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尔说：“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只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可以怎样说。”据此当可相信，世界自有其——“是怎样的”——面目，只是我们不可能知道，即无论我们怎样观察和描述它，都注定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而且，这片面与歪曲，并非是由于我们的观察或描述的尚不完善。
“测不准原理”也有这意思：世界原本是有准的，唯因“测”的干扰，“准”便隐藏起来。若非如此那倒怪了——如果世界压根儿就没准，又谈什么测不准呢？
可能是出此考虑，“测不准原理”被纠正为“不确定性原理”，意在强调：（微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并非是由于“测”的无能，而是由于其本身就变化无常。无常即无规律，可你是怎么知道那变化是无规律的呢？你已经把世界观测完了吗？还是说，那变化绝对地超出了人的跟踪能力，所以你摸不住它的脉搏，也就看不出它有没有规律？前者明显是不可信，后者则是说它也可能有规律。故而严峻的问题是：如果有规律，所谓“不确定性”就还是要归咎于“测”，否则问题就更要刁钻些——是谁，凭什么，有权断定人找不到的东西就等于根本没有？
或许，“意义”二字有此权力。人找不到的东西，即属对人没有意义的东西，更是人无法谈论的东西，对相信“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实证主义者而言就等于根本没有。比如规律，也不过一种人为的尺度。
《上帝掷骰子吗》一书中说：“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测量行为创造了整个世界。”这让我——一个物理学的门外汉，不免深陷迷茫。
首先，“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一语，已然暗示了还有我们观测不及的世界，或拒绝被我们观测的世界。
那么其次，“测量行为”又怎么会“创造了整个世界”呢？最多只能说它创造了一个人的世界，即被人的观测半径所限定的世界，或是人可赖以建立意义的世界，因而它当然还是主观或相对的世界；为示区分，则不得不称那“整个世界”为“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
第三，“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之确在的证明是：它并不因为我们的观测不及，就满怀善意地也不影响我们，甚至伤害我们。当然了，我们无法谈论不可知的事物，但这不等于它因此就不给我们小鞋穿。
因而你可以说，一件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事是没有意义的，但不能说那是根本没有的。意义，是基于人的感受而为人确立的价值取向。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囿于洞穴的认识，而为洞穴生命所相信的真。用尼采的话说则是，唯限于“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的世界，是我们能够谈论的。这样看，“测量行为创造了整个世界”就不过是洞穴中的认识，所谓“整个世界”就仅仅还是个“人性投射”的世界。
所以，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从来不掷骰子，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有一个广阔的世界，它独立于我们人类而存在，如同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摆在我们面前，然而至少能被我们的观测和思维部分理解”9。
他与玻尔的争执，想必主要是因为，他不仅不信这世界是没准的，而且不信它是“测不准”的。但量子力学的屡屡胜出，证明了伟人也是人，不管上帝掷不掷骰子，人也不可能看清上帝的底牌。但看不清上帝的底牌，不等于上帝就没有底牌。你可以说，我们只能靠手中这把牌为人的生命建立意义，却不能说这便是上帝手中全部的牌。
但是别急，事情料必没这么简单。事情也许是这样的：只有我们观测可及的事物，才能影响到我们。换句话说：凡是能够影响到我们的东西，必也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东西。因而，就算洞穴之外别有天地，但它对我们既无意义，也无影响，于此前提下讨论其有与无，实属无聊之举。是呀，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测量行为创造了整个世界”这一思想。
可是，果真如此的话岂不等于是说：观测不及等于不受影响，观测不及等于影响不到吗？天哪，掩耳盗铃可还有什么错误呢？
错误在于，有人把“影响”完全等同于“观测”了。然而“影响”完全可以在“观测”之外，不是吗？就连都有什么在影响我们、在怎样影响我们，我们还不清楚呀！比如说人是怎么来的？太阳终于毁灭之后人会怎样？比如说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还是我们被什么所主宰？如是者数不胜数，怎么就敢把“观测”等同于“影响”呢？
观测是主动的——要观测，影响是被动的——被影响，而“要观测”是否多少包含着“欲把握”一类的念头呢？很可能，正是这“欲把握”的潜意识，将“观测”与“影响”混为一谈了，这才有了“不存在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和“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这样的疏忽，或这样的雄心壮志。
但有一点要说明：“存在”一词，若仅仅意味着被人意识到或观测到的事物，那么以上文字全算瞎说，而引导这瞎说的文字则属矫情。
开篇所引玻尔的那句话——“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应该还有一种暗示：这并不影响我们宁愿对生命持一种态度。也就是说：人的精神信念，并不以弄清世界的物理真相为前提。甚至是说：精神信念的建立，必须，也必然是要以一个不明其物理真相的世界为前提。
