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许多事物都呈对称性的存在。譬如政治，有专制政治就有民主政治；说到道德，有善必有恶，高尚往往与卑鄙并存；至于艺术、学术、科学，明显地都有人性与非人性之分。这其间的差异，犹如水与沫，火与灰一样。对称是共生的，但又意含着某种对立，相关者愈趋于对立，本质的特征愈见鲜明。
在极端的年代，一切都得经受严酷的考验。这时，人群两极分化，尤其敏感如艺术家，无论是隐匿的或是公开的冲突，都较和平时期为甚。纳粹德国的文化艺术界是显著的例子：一面是顺从、投降、附逆，一面是囚禁和流亡；一面是无耻的吹捧，一面是诅咒和抗议；一面是苟活，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般说来，双方不可以等量齐观，所以有“主流”和“非主流”的说法；非主流一直处于抗衡状态，但也因此使对称得以保持。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两人，可谓妹两悉称。茨威格以他的犹太人身份和人道主义著作，遭到纳粹的迫害，最后逃亡至巴西自杀亡故。他的绝命词十分简短，语调平静，在绝望于个人前途时仍然寄希望于人类，那是十分感人的。相反，施特劳斯在颠簸的岁月里过得相当安稳，曾经出任帝国音乐局总监一职，而这一职位是希特勒特别指示赐予的。 1936年，他为柏林举办的奥运会创作《奥林匹克颂歌》, 1938年又创作了歌剧《和平日》，获得最高元首的嘉奖。最令世人不齿的是，在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为抗议纳粹的反犹行动，公开拒赴德国音乐节时，他接替了这个空缺的位置。为此，托斯卡尼尼有理由说：“在作曲家施特劳斯面前，我要脱帽；在作为一个人的施特劳斯面前，我得重新把帽子戴上。”
正是这个茨威格，也不是第二个施特劳斯，他们共同完成了一次亲密无间的合作:歌剧《沉默的女人》的创作。倘从思想人格上推断，这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然而，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契合点，就是对艺术的忠实。在通信中，我们看到，相对于艺术，他们一致表示了非政治的态度。茨威格说：“政治是过眼云烟，艺术则会永存，所以我们当为永恒的东西奋斗”；“政治总使我厌恶”；“我远离政治”。施特劳斯始终否认自己曾经投身政治，强调他的所有的音乐活动“与政治无关”；他把自己看作是艺术的守护神，说：“假如我们自己不保护艺术自由，怎么能指望从酒吧里的拙劣演说者那里得到自由呢?”生在政治社会里而声明脱离政治，倘若不是天真无知，便是自欺欺人。正当茨威格和施特劳斯将政治拒之门外的时候，政治早已破门而入，那结局，只能是分道扬镰。由于歌剧的台词作者是犹太人，歌剧的上演自然违犯了法律，茨威格除了逃亡别无出路。为了将歌剧搬上舞台，作曲家施特劳斯则极尽各种妥协的办法请求上演，当他得悉宣传部长戈培尔将携夫人光临演出，并为此拨出专款补贴时，随即写信告知茨威格说：“你瞧，可恶的‘第三帝国/'也有好的一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意外的是，他给茨威格的一封信中涉及敏感的种族问题，被盖世太保截获，结果被草除了音乐局总监的职务，而歌剧在获准作为特例上演了三场之后也随即宣告被禁了。为此，他给希特勒写过一封很谦卑的信，试图作出解释，但是，元首没有理睬他。
没有人可以置身于政治之外。政治无法绕开。临到最后，人们仍然得以本真的面目正对它，面具是不起作用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带有强制性;对于政治，全部问题是如何接受的问题，而不是应否接受的问题。此间，道德的中介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施特劳斯既是大艺术家，同时也是小市民；作为艺术家，既是世界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一战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战争，胜利！德国万岁！他们不可能让我们退却！”在《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缩编谱里，他一样写道：“我们伟大的德意志祖国万岁！”虽然，他对纳粹的政策未必全部认同，但是这种德意志式的偏执的“爱国主义”，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无相通之处。当然，他的许多迎合纳粹当局的行为，也可能出于实用主义的动机。因为除了获取荣耀，对他来说，还存在着一个如何获得当局“全方位的保护”以摆脱危险的问题。他的儿媳以及先后几个合作者都是犹太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包袱，他背负起来是十分沉重的。对于专制统治，他不是没有过不满，曾感叹说：“可悲呵!像我这样档次的艺术家也得向部长小儿请示什么可以谱曲，什么可以演出。我也属于仆人和侍者的国家。”他还有过潜写作的打算，多次动员茨威格秘密合作，说：“如果有人问我，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创作什么，我没有台词文本。/'几年后，当这些作品都完成后，这世界也许是另一副模样了。”然而，未来是一个画饼。施特劳斯既要尝现世的甜头，就不能不割舍坚持真理的任何可能性，以致随时随地利用政治。利用政治的结果，只能为政治所利用。茨威格最后婉拒了他的合作，应当说，对他的“艺术唯我主义”是有认识的。“他那种公开投靠的行动，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在回忆录《昨天的世界》中，茨威格如此评论道：“在那样一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气的音乐家竟公开倒向他们一边，从粉饰现实的意义上说，这给戈培尔和希特勒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
