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京都时，赁居于吉田山东侧、银阁寺道旁的小木楼，离学校很近。下雨天不骑车，步行穿过山中，经神乐冈町的小道，在今出川通旁的地藏菩萨跟前拐弯，从学校东面侧门进去。比平常骑自行车沿今出川通走的那段要起伏有趣，山道两边多民宅、花圃，十分宁静。据说王国维曾住在神乐冈町八番地某处。1900年年底，二十四岁的王国维曾到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1911年辛亥革命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又携家眷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王国维在《丙辰日记》中道：“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1913年3月26日王国维致缪荃孙书信有云：“半月以后，移居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背吉田山，面如意岳，而与罗、董二公新居极近，地亦幽胜，惟去市略远耳。” 据师长前辈口耳相传，神乐冈八番地的旧居今已不存，被一座新宅院取代，住着一户金姓韩国人家。同志社大学的钱鸥先生曾道：“有一次，我带北大的陈平原夫妇去看王国维的故居，这家的太太从屋内的屏幕看到我们一直在房子外指指点点，就跑出来问我们。我就告诉她是这样一回事，她听了显得很惊讶也很高兴，带我们进屋内参观。”
神乐冈八番地当年“去市略远”，如今虽走几步即有超市、便利店，然而仍极幽静。半山腰有一家门面朝大文字山的朋友书店，专售东洋学相关书籍。刚来时见到仓库门口堆满的中国图书公司的纸箱，很觉亲切。店门很窄，内有书室两间。外间靠墙两排大书架，中间一排，角落散置数处小书架，多为文史类书籍，亦多京大人文研究所的学报和这家书店自己出版的影印本、学者论著。内间多小说、戏曲、方志、诗词，搜罗之广不逊国内旧书店。但中国大陆图书因是进口，价格自然也高，多为原价的两三倍，甚至更昂。柜台里是一间办公室，三两位工作人员埋头理书，见有人来，会默默出来为你开灯，又悄声回去。室内堆满书籍，书架间仅容一身挪转。墙边有折叠梯，可自取。店里客人很少，非常静。我常常只看不买，觉得不好意思时也买过几本图书目录。还有平乐寺书店出版的掌中版《东方年表》，大谷大学的藤岛达朗、野上俊静编，到2007年已是三十六次印刷，店里标价四折。
某个下雪的夜里，放学回家。本已走过一段，却又被店里柔光照拂的书墙吸引，转身过去。角落里有些书本久无人光顾，覆了薄薄尘灰，不知它们几时到此，又与我相遇，心里一动。那两本价格并不低的《国朝宫史》和《国朝宫史续编》就是在这恍惚间买下。
每年11月京大的东洋史研究会，朋友书店都会在会场摆书摊。有大量中日两国出版的经典图书，折扣虽然不多，但琳琅满目，氛围极好。有些国内出版的文史图书，印数不多，也较冷门，这里却能第一时间见到。曾向店家赞叹进书速度，主人土江洋宇淡然笑道：“这是自然。我们店跟中华书局有来往，每次都是从北京那边直接进货。不谦虚地说，书局的书，我们这里的搜罗速度也不比大陆一般旧书店差……”
这位土江先生是朋友书店的第二代主人。创业者——他的父亲土江澄男先生毕业于京大法学部，最早在大安文化贸易公司工作，对中国图书、中国出版业很感兴趣。大安公司今虽已不存，却在中日出版交流史上留下过重要痕迹。1951年，大安书店创业，主营中国书刊，通过中国的国际书店进口图书。1955年，大安文化贸易有限公司成立。大安公司不少人与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共产党关系甚密，也不乏对“文革”抱有支持态度者。上世纪60年代，大安引进不少与“文革”有关的报刊书籍，也出版了一些日本学者支持“文革”的论著。当时在日本经销中国图书，是风险很高的生意。据何明星《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一书记载，大安书店经理小林实弥曾因向中国出口书刊，被日本警方拘留。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长小则正元也曾因发行中国出版的《人民日报》，被日本当局以“宣传赤化”为由，判处五年苦役。日中友好协会向大安施加压力，命他们停止进口、销售中国书籍。1969年，大安宣布倒闭，而大安出身的很多职员却将中国图书带到各处。土江澄男在京都开创朋友书店，小林实弥等人在东京开创燎原书店，原大安职员关敏昌在东京开设满江红书店。现在燎原书店仍是东京中国学的重要坐标，虽然店主称经营艰难，不如从前。
