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一部是《瓦普察洛夫诗选》，另一部是《米吉安尼诗文集》。
《瓦普察洛夫诗选》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本，多人译。封面桔红色，其上有线描的两个武装起义者形象，书名及书脊均作玫瑰红。若在煤油灯光的映衬下，会显得格外温暖，仿佛透着初暾的微光。
《米吉安尼诗文集》是中学时代购读的，存放在家屋的大木柜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突发洪水，所有的存书连同木柜全被压在砖泥之下，其中就包括米吉安尼。我找不到书的封面，首尾也有缺页，扉页后面插印的作者头像也没有了。依稀记得诗人的模样:前额开阔，目光略带忧郁，唇上留着短胡髭。这部书的用纸特别粗，脆，颜色也特别灰。“大跃进”年代有一批书都用这种纸，海涅的《新诗集》就是，简直近于黑。米吉安尼的诗印在这上面，倒是很相配，愈发显出那忧郁来。
在报上读到关于纪念瓦普察洛夫诞辰100周年的报道，随即想到米吉安尼，以及他们的诗集。两部诗集紧靠在书架一侧，它们是三十年前从乡下一起随我进城的。
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都是巴尔干半岛人，瓦普察洛夫生于保加利亚，米吉安尼生于阿尔巴尼亚。上世纪初，他们差不多同时来到同样为土耳其人所奴役的世界。瓦普察洛夫1909年出生，比米吉安尼大2岁，米吉安尼却因肺病在27岁时早逝。时隔4年，瓦普察洛夫毙命于行刑队的枪弹之下，年仅33岁。这是划过时代的黑暗天幕的两颗彗星。
瓦普察洛夫的父亲曾参加反对土耳其人的战斗，母亲是保加利亚的美国学院的研究生，这样的家庭教育，给一位战斗的诗人的成长准备了良好的土壤。他就读于瓦尔纳航海机械学院，毕业后自愿当工人，随后加入保加利亚工人党(后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积极投身于社会解放运动。二战爆发后，保加利亚与德国法西斯结盟，瓦普察洛夫随之参加抵抗运动，直至英勇就义。米吉安尼诞生在一个贫民家庭，5岁时双亲相继去世，成了孤儿。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在当地读完小学，14岁被送进马其顿玛拉斯梯尔地方中学就读，接着又被送进神学院学习， 8年的修道生活，不但不曾使他皈依上帝，相反激发了他的叛逆情绪，不断抨击宗教的虚伪和罪恶。不同于瓦普察洛夫的革命斗争实践，他是以一种精神内省的、孤独的方式倾向于革命的。
尽管在家庭境遇和生活道路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两人是完全一致的。瓦普察洛夫长期当工人，做过火夫、司炉工、技工，进入党内之后，既是战斗者，又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置身于工人阶级革命队伍中，更多地表现一个“喧嚣的机械的时代”的集体生活，许多比喻用的都是工厂里的意象。米吉安尼一直当乡村教师，熟悉的是阿尔巴尼亚农民的生活，世世代代承袭不变的贫困而悲惨的生活。在他们的诗中，虽然生活的范围和形态各不相同，但是对于生活，他们都同声发出恶毒的诅咒。
瓦普察洛夫把生活比作“恶狗”、“邪恶的、愠怒的下流货”、“积重难返的浪子”之类；在著名的《历史》一诗中，他唱出了被压迫者的呼声:
......在你永无穷尽的卷帙里，
在每一行、每一个字的下面，
我们的痛苦将偷偷地眨眼，
发出一声辛酸的呼喊。
因为生活，对我们毫无怜悯，
它用沉重的残忍的爪子，
抽打我们饥饿的面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语言会这样粗野……
瓦普察洛夫是富于激情的，即便诉说生活的苦难，也一样声调高亢。我是在一个名为“四人帮”的政治寡头集团覆亡之后不久，骑车进城买到《瓦普察洛夫诗选》的。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晚在小屋子里大声朗读此诗的情景。
米吉安尼也曾写过激越的诗篇，有的带有战歌性质，不过，他的热情更多地是经过压抑的。比较起来，瓦普察洛夫的诗更偏于主观抒情，技巧更具现代性。米吉安尼对于农村生活和底层人物的表现多是描画性的，正如他所说，“保存在人民心中的歌被偷走了，歌变成述说”；手法看似陈旧，读起来却是特别真实感人。乡居十多年，那是一段动荡的、恐怖的、卑贱的日子，我几乎离不开米吉安尼的诗，特别喜爱诗中那种超乎形式之上的忧郁气质。我倾听他，感激他，始终觉得他代表我在倾诉。他有一首诗，题目就是《在忧郁的旗帜下》:“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每个屋顶上，/都悬挂着忧郁的/没精打采的旗帜……”他常常写到泪水，他的歌声是伴随着哭泣的。他在《苦难》中写道:
我每天都看见
生活
把各种情感
都逐个地打上
命运的戳记
而欢乐却没有存在的地方
生活，
以往我不知道，
你竟是这样可怕，
那时，我还没有
落入你的怀抱。
今天，在镜子里
我凝视着自已的眼睛，
我看见，由于苦难我的目光逐渐黯淡，
我看见，我的脸上布满了衰老的皱纹，
我很快就要变成一面
百孔千疮的旗帜，
在屋顶上
迎风颤抖。
两位诗人都深爱着他的祖国、土地和人民。米吉安尼出身孤苦，命运坎坷，他以悲悯的情怀，注视广大的不幸者:农人、妓女、弃婴、自杀者、乞丐、纤夫、疯子、囚犯......他说，他愿意在膝盖一样深的污泥中行走，拥抱那些深夜里与他一起跋涉的人们。瓦普察洛夫的爱同样来自人性的深处，而非政治信仰和集体意识。人道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不是宣传灌输可以奏效的。相反，意识形态国家往往敌视人道主义。我怀疑，人道主义直接来源于血统一一深蕴于个体生命内部的关于民族和家族的悲剧命运史，爱与同情都是一种心灵秘传。为了纪念一位战死的同志，瓦普察洛夫一连写下《同志之歌》、《妻之歌》、《信》、《梦》等诗篇，从中不难发现，燃烧的热血中随处都有泪水的润湿与温柔。
