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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代的忧伤》奥威尔:从政治中来,到政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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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作品在我国有多种译本,他的作风,当为许多读者所熟悉。但无论寓言体的《动物庄园》和《1984》,还是纪实体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随笔评论之类,所有文字都为一种政治意识所浸渍。像这样的有严重的恋政治癖的作家,不要说在他所在的那个绅士的国度,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有的。

在我们的一些小雅人看来,政治是野蛮的、卑鄙的、肮脏的,至少是无趣的。奥威尔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他们会说,这个英国佬倘不是沾惹了政治,一生将过得相当顺当;连他的文学事业,也不会因为“泛政治化心态”的支配而受到破坏,变得纯粹、精致和超然得多。以奥威尔的身份,确实大可以不问政治。他原本作为英国皇家警官被派遣到缅甸,根据享有的特权,可以随意处罚异国的囚犯,生活的优越至少不下于小雅人。然而,不幸的是,他无法接受皮鞭、子弹和四周痛苦的呻吟,结果还是把这份美差给辞掉了。其实,凌辱与被凌辱,损害与被损害,宰割与被宰割,一无例外地都属于政治——这是现实直接诉诸于奥威尔的眼睛和心灵的。在奥威尔这里,政治是从生活伦理中长出来的,而非得自纯粹的观念;不管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它都是一种实存。只要感觉到了政治的存在,它就已经同个人的道德感结合到了一起,因此,奥威尔声明“为政治写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相反,如果要他脱离政治,不跟政治沾边,除非使他失去记忆,把整个心脏、热血、所有人性的东西从他的身上给拿掉!

离开缅甸之后,奥威尔选择了自我放逐的道路。他到巴黎流浪,做洗碗工,进伦敦的收容所,在饥饿和贫困的驱赶下生活。《巴黎伦敦落魄记》所记的这段日子,使他更为深切地感受到社会底层的不幸,其中包括精神上的无聊的困扰和绝望的重压,但因此,也就促进了他的下倾的政治立场的形成。

西班牙内战在奥威尔的生命史上是一个枢纽性事件。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法西斯军事政变,企图颠覆共和党政府,由此引发战争;苏联迅速介入,向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提供武器并设法加以掌控,数千名国际志愿者纷纷来到西班牙。奥威尔是作为战地记者前来的。以他的观察,阵线并不如人们所见的明朗,在左翼内部,各派势力既联合又斗争,局势复杂而多变。从《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可以看到,对于政治问题,他是何等敏感。然而,他洞悉党派政治,却不曾避害趋利,而是恪守他的道德理想,以致于为此惨败也在所不惜。原先,他并不认同马统工党(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的观点,但革命的召唤不可抗拒,他终于做了马统工党的一名民兵,在抵抗法西斯的同时,为西班牙革命而战。

社会主义就是平等。奥威尔承认,正是这一“社会主义的神秘感”吸引了他。在马统工党的民兵组织中,从将军到士兵,大家拿同样的薪金,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从命令到说话,完全是同志式的。如果有士兵拍拍将军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烟,没有任何人认为是出格的举动。在奥威尔看来,每个民兵部队都相当于一个民主政体,而非等级组织,即使是乌合之众,而且存在许多令人厌恶的地方,他仍然认为值得为之奋斗,并以能够成为“西班牙人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这个英国佬,不像我们的学者和周围的小雅人那样厌恶革命是明显的。他把革命看作是被压迫大众的权利,是消除特权和社会不公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书中,他多次写到革命,为他所经历的革命氛围所迷恋。革命以自由的力量,解放的力量,人道主义的力量,使他既往的底层生活经验得到升华,契合于他的道义感,成为生命中最为壮丽的激情体验。

随着西班牙战事的推移,苏联的政策愈来愈清楚地暴露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性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血的事实,见证了这段历史。在全世界都被斯大林的铁腕所震慑所蒙蔽的时候,奥威尔成了其中最早的几个清醒者和批判者之一。

如果说这部书的前半部是一出正剧,那么后半部就是一出悲剧。中心情节是镇压马统工党,以革命的名义消灭革命。苏联共产党把从镇压“托洛茨基派”开始的肃反经验运用到国际政治舞台,假西班牙共产党及共和政府之手,出动秘密警察,轻而易举地便把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小党给“清洗”掉,整个过程中没有遭遇到任何反抗。共产党以及亲共产党的媒体纷纷指控马统工党犯有间谍罪,是“佛朗哥的第五纵队”,是与法西斯结成联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逮捕事件持续了几个月,政治犯多达数千人。书中叙述说,被逮捕的不但有马统工党的头头和党员,还有每一个与马统工党有联系的人,甚至包括伤员、医院的护士以及马统工党党员的妻子,以致连党员的孩子也不放过。警察密切监视往来的人,如果有人频繁探监,也将因此成为“托洛茨基分子”朋友而被捕,然后像个无人关注的动物那样死去。奥威尔仔细地描写了整个社会如同一座精神病院般的恐怖情形,一方面揭露苏联共产党的暴力、阴谋与欺骗,一方面极力为马统工党辩诬。他特别写到遭到逮捕以致最后死于狱中的两位外国人:柯普和斯迈利,充满赞美之辞。为了营救柯普,已经拿到遣散证的他,仍不顾个人的艰危处境,在布满杀机的作战局与警察总局之间奔走。这个一生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的不安定分子,在全书最后一章,给自画像匆匆留下了快速然而有力的一笔。

悲剧在书中是分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是马统工党的毁灭,一条是奥威尔理想主义的幻灭。在大搜捕的日子里,便衣警察趁午夜闯入奥威尔所在的旅馆,搜查他的卧室,几乎搜走每一块纸片,从日记、书籍、剪报到所有信件;此外,还搜走他在疗养院的所有东西。这便是一个志愿者寻求革命的代价。然而,就在这个英国佬带同他的妻子一起,侥幸逃离这个战火纷飞的国度,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宁的土地时,竟然萌生了一个简直不可思议的念头,就是:重返西班牙!他写道:“虽然这样做可能对谁也没有好处,甚至会遭遇杀身之祸,但我还是希望能够跟其他人关在一起。”他承认,几个月的西班牙经历对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无法记下他的全部感受,他的梦魇、痛苦、悲愤,以及深情的眷恋和祝福。他说:

我个人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战争只给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回忆,可我还是不想与这场战争擦肩而过。你已经看到了这样一场灾难——虽然西班牙战争已经结束,但这场战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它所带来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屠杀和肉体上的痛苦——这场战争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破灭或玩世不恭。奇怪的是,整个经历却让我更加坚信人类的高尚品质。……

幻灭之后仍然希望,——这就是奥威尔。

是政治赋予了奥威尔以永无止息的热情,在“血腥的哑剧”之后,他写下《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之后,又以悲剧的想象力,写下《动物庄园》和《1984》。从情节的安排看,奥威尔是绝望的,然而他所绝望的也只是个人曾经有过的政治信仰——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而非人类存在本身。

人类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所以,奥威尔会称他的写作是政治写作。从政治中来,再回到政治之中,这就是他写作的全部。惟有在政治和对政治的感悟中,他才获得了写作的自由。这时,他可以不必理会那些小雅人,不必讨评论家和出版商的喜欢,不必照顾种种关于“有趣”、“游戏性”、“美是和谐”之类的文学说教,——且看他在他的叙事性文本中放肆地随处插入大段大段的议论,是何等的目中无人!他所需要的,仅只是忠实于他的良知——大约也惟有如此诚实的写作,孤傲的写作,坚定的写作,才真正称得上是“个人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