土江澄男在1988年纪念中国国际书店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提到当时日本畅销中文书的目录：
1958年，我很幸运能在与国际书店有贸易关系的大安公司京都分社找到了工作，从此我与国际书店的关系更密切。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成就开始在出版界反映出来，这期间发行了几百种古籍，相继出版的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水经注疏》《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国语》《战国策》《资治通鉴》《李太白全集》《杜工部全集》《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陔馀丛考》《二十四史考异》《少室山房笔丛》《蛾术编》等等。这个时期还公布了古籍出版十二年计划，其内容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示出版文化的远大前景。
朋友书店初在宇治，不久迁到神乐冈町。那是1973年，当时洋宇先生才小学二年级。虽地处幽僻，但离京大很近，很快成为文史专业师生日常光顾的地方。后来在北白川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南侧又开了家分店，彼处以考古、辞典等大开本书籍见长，亦多古籍。土江父子做生意很有些老派人的作风，店里到了什么新书，会通知老主顾。哪位老师哪个研究所感兴趣，他们会将书亲自送上门。90年代初期戴燕在京大时曾见此景：“隔一两天就会见朋友书店的人到研究室来送书，送书人面目清秀、西装笔挺，肩上扛重重的一只大纸箱，挨个敲门。起初我想不到这便是老土江的儿子。后来熟一点，知道他的任务是出外勤，每天开车去学校、研究所或人们家里送书。”（《在京都卖中文书》，见《买书琐记》，三联书店2005年版）
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南侧的分店
土江澄男与京大众学者交谊颇厚。吉川幸次郎过世后，他写过一篇追忆文章，录之如下：
四五天前，贝塚茂树先生到店里来，从他那里听说了一个坏消息。四月八日凌晨，吉川幸次郎先生遽然辞世。前夜骤雨乍停，蓝天虽有太阳，却是薄寒天气。我们住的银阁寺、哲学之道、北白川一带的樱花开得极好，也正是这样的日子。
回想起来商人（中国书籍进口生意）与客人之间二十余年的情分，实在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说尽。
首先想起来的，是京都大学文学部二楼的研究室。被锐利的目光凝视，对方用低沉的威严的声音缓缓说着事情。内容虽已忘记，那种很紧张、脊背冒冷汗的感觉却记忆犹新。后来先生退休，住在离银阁寺很近的地方，离我们店也很近。这七年里，时常到店里来。我也到先生府上拜访过。脊背冒冷汗的紧张感虽然没有了，但因为不开玩笑也不闲聊，所以那种挥之不去的紧张感仍然能够记得。
前年春天，先生感冒，卧病数日。我登门问候。不久恢复后，先生缓步来到店里，右手慢悠悠拿出一只纸包，道：“谢谢你来看我，我太太跟我说了。这个给你孩子吃吧。好像挺容易化的，请放到冰箱里吧。”那是白川通的法国点心店“Dong Co”家的冰激凌蛋糕。先生回去后，我心里虽然很过意不去。但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令我很开心。
我们这样做卖书生意的，和相当多的大学老师有来往。其中也有对我们冷眼相待的。而吉川先生却始终如一，平等相待，言辞亦极亲切。且很多老师退休后购书数量明显降低，而吉川先生却连报纸杂志都要亲自过目。对中国的新刊出版动向也很留心。订购的书送迟了，也仅是委婉地提一句而已。
从书商角度来看，先生确实是杰出的研究者。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先生在守夜时道：“感觉一个时代结束了。”
