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些笔记如能印在散页上，我想更好。它们被随意地扔在一只盒子中，而盒子不妨制作精美些，用猩红的锦缎裱糊。像腐朽时代的韩熙载夜宴。
你打开盒子，可以随意拣起一页：
我想这些笔记能够印在餐巾纸上的话，那更十全十美了。这说明我们无疑都已饱餐一顿。
请打开锦盒！
面孔就是脸蛋。那些行走于梯上的吠月女伴，被剥掉蛋壳了。脂粉在六朝的南京桨声灯影。而南京大学校园里，我是一个好学者兼写作狂：白天泡图书馆，如汗湿的内衣；晚上则在寝室写作。这是我十多年写作生活中写得最多的一年，因为南京有脂粉，校园里有少女的体香。但检索这时期的作品，我竟没有一首是写给这脂粉与这体香的。家猫吃老鼠，更多的时候是吃鱼。在家猫看来，鱼与老鼠几无区别：少女与诗歌混为一谈了——是我的诗歌，它们保留少女的形体。我诗歌的外部轮廓，在那个时期，像一位发育良好、身材苗条、长颈丰乳和细腰肥臀的少女。不像现在我诗歌的外部轮廓，简直如一群愚蠢的男人，强壮得没有水波流转。
我发现我的倾向：我是在挖掘隐身于我体内的女人。我挖掘了出来，把她的皮肤养白，然后腹部刺青——我仿佛景德镇瓷器厂的描花工人。在一只瓷碗上描绘青花，一树潦草的梅花落满去体育场的道路。
最大的危险和恐惧莫过于来自这些斑点了。它们兀兀出现在人体局部，褐色的圆点、朱砂色的不规则痕迹、墨色的星星与深黄色的锯齿叶。而危险使我兴趣索然或勇气陡增。而恐惧使我勇气陡增或兴趣索然。这些斑点，是我一首诗里的标点。我总把标点看成一首诗中最为棘手的部分。为了安排好一个标点，我宁愿放弃掉一个警句。标点是一个被肢解或拆散的女人：
。（她的杏眼）
，（她披散着长发的侧面）
、（她踮地的脚趾）
——我把她的零件装配在一首诗中，如弈者手上的棋子，也像弈者输棋时难受的咳嗽。但她的斑点令我激动。我常常是站在她的身后，击倒她。
我很少有好心情。愉快并不是好心情。好心情是发条松弛的钟表，它还在上路，但不与到来的夜晚合拍？《春夜的游戏》难得是我一首好心情的诗歌，我在写作这首诗时心情很好。但好心情是难于言表的，所以这首诗里一点也没有好心情的影子。其实一旦写作，好心情就成为心情，无好无坏了。只是在刚完成之际，人是兴奋的。兴奋不是心情，兴奋是行动：创造，破坏，吃，喝，拉，撒，拥抱，抽打。点燃那高挂在绿绒面子上的一盏汽灯，在台球室里。那些小杆子们游荡鼓楼一带。
这一首诗，把它看成一张机械制图，会不会好一些呢。这样，你就觉得这并不是晦涩的诗歌。我还没有读到过晦涩的诗歌，就像我没有遇到过明白人一样。而这首诗歌的灵感，也就来自于一张机械制图，合乎我的生活习惯。这么多年来，我多想收藏仿佛轮回的一柄左轮。闲下来，做出握枪的手势，对准自己已被酒精割痛的脑袋，放上一枪。但嘴里却发不出“叭叭”之声，只是“呀”地一下：我看到自己的尸体，刀子般扎进我的生命。我沉默了，成为业余内省的人——在长江以南，把布还原成棉花，再用这些棉花堵住伤口。散花的飞天离开敦煌，撒下的也会是棉花。消毒过的棉花。露出你的屁股，等待酒精与针头吧。青霉素、丙种球蛋白、杜冷丁。我想起医院里的兰草，在它的香气里，胖护士如棉花，那小巧的护士则似一枚羽毛。神似一枚羽毛了。羽毛是棉花的表妹，飞天离我们太远的时候，就没有乳房和臀部，只是一片一片——一片羽毛。
我还没写过一首有关感冒的诗歌呢，尽管我常常感冒——写诗有时候是一种病。一首短诗要写得像打一个喷嚏那样干脆，而长诗呢，则是一星期不退烧。那些不太好的短诗，就仿佛张大了嘴但就是“阿嚏”不出。不太好的短诗太多了。一首糟糕的长诗，你总能欣赏到部分优点，比如这一首吧，你首先能欣赏到作者的耐心和毅力，他就是能把这些平庸的东西千言万语地笔录下来。从这点上，可以说你欣赏到我们身上农民的伟大精神：吃苦耐劳。而一首糟糕的短诗，往往是觉得糟糕时它已糟糕透顶，甚至引不起我们生理上的疲乏和恶心。短的东西，往往是困难的东西。我常常为院子里交配着的公鸡捏一把汗。别说短诗，就是短篇小说要写得富于创造力——文体上的新鲜，也很困难。乔伊斯在长篇小说的领域里风头出足，但在《都柏林人》身上却捉襟见肘。短篇小说里有很多大师，比如契诃夫，但在文体上具有创造力的，还只是博尔赫斯。也很难说是创造，更多是发现。博尔赫斯发现了欧洲早期故事和东方早期故事，他使老故事成为新文体。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我们总能发现一个不断擦着鼻子的人，尽管最后，早已没有鼻涕可流。一个人有很独特的见解时，往往保持沉默或至多“嗯”的一声，而感冒之际，他就得到解放，“阿嚏”一下，连自己都吃惊。