由于爱，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不能不怀着神圣的愤火高唱复仇。瓦普察洛夫在一首诗中写道：“你曾经教过我，亲爱的母亲，/要爱所有的人，像我爱你一样。/我愿意爱他们，母亲，但是/我必须也要有面包和自由。”同样爱人类，战士、诗人与宗教家便有如此的不同。为了改变人类的非人处境，为了寻求自由、正义和真理，他们的竖琴弹不出平和之音，他们成为至死不肯妥协的反抗者和革命者。
在两部诗集中，都有多首献给春天的诗。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米吉安尼对索古政权僧恨至极，他在《低声歌唱》中表示拒绝官方的民族主义宣传。在《寻求的心》里，我看见诗人含着热泪的明澈的目光向着西方，一面怀着敬慕，一面怀着疑惧；正如《沉思》所写，“每一滴悲苦的泪花里都有一个人诞生”，用希望的微光照亮行程，而所经的道路又无处不是坟茔和荆棘。他心灵的创伤太深，矛盾重重，他在希望和绝望中迁回行进。《片断》中写到，一个小流浪儿立誓要做这个世界的“复仇者”，结果在没有找到语言之前就被汽车压死了。我猜想，这是诗人遗下的“途中的镜子”。他生前惟一的诗集《自由的诗》出版后，立即遭到政府的查禁，只有有数的几册幸存下来。他对时代的记录和抗议，惟靠手抄的形式在世间流传。
瓦普察洛夫的反抗是有组织的反抗，是政治革命。苏联成了他的乌托邦。在当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恐怕没有哪一位激进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之神往的。在政治上，瓦普察洛夫有一种坚定性，一种惟古典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抱负；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他渴望战斗，甚至渴望在战斗中死亡。他在《一封信》的末尾写道:
尽管强烈的阳光
会灼伤
我的翅膀，像一只渺小的粉蝶，
我决不诅咒，
也毫无怨言，
因为我知道
迟早我总要死亡。
但是当你死在
大地
开始
蜕去谬误的躯壳，
千百万人重庆新生的时候，
死是一支歌，
是的，那是一支歌!
在我阅读过的诗人中，殷夫，可以说是中国的瓦普察洛夫。为了反抗一个由几千年的传统帝制国家演变而成的现代政党国家，他在中学时起参加革命，两次被捕，遭到惨害时才22岁。他15岁写诗，是一个早熟的天才；虽然比不上瓦普察洛夫的成就，但是，他的诗一样闪射着自由的梦想、青春和激情的光芒。鲁迅称，“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而且强调指出，“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当时，还有一些左翼诗人如艾青等，都是与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的。1949年以来，官修文学史曾经给予殷夫们以很高的评价，其实所取的是政党立场而非人类的、人道的、自由反抗的立场。任何反抗专制统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遗产，都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应当为我们所珍视。可是，近三十年来，我们的学者却无视政治生态的历史和现状，手执非政治化的大棒，把殷夫们几乎全部给打杀了。
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2009年为瓦普察洛夫年。保加利亚的纪念活动十分盛大，国家图书馆召开了研讨会，图书馆和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专题展览，同时发行第五枚瓦普察洛夫纪念邮票，首映一部长达到54分钟片长的纪录片。一个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文学圣徒，获得今日西方和他的祖国如此的尊崇，令我深感意外。由此我确信，只有在民主社会里，在脱离了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度，才可能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维护言论社会的公正性，实现真理的价值——说到底是人的价值。
关于瓦普察洛夫，还有米吉安尼，我国当今的诗坛已经遗忘了他们，许多诗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买的《瓦普察洛夫诗选》，恐怕是最后一个汉译本了，距今快30年，不见重印；而《米吉安尼诗文集》，在书店里消失的时间更长，少说也在40年以上。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据说到了“告别革命”的时代，学界纷纷批判“激进主义”而倡言“宪政”与“改良”，文界也群起倡导“私人写作”和“身体写作”，像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这些曾经寻思反抗和参与革命的诗人，受到普遍的忽视、漠视乃至歧视自是理所当然的了。
瓦普察洛夫在《就义之歌》里写道:
战斗是艰苦而残酷的，
战斗，正像人们所说的，是史诗。
我倒下了。另一个就接替我一一
何必特别标榜一个人呢?
遭到刽子手一一再遭到蛆虫，
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
可是，我的人民呵，因为我们这样的热爱你们，
在暴风雨中我们必将和你们在一起！
可是，谁去接替他呢?谁会热爱他们呢?
我顿然想起，鲁迅恰好也曾用过诗中的比喻，但指的是另外的“蛆虫”，为“文界的腐败”所滋生。他说，这群蛆虫“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当然，鲁迅的评说距今就更久远了，时间足足过去了80年！
2010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