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以为能通过声音来沟通，但沟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常常会出现各种的误会和歧义。假如不通过语言，而是通过音乐等非语言的方式来沟通，如何可能？谈到声音，难免要想到耳朵，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听众，那么，作为个体的听众我们如何有权或者在什么状况下可以去聆听呢？
我想起很多年前去布拉格观光，参观一座山上的城堡。游客特别多，我于是就跑到城堡旁边的一个教堂。很奇怪，我好像走进了一个私人住宅一样，尽管这个教堂有一个非常大的大厅，还有很多的厅房，但是你不会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这里游客不多，偶尔看到一两个人闪过。走着走着我忽然听到一阵音乐，是弦乐四重奏。那种感觉很奇怪，因为教堂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有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各个时期的印记，在这样一个电影里面才看得到的欧洲城堡的角落，远远地传来弦乐四重奏的声音，感觉很奇妙。循声走过去，在一个房间里我看到有四个人果然好像在演奏弦乐四重奏，但其实并不是在演奏，因为并没有听见什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当时那个场面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我开始想，以前的人怎样听这些音乐，在什么环境下去听这些音乐？我们今天的人要听音乐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对古人来说，音乐只发生在特别的场合，是一件需要去等待、去遭遇的事情。因此，我就在想，在这样的不同环境中，我们的“听”是不一样的。我们用耳朵去聆听，但是我们的耳朵听到什么、怎么听，可能也是跟时代的变化有关的。因为即便是我们的感官，也有它的文化制约的部分。我们的耳朵不仅是器官，而且还是文化上的官能，接受不同文化对它的制约。而文化是在历史之中演变的，会受到一定历史环境、不同时空的限制。因此，我们的耳朵总是在不同的历史、国别、地域流变的一种文化官能。这就是现在我要探讨的一个主题。
音乐没有成为艺术之前
古典乐迷都知道，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古典音乐界出现了一股“古乐”潮流，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特别的音乐演奏模式和门派。“古乐”潮流非常火，人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听到真正的海顿、真正的贝多芬。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百分百地复古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耳朵不一样了。我所说的耳朵，当然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耳朵，而是指文化上听众的功能和角色已经变了。任凭怎样复古，你还是不可能听到巴赫年代听众所能听到的巴赫，因为听众已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不可能听到当时听众耳朵里听得到的那种声音。
古代人的耳朵是一种什么样的耳朵呢？那是一种备受权力节制的耳朵。因为在以前，音乐不是给大家“听”的，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和宗教功能在里面。比如在中国古代，“乐”是国家大典，是一种礼仪，一个祭祀，是政治上很重要的事情。而以前的宗教音乐也是可以完全没有听众的，他考虑的只是演奏者，演奏者本身是最重要的。假如我是个天主教徒，通过演奏者所要表达的，就是对上帝的崇高敬意和赞美，如果有听众的话，这个音乐只有一个听众，就是神。这种音乐跟祈祷一样，它不是一种表演，不是表演给人看的，演奏本身就有其目的。
我们今天音乐的聆听者所要听的是一种被认为是艺术的东西，但是当艺术还不存在的时候写出来的音乐，我该怎样去听呢？我们今天总是觉得音乐必然是艺术，然而并不是这样。比如，中国古代的编钟音乐从某种程度上说就不是艺术，甚至天主教的圣诗都不叫艺术，因为它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艺术品，它的作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艺术家。而我们还相信，“美”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没有任何功利用途，它就是为美而美。同样，艺术就应该是为艺术而艺术，它不能跟金钱、权力等其他东西有关系。如果一个艺术家老是去画政治素材，我们就觉得不像话，这还能算是艺术吗？