当晚，我感觉寂寞，饮酒到深夜。四月九日乃先生私葬之期。终日霖雨不停。［1］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一生著述、翻译极丰，京都大学文学部至今仍有研究班整理其遗稿。他少年时结识亦师亦友的青木正儿，对其一生兴趣所向影响深刻。十九岁高中毕业的春天，游历中国江南，对中国文化更为倾慕。在京大文学部读书时，跟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学习考证学、汉语、中国古典文学。1928年到1931年间留学北京，回日本后到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工作——即今天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兼任京大文学部讲师。为彻底融入中国，当时他与前辈仓石武四郎同穿长衫马褂，同说汉语，同用汉文写论文。他1932年结婚，终生居住在京都左京区，写过不少回忆之作，如《白川记》《田中记》《白川庐怀旧》，情味深切。1979年任中国文学研究者访华团团长，在中国访问三周。次年4月8日病逝，葬于京都东山区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大谷本庙。他弟子众多，竹内实、清水茂、高桥和巳、笕文生、笕久美子、兴膳宏……惠风桃李，绵延不绝。哲嗣吉川忠夫先生继承家学，出身京大，专业是中国中世思想史，2009年起任日本东方学会会长。
土江澄男提到的那家法国点心店创业于1905年，在全国都有分店。京都北白川这家至今仍在，离我住处不远，烤面包尤其出名，偶尔也会买来吃。
吉川幸次郎大正九年（1920）九月开始在第三高等学校念书，租住在北白川追分町一户农家二层小楼内。那时候，百万遍东北角还没有什么人家。东面北面农田俨然。他日常爱在白川疏水道旁散步，水田蛙声一片，傍晚可见爱宕山被夕阳染作金色的轮廓与知恩寺巨大的屋顶。等到他留学中国回来，京大农学部已建成，市内电车也开通，风貌大变——如今屋舍密集、车水马龙的百万遍，近百年前竟如此荒芜过。他住在北白川东小仓町人文研究所北面不远的地方［2］，那里离点心店“Dong Co”（此名来自堂吉诃德，即Don Quixote）不算远。若从家中去买点心，再步行到神乐冈町的朋友书店，约略五六百米脚程。那时土江澄男也是静静坐在里屋埋头整理图书么？听到拉门声响，是吉川先生从怀里拿出一盒点心？
往事并未远去，皆有迹可循，亦可怀孺慕之思。
土江澄男与铃木虎雄也有交情。铃木先生过世后，藏书大部分移到京大文学部图书馆，个人手稿及友朋书札一直装箱保存在家中书斋内。后因铃木先生的孙子需用书斋作学习房间，长子铃木泰平即决定将父亲的手稿信札托付给土江澄男。数年后为整理出版，才将手稿要回。信札仍留土江处，其中有王国维的七封书札。1995年，土江澄男将此寄赠京大文学部博物馆。学者钱鸥曾整理此七封佚札，并据此考证王国维客寓的具体地址（见《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常常穿过吉田山清幽的小道，到朋友书店逛逛，或者去真如堂的廊下默坐一时
土江澄男过世后，其子洋宇继承家业。生意虽无大差别，本店的出版业亦颇顺利，但洋宇先生坦承：“我做这生意只是纯粹的继承父业而已。对中国文史、出版学等等，我并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也谈不上太多心得。”类似的话常能从旧书店主人口里听到。某某书店的夫人继承亡夫的产业，却道：“我对书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看书。但是丈夫喜欢，我必须守着他的家业。”某某书店主人从岳父那里继承产业，也道不爱读书，只为生意，且家道艰难，着实无味，却也无法云云。家族继承制使这些旧书店暂无消亡之危，但前景仍渺茫：接下来还能继续几代？自来京都不唯旧书店，还有许多和果子店、和服店、竹器店等等，主人突然辞世，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只好骤然关门。平安神宫附近有一家口碑很好的拉面店“一番星”，主人森川良平二十岁出头即学做拉面。当了几年学徒后自己尝试做，先从手推车路边摊开始，不久有了自己的铺面，到今天已过去四十余年。他家最为称道的汤头，在这四十余年中从未断过火。他只有两个女儿，长女已嫁到外地，次女年逾三十仍未婚嫁。他很想招婿，将店号传下，但次女对此似乎并不以为然。他只好每每长叹，羡慕京都另一家五十余年历史的老拉面店ますたに顺利找到继承人。
2011年春天我搬离旧居，迁至北白川附近，渐少去神乐冈町的朋友书店。去年秋来虽忙于论文，然每周仍能坚持安排数日到人文研究所抄书，看窗外橘柚转黄，经冬不落。常去那家分店，那里人更少，空间比总店开阔，常令我疑心身在北京，以为出门就是隆福寺或灯市口。黄昏店里要下班，走出去在隔壁张一元买包茶叶，不要贵的，拎在手里慢吞吞回家去。平时在学校，吃过中饭，到吉田山散步，走着走着就到店里。仍舍不得买什么，站在那里看，直到饱足方离开，只低声说句谢谢。
朋友书店
地址：京都市左京区吉田神乐冈町8番地 电话：075-761-1285 传真：075-761-8150 营业时间：本店9:00~18:00 分店10:00~17:00 节假日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