可是，假如这样的话，还能说人找不到的东西，即属对人没有意义和人无法谈论的东西吗？还能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吗？
事实上我们正在谈论一些我们找（观测）不到的东西，并准备谈论它给了我们怎样的人生启示。比如，正因为弄不清一个物理世界的真相，信者才不再以物利来辨认他的神；正因为弄不清创世主的全部意图，爱者才皈依了十字架上的真。也就是说，人文精神是独立于科学主义的。实际上，人的聆听，要比人的观察与把握广阔得多。人只能看到一个“洞穴”世界的围困，却能听见一个神性世界的启示，从而那围困中便有了无限可能的道路。
人怎么可能是万物的尺度呢？人——这一有限之在，不过沧海一粟，不过是神之无限标尺中一个粗浅的刻度。孙悟空尚且跳不出如来佛祖的手心，人的测量又岂能“创造整个世界”？
科学的伟大，也许恰在于科学的无能。人曾想象天上人间，人曾向往月宫中的玉树琼楼，可待到“阿波罗”终于登月，人才明白，沧海一粟依旧是沧海一粟，我们知道的比过去更多了，疑难却并不比过去更少，幸福也不比以往更近。这便是科学的功绩。科学曾令人张狂到自信胜天，唯踏上荒凉的月球表面，人的真正智慧才被激发：世界是无限的，而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有限与无限之比意味着什么，则刚好证明了人的地位。
实际上，人一出生，或一经被创造，就已然面临了两种终极询问：世界是怎样的？我们该怎么办？人就是这样长大的吧——所有的孩子都会看重前一个问题，而成长着的心灵则日益倾向于后者。
我这个数学的门外汉，斗胆对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做如下引申：任何一种认知系统都注定是不完备的，即一切人为的理论，都难于自我指证。比如法律，这一人定的规则，其合法性根据终不能是出于人自身。比如洞穴中的观察、“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皆必“只因身在此山中”而注定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为什么呢？一切有限之物，必因无限的衬比，而显露自身的不完备。而无限呢，又因其自身的无边无际、无始无终，而永无完备可言。
可这岂不是说，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完备的事物吗？或这世界本身，压根儿就是不可完备的吗？这样说下来，是否又要回到“不存在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去呢？因为，在一个永不完备的世界上行走，生命的意义只好是相对的。比如一盘尚未下完的棋，你怎能判断哪一步是对、哪一步是错呢？这下麻烦又大了，这等于是为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开辟了通途，为道德相对主义找到了合法性根据；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种绝对的“正义”或“真理”需要“主持”或“主张”，而是随便什么主意都可以是对的，哪怕是杀人越货。
不过这是两码事。世界的不确定性，正说明它——这一创世主的作品，是人或洞穴生命所不能确定和不可把握的“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的意义也是不能确定和不可把握的。我们不能把握“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恰恰暗示了，我们能够把握一个主观世界，即一个有意义的、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说，我们恰恰是根据一个不能确定、不能把握的外在世界，来确定和把握我们内心世界的，这便是信仰。信仰，所以不同于科学，是不倚仗实证的。信仰，所以不能由强人来指认，就因为那是向着空冥与迷茫的祈祷，是苦弱并谦卑者要为自己寻找的心路——为灵魂制定的美好方向，为理想设计的可行性方针。
而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却说：“任何想超越我们经验的企图，都会沦为彻头彻尾的胡说”，“如果一个人想不出任何可能的经验情形可以作为命题的确证……（那就）完全不具有意义……就是‘伪命题’。”10果真如此，人岂非仅仅是一种能对眼前处境做出反应的动物了？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智慧哪儿去了？人对终极处境的思问哪儿去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哪儿去了？人的艺术能力——即在平庸而荒诞的生理性生活中，开辟出无限可能的精神性生活的能力，哪儿去了？
这些能力，把我们带出仅靠反应谋生的畜类，继而把我们引向人性的发问，最终使我们沐于神性的光照。是呀，创世主的无情已然确定，人把握不了“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已然确定，我们永远要在一条不完备的路上行走已然确定，因而注定了我们只可据此背景来构筑我们生命的意义。然而，存在的虚无性、生命的荒诞性、道德的相对性并没有被确定，因为在这条有限的人生路上，一种智慧触到了它的边缘，从而听见了无限的神启：要把一条困苦频仍的人生之真路，转变成一条爱愿常存的人生之善路；要把一条无尽无休、颇具荒诞的人生之实路，转变成雄关漫道、可歌可泣的人生之美路！如此，相信“唯一存在的，就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世界……测量行为创造了整个世界”就是危险的；危险在于，自以为“创造了整个世界”的人，会把幸福完全托付给改造物界的雄心，以致忽略了心灵的完善。
令我——这个数理科学门外汉——担忧的是，也许我并没把本文所引的那些大师的话听懂。但更令人担忧的是，《上帝掷骰子吗》一书中的某些思想，不幸使篡取神位的强人有了“科学”的支持。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