Jeff，一个姓名在脑子里一闪，简直像在路边酒吧听一张三十年代的老唱片。Jeff，我们已好久不通消息。当我写下“Jeff”，我像看到“盘在帽子上的蛇”。语言是一条盘在帽子上的蛇；而文字是蛇，也是帽子。更确切地讲，文字就是“盘在帽子上的蛇”：当我们看到一条盘在帽子上的蛇时，文字就成“一条盘在帽子上的蛇”了。概念却是不能被看见的。也不能被听见。当诗歌成为诗歌这个概念之际，我们就可以欣慰地不在作品上署名，就像风不在云上署名，水不在石上署名，但又实实在在风起云涌水滴石穿。因为有云，风成风这个概念；因为有石，水成水这个概念。因为有诗人，诗歌成为诗歌概念。反之，诗歌这个概念又使诗人之所以为诗人。我想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不署名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来不及署名的时代。文化的泛滥淹没姓氏，这将是概念生产的大好年头。
喻能浑身通晓地进入宗教、情感、世界、村庄与鸟窝。还有稻草堆。宗教是一个靠得住身体的稻草堆，当稻穗被世俗生活所割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也只是这稻草堆了。碧绿的蛾子飞过一茎稻草，天空蔚蓝。牛是最理解宗教的一种动物，它吃稻草，像我们使用方言。
喻，会使一首诗或一篇文一丝不挂，或通体锦绣，或原形毕露，或立地成佛。
喻的方式比一切技法都要古老，它来自祖先的恐惧和窃窃私语。喻当然不是技法。技法们在摩拳擦掌时候，喻则在一旁睁大眼睛。
我写完《拓片与影印本》这组诗后，他人的一切诗歌作品我都能看得津津有味。有种奇怪的感觉，但一直没找到命名方式。后来，听一位画家讲起一件事：他曾和一帮画家去拓长城，半个月下来，忘记自己是位画家，只觉得劳累与苦，是个体力劳动者。有次，从长城下来，在一个岔路口，看到一位中年人正画着八达岭导游示意图牌，感到很新鲜，且连连叫好。那位中年人很不好意思，但他们是诚恳的——绘画竟如此新鲜！像孩子，像童年，把能画像一件东西的人都看作大师。
可以这样说，他们又发现绘画。
归来的新鲜感常常使我发现他人作品的精美绝伦。我日常里的谦卑，大约就源于此吧。
骑自行车回家。而我往往是觉得自己扛着辆自行车，茫然四顾地走在路上。
昨晚，我梦见田间。我要为他编一本诗选，在他的小院里。他把他一生的诗集堆满几只板凳。有一本封面红色，我尤为迷醉。但他并没有和我谈诗。他拿出几只瓷瓶，有一只椭圆形的，他说：多美。年轻时候，我们都叫它蛋。我很喜欢蛋，只是从没写到诗里去。说到这儿时，他哈哈大笑。
喜欢的情感恰恰是在诗之外流露的。我如果也喜欢蛋，我就先吃掉它，然后再喜欢它。但那是一只被叫做蛋的瓷瓶，就像一座被称为诗歌的迷宫。
而红箭头指向场地，它似被线团缠绕住的针。
诗歌是飞天：没有翅膀的飘动。有了翅膀，就是散文、小说之类的飞机。在街头，人们常常会停下身来，看一架飞机飞过，并惊讶它为什么不飞得高一点。如看到飞天，就中邪了：希望她掉下来。
关心心灵，关心体魄，对肤色就不大计较。肤色的地位有点像诗歌——一般人大致是缺乏兴趣的。散文是心灵；小说是体魄。诗歌就是肤色。心灵会转换，体魄会变化，而肤色永远如此。他狠擦白粉或暴晒太阳，也没有谁会以为他是白种或黑人。越是外在的东西越不能转变，诗歌的确像是一块皮肤：无论多么晦涩，它也是暴露的。
所以读一首不明国家的译诗时，也能直觉地分辨出这块皮是从哪头牛羊身上割下。
“夜深人静”。
“夜深人静”。
“夜深人静”。
这是句陈词滥调。常常就是找不到比陈词滥调更贴切、传神与纯朴的描述——我们的困境。
某年某月某日记于夜深人静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