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习惯说我不该用这个题目。应该说个“下棋的事”才对。“弈事”这样的词通常说的是“弈林”那些高手们的事似乎更贴切些。这也就是吾国人言语使用微妙的区分。皇帝叫“更衣”，平民则叫“拉屎撒尿”。皇帝叫“进膳”，常人叫“吃饭”；文人叫“溺”，常人叫“撒尿”，一回事。
前不久我在中国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名叫《密云不雨》，回忆我儿时的家。其中说了许多话，不过没说下棋的事。但我父亲确实就是我学会围棋的启蒙老师。
1958年，我十三岁，上初中。这年父亲教我两样东西：骑自行车和下围棋。对骑自行车他有个基本要求。一是学会慢骑，二是学会拐弯。慢到一秒钟只走一尺，拐弯要在三十平米的地上扭出“8”字形。这样就不会撞到人或者自己摔下来。下围棋他没有什么要求。父亲只是说：“这东西太迷人（引人入胜），别耽误了功课。”骑自行车没什么难的。十几分钟就学会了。我骑到五十岁，没撞到人，也没摔着。车技上乘。但和杂技演员一比，完了。后来安步当车，不骑了。
下棋的事就复杂了。我家的棋事“膨胀起来”，在南阳市成了一时之风。父亲教会了我，又教会我的大妹二妹学棋。一家四口星期六星期日其乐融融，吵闹在棋枰旁。不知怎的就传出去了。说“凌尔文（我父名）家是个围棋家庭”。这就惊动了市体委。当时的南阳市是个小市，县级市。没几个人会下围棋。一个“老革命”带子女下围棋，自然引起了他们注意。于是开始组织活动，召集“棋人”聚集手谈，大会小会张扬表彰。居然也就成了“围棋名家（庭）”。由我们家到南阳军分区大院子女，再扩军到社会。以家为据点经常串连“战斗”，市棋协则帷幄指挥，小南阳市的围棋事业成了小气候。
我小，妹妹们更小。经常的是两个人下，两个人在旁观战。我们都不是什么“君子”，也不是“大人物”。不讲究“观棋不语”。为悔棋的事经常闹得不可开交，大妹是最为认真的一个。输了棋会满眼是泪，抽泣着呜咽着继续投子，泪水滴在棋盘上。冷不丁的旁观支招或对或错必出事端，哗然吵叫起来。什么父子之情，父女兄妹姐妹温情脉脉的面纱“刷”的就撕去了。大妹气得嚎啕大哭，二妹则推枰拂袖而去。我是拧着脖子盯视多嘴的旁观者。父亲倒是不恼，忍气吞声赔笑：“别气了，爸爸错了。再来一盘，啊！”
如果就这个形势发展，很可能我家要出大棋手的。因为大妹已“下出来了”。1963年省里在开封办围棋培训班。选了我的大妹凌建华到“省棋培训班”。因她年纪尚小，不能自理。当时是暑假时间，十八岁的我也就充作家长去了。这是我人生很兴奋的事。第一没有家长，我是家长。第二伙食好，吃住有人管，坐车不用自己操心。第三，可以到开封见见世面，学学棋。我一生没有围棋事业，只有“围棋玩乐”。开眼的围棋事儿也就这么一次。大妹听课我也听课，练习，复盘，讲解“大”、“小”、“粗”、“细”都是在家想也没想过的事。通过这事，我们也结交了一些棋界朋友。这是意外收获。我由此得出终生结论：无论什么会议，聆听领导讲话永远是即兴的。开会交朋友才是永远的，实惠的。从这次培训过后我才明白过去读到“围棋非四十年不能成器”的说法，根本就是混账话。知道什么叫“新手”，什么叫神童，也懂得了许多新鲜的围棋知识。后来我搜到了一些围棋书读，也打棋谱。到我写康、乾、雍小说时，不少处用了文学手段来表达它们。1963年我十八岁，下棋是没指望了。但大妹还行，我看她资质和我也差不多，但她认真、执着，要棋不要命。这些个人成功的基本要素她都有。而后她又参加了几次培训班。回来就不一样了：不悔棋。对手悔她不悔。这一样挺好。第二，下棋慢，半晌走一步，这叫人怎么耐得？我恼了，有时就训她：“走，走啊！你走子儿啊！出去什么也没学会。学了个慢，回来折磨人。”真正的事实是：原先我比她略强，现在不是她的对手了。她会“手筋”，下不过她。建华的棋在家凸显出来，在市里也凸显出来了。后来在中南六省比赛中她还拿了名次，登在《围棋》杂志上——这是我家人名字第一次以铅字公布于世。父母家人俱各欢喜不尽。
可惜的是1966年“文革”来了。国家围棋事业，连同建华的围棋事业包括我兄妹的一切事业雄心，一股脑儿“戛然”中止了，或“终止”了。惜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