戏剧性的是，自称讨厌政治的茨威格，此刻已经变得百分之百的政治化了。
在茨威格那里，世界主义不只是一种超乎地缘政治的观念，而且充满着深厚的人性内容，当人类普遍遭到暴政和战争的蹂躏时，他宁愿和自己的作品一起受难，也不想在征服者那里博取任何特权。他致信施特劳斯说：“我们生活在事物一周一周地发生变化的时代，不得不习惯于消除‘安全/'的观念。一个人所能做的也只有理性地行事，按自己的信念行事。”又说，“作为个人，我们无力抵制全世界的意志和疯狂。要保持坚定、自尊，要拒绝一切痛苦和仇恨的情感，就得有足够的力量。时下做到这，就是取得某种成就了，当然这比写书还难。”这种力量是自己给的，尤其在个人被困挠所阻绝的时候。
施特劳斯的同行托斯卡尼尼，在希特勒称他为“尊敬的大师”，邀请他出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挥的前一天，他率同一批音乐家在美国发表公开信，抗议希特勒对犹太音乐家的迫害。无独有偶，犹太音乐家勋伯格原来也是反对带有政治倾向的艺术的，曾经表示说“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恰如做鞋是鞋匠的事。”后来他被希特勒逐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而流亡巴黎，这时，他开始“做鞋”了。二战结束后，他以华沙犹太区人居住的集中营为背景，谱出了著名的《华沙幸存者》，那是音乐风暴，为施特劳斯所无法谱写的。
相似的对称人物，还可以例举雕塑家的布勒克和库尔特·舒马赫。布勒克的作品，像矗立于总理府的青铜像《党》、《德国国防军》，就像御用建筑师特罗斯罗和施佩尔使用“石头的语言”所表现的那样，每一个细节都展示着一种充满恐怖感的宏伟的意志和力量。这是时代的主旋律，“红色合唱团”成员，他就义前致信妻子说：“为什么我不躲进象牙之塔，置身于一切政治之外？就因为那样一来，我的艺术就会变得毫不足道，变得没有生命，没有存在的价值……只要第三帝国只把自由给予它自己的艺术，那种为灭绝人性的政治思想服务的艺术，那么我就不得不忠于我的中世纪先驱的榜样，为争取自己的创作自由而投入政治斗争，反对这个不应当存在的政治制度......”显然，这是另一种意志，另一种力量，寄寓的是反抗。
文学家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布莱希特等流亡作家同“国内流亡者”作家是一种对称，与纳粹时期一直走红的剧作家豪普特曼等又是一种对称。托马斯·曼借《绿蒂在魏玛》中的歌德之口说：“我有我的德意志民族性，让他们所说的市侩行为见鬼去吧。他们认为他们代表德国，但是我才是德国。让你们的德国彻底毁灭吧，在我这儿她将继续存在。”这里说的“两个德国”是一个涵盖面相当广阔的对称现象。豪普特曼在戏剧《教堂的女儿》首演结束后，挽着戈培尔的臂膀步出剧院，托庇于宣传部长的行为，无论出于安全感还是荣耀感，都与施特劳斯颇相类似。但是，正是这个豪普特曼，在纳粹时期还写了其他一些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的剧作，剧中多次出现类似的台词：“疯狂统治世界！”这是他特意为他的时代所做的写照吗?为什么他有两副嗓音?难道他有两颗心?在大剧作家的精神内部，恐怕很难因为清一色的意识形态而彻底清除对称物，譬如正义和邪恶、真实与欺诳之间的冲突。正因为如此，战后，驻西柏林的美军因他亲纳粹的政治态度禁演他的剧本，相反苏战区则大演其戏。历史的对称物相继衍生，这是一种饶有意味的现象。学术界也如此，对法学家施米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看法，从战后到现在，一直众说纷纭，结论甚至可以截然相反。格拉斯在小说《狗年月》里暗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说：“这个人和那个人在同一个绒球帽年剪的脐带。这个人和那个人相互对立。这个人和那个人总有一天会站在同一个纪念碑的基座上。”其实，相互对立的仅仅是两个人吗?
政治的边界集结了一群人又一群人。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主义，不同的对称性存在。时间的脐带把许多血缘相同而又相隔遥远的人们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传统。传统就是发现。人们可以从传统中感受压力，也可以传统中获得依靠和鼓舞，不可代替的唯是个人的良知；虽然深厚的历史资源一一实际上只能是一种精神资源一一可以作为后援而被利用，但是，现实中的物质力量的匮缺是无可置换的。当一个时代严重失衡，对称性便不能不成为一种挑衅；在庞大的权势者面前，除了给自己增加成倍的责任和勇气，以打破非对称的强势以外，如何可能保持平衡而不至于倾斜和颠倒?在纳粹时期，德国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倒向了政府一边，正如爱因斯坦形容的，知识分子业已沦为一个不比暴徒好多少的无耻的集体；而正义的一面只有“一小撮”，甚至唯剩孤零零的一个人。这时，我们看到，正是他，“相对论”的发明者，选择了与集体相反的方向，只身上路。
2002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