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父亲、我祖父、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这段自述使我对他始终抱持好感，虽然他最后背叛了他的出身，反对农民战争。想想时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然有大队的中国学者对“革命”表现出中世纪式的恐惧，怎么好意思苛求几百年前的一位神父呢！
在农村出生，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地方，无需像哈代那样想方设法加以掩饰；但也无需特别庆幸，因为我毕竟在那里从事了多年奴役性的劳动，度过很长一段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日子。总的来说，农村所给予我的多于剥夺我的；而我，接受它的馈赠显然要比我所付出的多得多。村人大多善良，勤劳，俭朴，谦卑；历来尊重事实，不轻易相信纸上的理论，一生依靠自己，从无奢望；对于社会，唯渴求公正与和平，一旦逼上梁山，却不惜拼死抗争。
即使到了后来，历经30年政治运动的改造和20年商品大潮的冲击而损失重大，农民仍死守着这近于古风的品质。我把这些看作是与土地相联系的美德，除了他们，我不知道有哪一位圣哲可以从知到行为我提供一份做人的可靠的摹本?有一种决定论，按生产方式将人类分出若干不同等级的族群，贴上孰优孰劣的标签，然后规定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样，农民带上可恶的“小农意识”是必然的，被目为天生的自私、狭隘、保守、落后和蒙昧是必然的。如果说，所指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都因为农村世代盘踞着一头名为贫困的怪兽之故。只要想象一下财富的激增如何改变着人类二十世纪的面貌，就可以知道，那种因为遭受剥夺而遗下的巨大的物质空缺，将在众多如袋中的马铃薯一般的孤单无助的小农中间引起何等的恐慌、焦虑和苦痛！
如果存在上帝的话，神性想必为之黯淡，而脆弱的人性如何可能在给出的有限的空间里得以完好的保存，乃致健全的发展呢?多年的乡居生活，使我所受的最为刻骨铭心的教育就是贫困的可怕。且不说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状况因贫困而呈现怎样的窘境，有时，甚至连生产成本也将因贫困而无法维持。于是，这些乡野之人，不得不背弃“热土难离”的祖训，相继逃往城市或是早经规划的“特区”，先后成为“农民工”、“性工作者”、“乞儿”、“滋事者”。现代化进程将使农民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是一个至今无法作出合理预算的问题，充满悬念的问题。面对农民的种种，我承认，我无能为力。
在杂志上见到摩罗的文章《我是农民的儿子》~，深有同感；随之，把近期的大体相类的非虚构的文字凑集到一起编成目下的这个文集。一，作者都是农人的后裔，具有大致相同的底色。二，专一的主题，叙说的都是农村的人和事。三，这些文字大抵没有“风雅”可言。算得是“痛的文字”，然而比起生活不堪承受之痛，毕竟轻浅许多(关于改革，政治家尚有“长痛”、“短痛”之说，文学家却讳言疼痛，此乃一大悖谬)。比较之余，我是不能不为自己，同时也为同行深感愧祚的。
母亲去世已经两年多，未尝为她写下半点纪念的文字；原想编就这样一本书献与她的魂灵。然而此刻又不禁踌躇起来了。作为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母亲生前对我的撰述一无所知，有一次小妹告诉我，说她在家里居然把我的一种多达80万字的著作一页一页地翻完，然后准确地说出并且记住了全书的页数！母爱是如此地盲目而伟大!当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把书做了出来，而像我母亲一样深爱着我们的、终年在土地上辗转劳作的广大的人们却无缘阅读，它的意义何在?即使有坐着宝马在大街上驰骋，或牵着叭儿狗在马路倘徉的幸福的人偶尔生了光顾的兴趣，难道不觉得有违编撰的初衷吗?
然而，全书已经编讫。想到世界上有着许多悖谬的事，或许悖谬正是事物存在的合理方式也未可知，那么，由它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