闷的局面维持了几百年，慢慢地不成了。因为列国的纷争，各个国家需要人才，也就是说引进了“竞争机制”。这一引进不是谁、哪一国的郡主情愿不情愿的事，而是它在中国能否生存、能否称霸的事，是整个华夏民族的需要。于是，在机制的导向下，庶民阶层的人才就参与了社会政治。你可以看看《东周列国志》那里头纵横捭阖活跃在社会最高层的精英人才，可以说光知道吃喝玩乐的纨绔哥儿几乎是没有。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学术上更是体现得充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思想景观，也是和人才辈出同步进行的。
这样的局面被秦始皇以极快的速度扑灭了。很简单，这位“祖龙”不需要这些玩意，他只要他的王朝一代又一代地“统”下去。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的统一那是进步，扑灭学术的百家争鸣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反动。他定下的这个规矩无论善恶，一股脑儿地为后世帝王全盘接受，毫不犹豫地坚持了两千多年。汉取才用九品官人法，实际上是改良了士族的特权。不是那么绝对的聚才“定位”了，庶人中、自由民中有特殊才干的，也还有些引进——“引进”也只是做官，做官便是“一切”——官本位的基本制度把人才死死地卡在一个极狭隘的空间里，也把人才的发展趋向导进一个极窄的小胡同里——就这么一点引进，也还是导演出三国纷争时那样鲜活灵动的政治社会大剧目。
唐代的科学制度，从本质的意义上看，它是彻底取消了贵族人士（成才）的特权。贫富穷通都不论，都请来考试。考卷面前人人平等，这当然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是进了一步，再就是坐滑梯，一直溜下去，溜到二十世纪，老掉牙了还在溜。我们给似乎与生俱来的文化上的惰性——一拖就是几百年，一千年，两千年都不肯更张——有药抑或无药可医，我不知道，反正现在还在坐滑梯。“A+A+A+X”其实仍旧是应试，“X”是什么？还是变了变味道的应试。“素质”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度量？考官怕也是懵懂。“办事”，请拿出“本本”、“文件”。用人？对不起，也请你“拿本本来”。官场如斯，商场如斯，企业如斯——博士，请！硕士，可以考虑。本科、专科……各种本本把用人单位套牢，我们的企业家连《子夜》里的吴荪甫都不如，有一个屠维岳在跟前，几个“家”能用出来？
这种成才、用才的人才观确实是老了。它早就老了。《唐书·裴光廷传》里载：“乃为何资格？无贤无不留。”这位姓裴的真算好脑筋，出来了一个无贤无不留。“资格”面前人人平等。他让后世一千多年的官宦可耗了多少神！
这种资格理论从文化心理上，它是因循与惰性的集中体现，在很短的时间为社会所接受，同时辐射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与各个视角深度，成了一种不下于制度的利器。无论考试、晋升用人、衡量，也无论士农工商兵学，全部起用资格学说，努力是无比强大的“首要考虑”。看看金庸小说里头“大师哥”、“小师弟”的次序，到官场里的大军机、小军机，到兵营里“老兵”与“新兵蛋子”，那是一点也不得错乱颠倒的。如果透窥了去，资格的背后是“礼”，是中国文化的命根子，是上下左右永远不可更移的“秩序”。这玩意儿真是太厉害了。
以我的观察与思维论，资格这一利器的使用，它的生命力的旺盛也是无与伦比的，它的衰落恐怕还真的是“伊于胡底”呢。但是，政治家已经发现它很要命地在变，社会学家也在想办法，想破资破格的有效办法，办法不多，效果不明显，资格之说有点动摇就是了。
动摇得最明显的圈子好像是娱乐圈。这里头“猫腻”自然还是不少。比如几大腕人物要捧红一个角，这种事还有，然而一个终极的限制，还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观众。你再捧，角色必须自身棒，因为考官是民众，是“广大的”观众与听众。这个观音不好瞒，能不能“红”起来，关键是观音大士大众。我看，凡是公开的、明白的竞争，人才想捂都捂不住，凡是评委主持，考官量核的事，有钱人有权人便能操作出花样来。
我们文化中的劣根是盘根，积的弊是一座山。这种文化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他也就是仰空浩叹罢了。民主是解去盘根错节的利器，也是挖山的爆破器，好生发扬民主是人才出头的希望和前提。而思想的清醒与解放，随着人才的辈出，同样会迸射出它必有的力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