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想法，我们以前是没有艺术的，因为以前的艺术都有非常明确的服务目标，宗教的、政治的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比如，希腊神庙中的石柱，人们建造它时是单纯地为了艺术吗？显然不是。这些现在被我们所认为的艺术品，原来都有自己非常实际的目的。只有当我们有了艺术，独立于世界上所有其他事物，它的逻辑是为美而美，甚至是我们的眼睛、感官都有了一种审美能力的时候，艺术才诞生，而艺术诞生的标志就是博物馆。当然，我并不是说古人完全没有审美眼光，但是那个时候的美是一种装饰性的美，并不是为美而美，有别的目的。哪怕我们中国古代的文人画也不是为了美而画的，古琴不是为了美而弹的，而是有别的作用存在。
同样，我们的耳朵、我们听到的音乐也经历了类似的进化过程。以前音乐是一种有实际功能的东西，到后来音乐才开始慢慢变得独立，开始变成一种容许听众去欣赏的东西。比如巴赫的音乐，当他写这些音乐的时候，有很多其实是舞曲，是用来在宫廷跳舞的。但是在今天，我们不会把巴赫的音乐当作舞曲，不会放巴赫的音乐来跳舞，我们今天把巴赫的音乐当作“音乐”来听，而不是跳的。
从现代听众的诞生到音乐艺术的形成，音乐由一种有实际功能的东西变成一种可以欣赏的艺术，这个过程经历了逐渐的转变。在巴赫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听众，他的听众只是宫廷贵族、教会人士，是一些权贵。直到莫扎特的时代才开始出现了真正的听众。莫扎特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所谓旧，是指听音乐的人只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圈子里，音乐对这个小圈子而言是礼仪性的，是用来跳舞的，到了后来才慢慢变成可以欣赏的，王公贵族们竞相请音乐家为自己作曲。所谓新，是指新的中产阶级已经出现，他们对音乐有爱好，想独立欣赏音乐的人开始出来了，于是开始出现了音乐会，但还不是很普遍，或者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独立的音乐人。
在莫扎特的时代，音乐家的地位并不高，尽管贵族大公们非常喜欢莫扎特的音乐，但是真正在讲究社会地位的场合他却并不重要。比如在宫廷请客的时候，他不得不跟园丁、仆人们坐在一起。所以，莫扎特非常厌倦为王公贵族做御用的音乐家，于是他跑了出来，要做独立的音乐家——他很可能是古典音乐史上第一个独立出来的音乐家。他把作品卖给出版商，卖给当时为数不多的音乐厅，找机会排演自己的作品，靠门票、版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结果饥寒交迫而死，也就是说市场没办法养活他。
到了贝多芬的时代，整个情况就变了。独立的市场出现了，贝多芬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他甚至可以在柏林的大街上看到皇帝的马车过来而不让路。当大家都按照规矩给国王的马车让路并鞠躬行礼的时候，贝多芬非常不屑，继续大摇大摆地冲着国王的马车走过去，逼着国王的马车让到一边。这个故事说明音乐家的地位提升了，音乐作为艺术的存在被确认了，艺术独立出现了，一种听众，为音乐而音乐的听众来了。
现代音乐家诞生的背后，更重要的是现代听众的诞生，新的听众听到音乐的时候，没有想到任何功利的目的，他不会联想到我听到这个声音该怎么做，听到这个声音就该在心里面对神充满感激……他只是为了听的享乐而听，他为了快乐、为了喜悦而听。一种崭新的聆听模式出现了。这种新的聆听模式的出现，才使整个音乐的模式开始变化。
我现在所讲的实际上有两条线，一条线是音乐的诞生，艺术的诞生，另一条线则是听众的诞生。而听众的诞生，换个角度来说就是聆听“民主化”了。过去只有很少的人能听到音乐，现在能听音乐的人多了，民主化了，但是权力仍然不完全在“听众”的手上，聆听仍然不是民主的。为什么呢？因为听众被要求守规矩，尤其在20世纪初期，尤其在听古典音乐、严肃音乐的时候，规则成立了。比如说我们听古典音乐会要注重礼仪，鼓掌不能乱鼓，不能吵闹等等。我们非常规矩，因为听音乐被认为是去朝圣，是去圣殿，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在这个圣殿里面我们要把一切干扰排除，在音乐之外，其他所有的声音都被排除在外。史无前例地，我们现代人的耳朵被独立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耳朵这个感官被训练得非常敏锐，非常关注地听舞台上发出的声音。这是一个慢慢被圣洁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听众不可能是民主的，因为他受到种种礼仪上或文化上的规约和限制，他甚至是被要求的，要求耳朵要经过训练，能去欣赏一个严肃的古典音乐作品。音乐对我们的要求变得非常非常高。
