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时值岁暮，雪灾的消息，有如大雪般覆盖每天的报纸。然而，即使冰雪塞途，列车停发，电力中断，满城烛光，人们仍然忙于营造节庆气氛，在黑暗中期望看到荧屏中的“春晚”。我们的人民是喜剧性的人民，何况遇上春节，热闹自然是少不了的。
就在这熙熙攘攘预备祝福的时刻，有一个人悄然走了。
耿庸先生去世的消息，最早是萧玉英医生告诉我的。
1988年春节前后，正是在人民北路萧医生的家里，我陪孙钿先生，一同拜见了倍同路莘女士刚从上海南来的耿庸先生。此前，拙著《人间鲁迅》出版时，曾给上海方面寄出三册，收件人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我所敬重的三位长者，他们是:贾植芳先生、何满子先生，再就是聊斋先生。在他们的文字中，我获得一种确信，认定他们的身上存留着鲁迅的骨头和血脉。见过耿庸先生，我欣喜于我的判断没有出错。
钦定“胡风集团案”发生后，耿庸先生便一直在牢狱里生活，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夫人王皓，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中跳江自杀，当时的说法叫/"自绝于人民/"。遗下三个孩子，在一个举目无亲、充满敌意与冷漠的世界里如何过活呢?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家庭所担受的苦难，以及加之于耿庸先生的精神上的痛楚。几十年沧桑，留下一头银发，满脸皱褶，可是，他那儒雅的风度却掩盖了这所有一切，乍见之下，丝毫觉察不到灾厄的痕迹。他严肃，庄重，说话却是随意的，机敏而幽默。说时，他一面抽烟，一面透过眼镜片定睛看你，你可以感觉到他对问题的专注。对于世事，常有犀利的批评，说到激烈的时候，他会睁圆了眼睛，像是与人争辩的样子。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常常微笑着的，流露着诚恳、友善、温厚，有时说着说着，还会像孩子一样，被自己的话头惹得咯咯地大笑起来……
孙钿先生和他一样，同属/"胡风集团案/"的要犯，蹲过监狱，干过苦役般的重活，相聚的机会于他们来说是极为珍贵的。我虽系初识，毕竟有过赠书的前缘，所以，大家一起谈话也就无须太避忌，感觉是愉快的。
此后，我常常一个人去看望耿庸先生。他后来从萧医生家里搬出，和李晴先生在达道路合租了一幢小洋房，我仍旧是那里的常客。
那时，李晴先生在一家出版社任职，计划出版我的一部诗集。我约请耿庸先生为集子作序，一来看重先生的道德文章，二来，也想给这段往来的日子做个纪念。
序文很快写好了。
意外的是，我喜欢的几首抒情诗并不为他所欣赏，倒是明白表示喜爱《贝多芬》和集中的几首长诗，说是这些诗引发了他的/"别样的感应/"。他特别称引了叙说司马迁的《蚕室之一夜》中的两段，其中一段的开头是:
一千次思考只为一次选择
我选择了苟活
而不是庄周式的永生……
仅为评说一首诗，就费去了数页稿纸，关键词就是这“苟活”。他是一个坐过囚室的人，深感不自由的苦痛，难怪司马迁的古魂灵，会让他这么心意难平。只是，他并没有陷没在历史的悲剧里，在文中引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一语，指出/"正直、正义、正派的士即知识分子/"即使被不免神经衰弱的帝王式人物置于不是死就是活着受辱的境地，始终怀着/"无可旁贷/"的使命感。但因此，生命也更有光彩。
耿庸先生是我见过的人中最有尊严的人。
我们见面无所不谈，包括臧否人物。耿庸先生在后来写成的著作《未完的人生大杂文》中，记下不少跟他有过关系的人，当然也有好些未及记，或不能记的。在他谈及的人物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就是周扬和张中晓。
对于周扬，我们都不抱好感。耿庸先生说了两件事。一件发生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在作大会报告，当说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时，萧军从后排站了起来，高声喊道/"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记得耿庸先生说完，当即开怀大笑。他对萧军的这种近于莽撞的行为，是颇为赞赏的。
还有一件事是，在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主持人宣读了周扬在医院打来的祝贺电话，全场鼓掌长达数分钟。随后，由一班中青年作家起草了一封致周扬的慰问信，悬挂在会议大厅里，让众代表签名。有站着签的，有蹲着签的，因为人数太多，原信纸又太短，就又找来自纸续了上去，以致拖到地上;那结果，弄得后来签名的人只好跪着趴着写字了。耿庸先生说到这里，又咯咯地笑，到最后，用了很有点骄傲的口气说/"全会场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签名! /"