现代听众的困境
以前听音乐或许是件一辈子就只遭遇一次的事情，比如听一位名家在某个特定的场合演奏，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无限次地听一位名家演奏，我们的耳朵已经变得非常随意、变得漫不经心了。我们今天变得更民主，权力归于听众。
整个现代音乐聆听史就是一个权力被不断下放到听众手中的历史。于是听众的地位越来越高，一开始在现代音乐会里面受到限制，但是随着现代机器复制条件的成熟，唱片的流行，我们越来越有权力去处理我们的音乐，甚至可以去控制音乐，比如乐音的大小可以调节，甚至连快慢也可以调节，整个权力都在听众的手上。我喜欢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我不再需要去音乐厅乖乖地坐着听，而且这个声音我还可以带着走，“随身听”。
当我们随意宰制音乐，当我们的耳朵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权力与自主权的时候，我们对音乐也就有了一种比较无所谓的态度。以前听音乐是一种需要我们非常专注的事情，但是当音乐可以被带着走的时候，音乐不再是主角，它变成了类似于电影的配乐，成为一个背景。再后来，音乐变成了我们的手机铃声，一个完整的音乐被我们抽离出一段当作电话铃声。我们把音乐宰割成一个片断一个片断来听，变成一个电视的主题曲，变成一个广播节目的开场音乐，甚至变成我们商场的背景音乐，咖啡厅的背景音乐，连走进电梯都有音乐。
以前的人一辈子或许只有一次能听到正正经经在他面前演奏的音乐，而我们现在则是无处不在地被音乐包围着，被无数的声音包围着。我们似乎比以前民主多了，似乎非常自主。听众第一次能够取代演奏者、取代音乐家成为主角，这种主角不仅是指在家的自主，而且指现在的听众还真的是舞台上的主角。
比如有人用各种速度去扭曲原来音乐正常的速度，完全体现听众的权力，这就是DJ。DJ是什么？他不是一个传统的音乐家，而是一个听众。他不一定比我们更懂得做音乐，但是他相信自己比我们更懂得听的艺术。DJ之所以能成为现在音乐界里的重要人物，就是因为他能通过他的听的艺术来调节场上的情绪与气氛，他主要不是靠自己做的音乐，而主要靠现成的音乐进行组合。DJ就是我们现在听众权力无限扩大的一种象征，他把聆听变成一种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艺术，甚至可以出唱片，那些唱片只是他听的东西，而不是他创作的东西。吊诡的地方就在于，在听众的权力无限大的年代，听众的耳朵无限制的年代，我们却开始陷入一种困境：我们开始不太能听懂音乐了，或者从极端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再拥有耳朵的自主权了。我们现在被声音不断地包围着，我们逃不掉音乐。
以前的人是想听而听不到，我们是不想听而做不到。有谁试过从早到晚一整天没有听过音乐？不可能！你只要用手机你就听到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人在强迫你听音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耳朵又变得很没有权力，很不自主，我们受到了限制。我现在发现，在很多城市即便是坐出租车都要被迫听音乐，你完全不自由，被它宰制。在几乎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里面也在不断制造这些声音，包围我们，压迫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耳朵就开始麻木了，就好像是一个味精吃得太多的人丧失了真正的味觉判断能力一样。我们今天已经变得不容易去听音乐了，尽管从早到晚我们都在听音乐，但是真正什么也不想、专心坐在那儿听一首曲子或一个人的作品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我们做不到，我们连这种专注都失去了。
今天听众的权力真的民主化了，但是同时又丧失了自我。我们又丧失了对耳朵的自主权，我们的耳朵被人重新打造成一个输入的器官，接受各种各样的暗示。我们的耳朵变成了一个任人宰割，而且是直接通向大脑宰割的通道，或许我们现在眼睛的判断力被训练得十分敏锐，或许仍然有理性，但耳朵恰恰是最脆弱、最敏感的器官，去接收各种各样的讯息、指令，让这些进入我们的潜意识。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抗拒，如何去分辨。这就是现代听众的悲剧。
* 根据2009年5月16日东莞“华语之巅文化周末大讲坛”讲稿整理。