至于对张中晓的态度就大两样了。
我曾多次听他说起张中晓，称赞张中晓的明敏多思，以及为常人少有的批判的勇气。说到张中晓和他在新文艺出版社同一个编辑室里面对面办公的情景时，总是极力回忆着各种细节，有一种沉洒于其中的深情。赞叹，惋惜，缅怀，哀痛，沉默无语，或竟泪花闪烁，神情显得很复杂。说到往事，我发现，耿庸先生的记忆力好得惊人，描述起来，历历如在眼前。引述书本的东西也如此。与其说这是一种天禀，无宁说是长期的牢狱生活对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锻炼和考验。他是看重经验的。几十年来，想必他一直在顽强地对抗遗忘。后来，读到他的一篇自述文字，说及他和张中晓分住隔壁的囚室，听到张中晓吐血之后轻叫着/"报告/"的声音，隔着牢门而无法前去救助的自责的话，实在教人感动。
他在出狱之后，一直打听张中晓的下落，曾试寄一张《解放日报》给在绍兴下关邮局的张中晓的父亲转交，希望张中晓看到笔迹会回应他的无声的寻唤。这个希望，终于在文革初期从“外调”人员口中得知张中晓的死讯而彻底破灭。他写道/"然而三十多年来依然是二十六岁的中晓时常地显现在我的眼面前。/"这样的患难交情，非是一般文人的惺惺相情可以比拟。
在“胡风骨干分子”中，毛泽东最重视的就是最年轻的张中晓。对此，耿庸先生曾经表示过相同的意见。半个世纪来，确实还不曾有人像张中晓这样，反对把《讲话》当作“图腾”。这个十八九岁就得了肺病，且被切去五根肋骨的“反革命”,获释后仍一面失业、挨饿、咯血，一面不停顿地阅读和思考，堪称“韧战”。他把他的反专制主义的思想断续地记录到拍纸簿上，火柴盒上，废纸片上。死后由他的家人送给何满子先生保存，最终由路莘女士整理成册，名《无梦楼随笔》。我有幸最早读过稿本，并对全稿做了摘录，然后重新编序，发表在《散文与人》丛刊第一集上。
张中晓的书信，也是由路莘女士设法出版的。出版前，在北京晓风家里看到这些书信，借阅了一夜晚，感觉其中的锋芒，并不稍逊于随笔。我拟选出几通，登到《散文与人》上，晓风的意见是由路莘女士作注后再交我刊用，只好作罢。这些书信后来印了出来，不过并没有注释:印象中，有个别信件似乎也没有收进去。也许是言辞过于锋利，尤其涉及个人的批评，编者觉得有必要为尊者讳，或者为死者讳的罢。
耿庸先生是执拗的。
这种性格的人，一且同所追求的真理，或所坚持的信念结合起来，就变得非常刚硬，坚不可摧。当然，执著于真理和信念，已经成了上一代人的事，到了我们这一代，几乎全数沦为实利主义者了。倘若仍旧套用/"真理/"一类的词，那么，也即等同于霸权话语，等同于权力、财富、声名，等同于主流、时尚的东西。有谁要是独行其是，使用熟习的理论或工具，一定要被讥为保守主义者、落伍者、等待被抛弃的人。
我曾经同一位上海的青年学者谈到过耿庸先生，结论果然是“老派”。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从根本上说，中国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而后现代的理论已经大行其道了。对耿庸先生来说，中国是仍然需要“启蒙”的，这启蒙就是前现代话语，当然要被后现代理论家看了笑话。文学理论也如此。耿庸先生大谈其“现实主义”，说得浅显一点，即鲁迅说的“睁了眼看”，明显是针对中国文学的/"瞒和骗/"的传统的。他和何满子先生所作的“文学对话”，也都重在现实主义的本质的阐发。然而，这在满嘴“现代性”的学者看来，还不是土得掉渣了吗?
使用什么样的理论、概念和语词，在耿庸先生是作过严密的思考和慎重的选择的。他的文风，从来不肯随俗，喜欢使用长句子，让不少习惯于抄近路的人看了感到别扭。只要打量一下就知道，那其中的逻辑是极其邃密的;而内含的诗意，更不是一般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所有的了。
究其实，他倒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的人。比如，他在文章中说的“被做成‘胡风反革命分子’”，这个“做”字，我就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如此用过。对于建国后的第一起文字狱，用“做”字来表现是极为准确、生动，而又意味深长的。有一次，他同我讨论到拙文《五四之魂》的部分内容时，电话那头突然蹦出一个“激退”的词，让我敬服之至。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蒙覆“激进主义”的溢号而被攻讦，用“激退”形容这些论客的本质，实在说得上一以当十。后来，我将此文印制成书，即采用了他的提示，将“激退”一词加入相关的段落中。
突出的，还有对八十年代的一个流行词“反思”的态度。他是拒绝使用“反思”的，说时，还语带讥讽。当时听起来，不兔觉得太拘泥了点；后来觉得，对于一个本质主义者来说，他的反对是有根据的。正如“反理性”一词，孤立来看，似无可挑剔，甚至大有先锋派头，倘用于未经理性训练的民族或人群，则大谬不然了。又如，在没有自由，或自由并不充分的国度，“反自由化”也是极其荒谬而且有害的。“反思”始于“思”，倘若连起码的政治常识都不具备，连正常的思考力也丧失掉，“反思”将从何谈起?
然而，耿庸先生的朋友竞相“反思”起来了，他能不为所动吗?
也许由于长时期地被禁锢和被隔离，他不害怕孤立。他忠实于自己。他固然不想做鲁迅描写过的那种膀子上挂着小铃铎的领头羊，但也不想昏昏然混杂在羊群之中。
他不阿世。
1989年初夏，我和耿庸先生、路莘女士一起，赴武汉参加首届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
与会者中有大批的“胡风分子”。据我所知，他们劫后的第一次聚会，是在胡风先生的追悼会上，这次座谈会当是第二次了。我发现“反革命集团”的莫须有的罪名，非但不曾使他们互相规避和疏远，反倒增进了当年的“钦犯”之间的一种集体情谊。他们相见时那么热烈、亲切，真像是一个大家庭;连对文学的认识，以及为之献身的热忱，都是那么相似!
会议期间，阴云密布，闷雷轰鸣，却又欲雨不雨。盛夏未至却是无比酷热，这种气候，我是从来未曾遇到过的。午间，呆在房间里实在窒息难耐，便一个人遛了出来。
在大厅里，恰好遇见耿庸先生。
前些天，他和朋友们在一起，显得那么忙碌而愉快，奇怪的是，此时神色凝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匆匆说道，他有事，得去开一个小会。我觉得，他的话间很有点神秘的意味。后来见到他，人变得沮丧起来，不再如先前般的活跃了。再后来，我们都已经回到了广州，他告诉我说:当时一帮人商议要建一座通天塔的，结果意见不一致，这塔也就建不成了......
从此，他对“集团”中人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武汉之行，在他的乖舛的人生中又当增添了若干未曾经验的经验的罢。
看到了裂痕，又顾惜“同袍之谊”，耿庸先生这种近于矛盾的心态，不禁使我联想起鲁迅在“左联”解散前后的情形。不满“左联”的存在，却又极力维护“左联”这是一种苦境。鲁迅说：“细嚼黄连而不皱眉”，这种味道，大约是只有一个人自己知道的。
一年多以后，耿庸先生和路莘女士一同返回了上海。
我们仍然保持着多年的通信和电话联系。自“文革”开始以后，我一直害怕写日记和存放朋友的信件，耿庸先生的来信，仅存1991年1月15日的一封，是因为开头自白有关健康的态度问题，曾经感动过我的缘故。
普通信封，信纸用的是上海市群众艺术馆的稿纸，背面是印了字的，两页纸都用手裁掉了一小截，露出粗糙的毛边。耿庸先生是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有一段时间很严重，像是住进医院里了。可能我曾在信中劝他珍惜身体，练习气功，所以他写信一上来就答复说:
气功也许比流行歌曲强一些，我也不想学。道教是“国教”，上海年前成立了协会而且恢复了沉湮久矣的道观(这在全国可能是率先的)，于我则毫无吸引力。懂得中国人独不憎道士者，懂得中国大半一一鲁迅此语足以令现代中国人感慨系之…
鲁迅说他佩服孙中山，并非因为孙中山革命的缘故，而是因为作为西医出身的他，病重至死也一直坚持不吃中药。这里关系到一个信仰问题。信仰讲究彻底，讲究始终如一。耿庸先生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在我看来，他是中国少有的坚定的西方化知识分子之一。因为憎恶“国粹”，所以连同国粹有关的所有东西都要遭到他的唾弃，哪怕这些东西会给他个人的肉身生命带来实际上的好处。
《散文与人》停办以后，我还曾编过几种丛刊，但都接连的无疾而终。因为少了约稿的事，我和耿庸先生后来的联系便少了。前年与何满子先生通电话，何先生告诉我，耿庸先生得了脑梗阻，麻烦得很。随后，我还是给耿庸先生去了一个电话，但听起来，头脑是清楚的，声音也一如从前，这多少给了我一点慰安。
十月份到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原意多留两天，顺便看望一下耿庸先生和别的几位老人，结果提前赶回了广州，留下永久的愧憾。
如果可能，惟愿编辑出版一部耿庸先生的遗著。在我，这并非出于私谊而已。无论忆述、杂文、评论，他的文字都是有温度，而且有深度的，见证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良知，人格，爱，和神圣的仇恨。只要世间还有黑暗，还有鬼魅，战士之书就不至于沦为文献，虽然文献是学者所宝贵的。
一个人来到世上，生命中的黄金时代被劫夺了，丧失了自由、幸福，以至写作的权利；即使留给他一点有限的残年，也简直来不及恢复，一一实际上他已经加快了脚步向前走，然而没走上几步，一生就这样完结了!
今夜，听着窗外零星的爆竹声响和更广大无边的寂静，除了感慨，我还能说些什么!
2008年2月 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